长沙会战
长沙会战的真相是什么
长沙会战共四次，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前，1938年11月13日，日军攻占岳阳，距离岳阳尚有130多公里的长沙当地驻军，在仓惶之中奉蒋介石“焦土抗战”的密令，于凌晨2时在长沙城内数百处同时放火，使全城成为一片火海。长沙大火焚烧了三天三夜，全城被焚十分之九，烧毁房屋5万余栋，烧死百姓三万余人，数十万百姓伤亡或无家可归。
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10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国民党军24万对付日军12万，日军攻至长沙城下，击溃国军10余万，因担心伤亡过大而主动撤退，第二天，得知日军撤退的消息后，薛岳下令反攻，趁机收复失地。国军伤亡4万余人，日军伤亡3千余人。——战后，薛岳向蒋介石报告大捷，蒋问俘虏缴获情况，答曰：无。蒋某人气的肝疼，但为了不影响士气，只好捏住鼻子认了这次“大捷”。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9月17日——10月6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国民党军30余万对付日军约10万，日军连续发动猛攻，仅以伤亡不到7000人的代价，连续击溃薛岳4个军，并攻进长沙，后因准备太平洋战争而主动撤退，国军趁机收复失地，双方恢复战前状态。——战后薛岳不好意思宣称大捷， 蒋问俘虏缴获情况，答曰：俘虏8名。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23日—1942年1月6日，第三次长沙会战，国民党军30余万对付日军第3、6、40师团和14旅团共12万(还有资料称第40师团和14旅团并未参战，因此日军参战总兵力为5万多，这个数据待证实).国军采用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略，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日军，取得长沙大捷。这次日军伤亡虽然只有6000人，但确实是被国军打退了。因此薛岳再次向蒋报告大捷，共毙伤日军5.6万人。 蒋查看缴获日军枪支，发现竟然是“中正式”，于是大骂薛岳“谎报战绩连脸都不要”。
第四次长沙会战
也被称为长衡会战，这次会战，日军28万攻国军30余万，6月16日，日军抵达长沙城下并发起进攻，19日攻占长沙，被击溃的国军主力仓皇溃逃，导致衡阳守军孤军无援，战败投降。这一次，“谎报战绩连脸都不要”的薛岳也实在不好意思称自己是大捷了。——不过这并不能阻止比薛岳更不要脸的果粉们把衡阳保卫战吹嘘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之战”，虽然我的记忆里，斯大林格勒我记得投降的是保卢斯而不是朱可夫……
长沙会战日军偷走国军什么机密？
涉及战略要地的地图都有编号并特别注明“军事机密”字样
30张发黄的老地图上大多有些水渍的痕迹。说起这些地图的由来，成洋告诉记者，8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家古玩市场转悠时，看到一位老人在兜售侵华日军使用的军用地图。“我想着这些地图不仅具有收藏价值，而且有警示和教育意义。就硬缠着那位老人，最终买了下来。”
30张地图中，有17张的背面有某测绘局收藏的印章和收藏文件编号。“这些地图当时既能作为民用地图，也可作为军用地图使用。”成洋淘得这些地图后，曾找到湖南省测绘局有关专家鉴定，专家们都称这些地图绘制真实可靠。“可见当时日军为侵略中国，在侦察和勘测上下足了功夫。”
这些地图主要涉及长沙城区和长沙、宁乡、浏阳、湘阴、益阳、沅江、平江、湘潭等周边地区。有长沙城区、青山市(今长沙县青山铺镇)、金井(今长沙县金井镇)等战略要地等10张地图特别注明了属于“军事机密”字样。同时，这10张地图也有编号，长沙城区地图的编号为“长沙九十一号”，宁乡县地图编号为“衡州一号”。
每一张地图上都注明了测图、制版和印制时间，如长沙城区地图就标明是中华民国8年(1919年)测图，昭和13年(1938年)制版等字样。测图时间最早的是中华民国8年，最晚的为中华民国26年(1937年)，时间跨度18年。其制版和印制时间最早的为中华民国9年(1920年)5月印制，最晚的为中华民国34年(1945年)6月印制，时间跨度25年。其中，大部分地图在1936年至1938年印制。
“待地图印制完毕，日军发动了长沙会战。1939年9月，日军突破汨罗江和新墙河两道防线，从东、北两个方向直扑长沙而来，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成洋认为，日军前后发动3次长沙会战，绝对不是打到哪儿是哪儿这样简单，确实是依据早前准备好了的地图有备而来。
日制老地图用五万分之一比例尺标明橘子洲头东边对岸码头
30张地图上清晰地标示了不同区域的等高线、标高及战略要冲和交通要塞，就连散落的村庄、独居的农舍、山间羊肠小道、平地小沟渠及其通向何处等也无一不在标注之列，足以说明早在长沙会战前，日军就对长沙及其周边地区资源、文化、兵要地志进行了大量细致、隐蔽的侦察。
“长沙九十一号”地图标明了水陆洲(橘子洲头)东边对岸所有码头，其中，连接长沙东西两岸、位于橘子洲头上游(当时此段叫牛头洲)的渡口作了特别注明。地图用的比例尺竟是五万分之一，也即是说，地图上的1厘米等于实地500米。“在作战地图中，这是20世纪最精密、最实用的了。”湘江东岸的重要街道都作了标注，湘江西岸的一座山丘、一条小溪、一个村庄、一块水田、一条小路、一座庙宇、一片树林……都在图上画得清清楚楚。地名一律用汉字，山顶制高点和山腰等高线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标明了若干米，所有道路也都标明了分段里程……
在这张地图上，现在位于金源大酒店南边的小林子冲路的东端连接着梓园路。4月30日，记者依据这张地图，很快就从小林子冲路走到了梓园路。“可以说，长沙老城区的主要格局与当年没有什么变化，一些老街老巷都在这张地图里有标注。”成洋多次依照这张地图在长沙老城区穿行，“几乎没有失算过，不得不惊讶日制‘老地图’的精密”。
1942年1月1日凌晨5时，长沙东郊失守，日军开始集结兵力攻击阿弥岭阵地。战况非常激烈，激战中，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只能向侯家塘、小林子冲边打边撤，撤退中，日军居然从一条小巷奇袭抄了国民党军队的后路，致使一个营的国民党军队几乎全军覆没。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与国民党守军在长沙城区的开福寺、上潘家坪、唐家巷、上大垅、湖积渡等处发生了激烈的拉锯战和巷战，而这些地名在这张地图上一眼就可以看到。
在这些地图中，有一大部分是紧邻长沙东、北两个方向的重要关隘和乡镇详细地图，如浏阳市的镇头镇、永安镇，长沙县的金井镇、安沙镇、梨镇等。三次长沙会战，日军都是从长沙东、北两个方向进攻长沙，几乎每次都是从这几个乡镇狂奔而来。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一路从金井镇驻扎到了长沙东部永安镇，另一路从安沙镇打到了捞刀河镇。1941年12月31日正处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白热化阶段，日军第3师团一路急进，到达梨镇后，就直接徒步从磨盘洲渡过了浏阳河，兵临长沙城下。“这些都说明日军是依据长沙周边乡镇的地图发起进攻的。而且，每次战败后，他们也是依据这些路线有条不紊地后撤。”成洋说，他看过不少三次长沙会战的资料，发现日军进攻和撤退的路线“惊人的一致”。
日军是如何绘制长沙地区地图的，至今还是个有待破解的谜
据离休老军人章明回忆，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对八路军等部队限制提供地图，而且国内绘制的地图远没有日军地图精良，因此，从抗战时期起，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使用的作战地图，多是从日寇手中缴获来的。每次战斗打败日军，首先是抢占他们的电台，然后是搜缴他们的地图，缴枪倒是其次。“当时，缴获的日本军用地图范围很广，可以覆盖整个中国领土;数量也非常大，几乎每个团都可以配一幅完整的中国地图。”
长沙地区处于中国腹地，为什么日军能弄得一清二楚?日军的这些军用地图到底是怎样绘制出来的?这项庞大的工程是怎么完成的?成洋说，这至今还是一个值得研究、有待破解的谜。
当时侦察卫星还没发明，飞机高空摄影技术也十分幼稚。成洋猜想，日本人应该是主要靠手工操作的方式完成测绘。这就必须派遣大批特务间谍，收买汉奸，窥探五湖四海，窜遍中华大地，收集资料，窃取情报，年复一年，才能“大功告成”。
那时，国民党当局关防不严，国内护卫不力，也给了日寇可乘之机。“这种处心积虑、不惜一切的狂热，恐怕在世界间谍史上也是空前的，或许日本特有的‘武士道’和‘忍者’才有这股邪劲儿。”成洋说。
“作战地图本是日军的侵略武器，有了它们，日军才会对我国地形了如指掌，长驱直入，如入自家庭院。”时至今日，大批军用地图肯定还整套地在日本珍藏，只需借用最新卫星侦察手段加以修正完善，就可以制成符合我国现状的新版本了。
“收藏地图就是收藏历史的瞬间，妄改历史也罢，篡改教科书也罢，地图会原原本本地圈点出岁月的痕迹，战争铁证白纸黑字，这些地图为驳斥当前一些日本人否认日本侵华历史，又提供了一件历史铁证。”成洋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