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的导火线为何是朝鲜？

　　放宽历史的视野来看，《江华条约》的签订，对于清朝而言，它对未来局势最大的隐患并不在于日本通过建交而可以名正言顺地使自己的势力渗入，而在于朝日双方对彼此政治主体资格的认定。《江华条约》第一款开篇就写明：“朝鲜国乃自主之邦，拥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实际意味着宣告朝鲜对中国在形式上的“藩属关系”至此废除。日本借此具有近代意义的国际条约，强化朝鲜“独立政治主体”的地位，而借此排挤清朝的影响。

　　但是，对清朝的统治者来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仍然坚信自己作为“宗主国”地位不可撼动。所以《江华条约》的签订也并没有遭遇来自清朝的阻力。梁启超后来在《李鸿章传》当中，重提此事，并痛心地说：“中日之战，起于朝鲜，推原祸始，不得不谓李鸿章外交遗恨也。”康有为弟子罗惇融在《中日兵事本末》一书也提到，后来日舰在仁川一带测量朝鲜海岸，“中国视之漠然也”。

　　袁世凯在朝期间，把中国的宗主权提高到了极点，对朝鲜的控制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各个方面，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与此同时，为了强化中国宗主权，他有时不免会采用一些高压或过激手段。清廷内的张謇、张佩纶等也曾攻击袁世凯“侈然自大，虚骄尚气，久留朝鲜，于大局无益”。

　　另一方面，朝鲜独立自主的愿望日益强烈，一些人士对积弱不振的大清王朝也有了逆反情绪。哈佛大学毕业的美国人墨贤理受清政府委托，接替被换回来的穆麟德，出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他看到了朝鲜国内对清廷的一些态度，不免忧心忡忡：“现在只是使用武力才能控制他们(朝鲜)，而他们一遇机会便想法摆脱这种控制。”对于袁世凯，他后来在写给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的信中说：“我已看出朝鲜人对他的恶感日益增加而对中国的恶感也与以俱增。”袁世凯的强硬姿态也引起了朝鲜国王和一些大臣的不满，1889和1890年，朝鲜国王李熙三次上书，请求清廷撤袁世凯。但李鸿章力排众议，不仅让袁世凯继续留朝任职，并于1890年2月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评语。

　　这时，日本方面也觉得朝鲜情势与之前的判断有差异。“他(大鸟圭介)一进入汉城就已感到和从本国出发时所预料的情况有所不同，朝鲜国内出乎意料地平稳，中国派去的军队只是驻扎在牙山并未进驻内地”，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后来在其回忆录里写道，他也意识到日本眼下“已成骑虎之势”。他转而又说：“考虑到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成败的关键完全取决于兵力的优势，所以决定仍按政府原定计划迅速先将预定的混成旅团派往朝鲜为万全之策。”于是，日本混成旅团第一批先发部队开始在仁川登陆。

　　日本大举增兵，又惊动了清朝。6月15日，袁世凯与大鸟会谈，双方初步达成双方不再增兵的口头协议。同一天，日本召开紧急内阁会议，日方认为：朝鲜的农民骚乱尚未彻底平定，此时不应立即撤兵，而应该帮助朝鲜彻底整顿政治，以断绝再次骚乱的祸根。于是他们又提出一个新方案：要求大清国和日本一起“改革朝鲜的内政”。这样实际上也给自己找到了继续留在朝鲜的理由——日本的方案当然遭到清朝拒绝。清国强调，“朝鲜内乱已经平息，朝鲜内政改革应由朝鲜内身解决，清日两国应该立即撤兵”。

　　6月22日，日本政府向清政府发出“第一次绝交书”，声称：“设与贵政府所见相违，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此后，便着手开始单独改革朝鲜内政的策略，并向朝鲜增兵。第二天，第一批上陆的混成旅团主力在京城完成集结部署。而6月25日，第三批清军在牙山登陆，驻朝清军总数达到2465人。

　　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甲午战争最大赢家是谁？

　　从某种意义上讲，甲午之战的最大赢家是清朝与日本原本共同所惧怕的俄国。本来日本想通过联中护朝来抗俄，后又想通过战争独占朝鲜，结果却让俄国乘虚而入。甲午战争更刺激了俄国对东亚的侵入。俄国取代中国开始在朝鲜问题上与日本正面交锋，它凭借其一等强国的地位迫使朝鲜接受了一项秘密协定，即除了俄国对朝鲜国王实行保护，为朝鲜提供军事、财政援助以外，还约定在朝鲜发生重大国内骚乱和外国侵犯朝鲜独立时，俄国向朝鲜提供军事及其他援助。清朝退出朝鲜之后，俄国的势力在朝鲜朝野迅速渗透，由此又造成俄、日之间新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