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买到华丰面粉厂后，便把目光放到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宝座上。这个位置可制约大江南北数省的面粉贸易。当时，在面粉业交易所掌握实权的是交易所常务理事荣宗敬及其弟荣德生。

    荣氏兄弟是无锡人，早在光绪年间就在上海开设钱庄，并投资于面粉业。他们开办的面粉厂，多达几十家，创出有名的“兵船牌”面粉。杜月笙想凭一厂之力夺取面粉业领导宝座，难度甚大，所以必须另出奇谋。

    王禹卿多年来主管荣家以“福新”为厂号的十个面粉厂，经验丰富，声望卓著，是荣氏企业的台柱子。杜月笙的第一步，就是以高价将王禹卿从荣氏兄弟手中挖了过来。第二步，打入面粉业的行业协会。

    当时在上海面粉交易所有两派势力，一派是上海面粉业公会，一派是苏浙皖三省面粉业公会。荣氏兄弟的影响主要在前者。而杜月笙有个得力助手叫杨管北，此人祖上在扬州、高邮一带曾开设面粉厂，故此与三省面粉业公会颇有渊源。适逢1931年国民政府裁撤厘金，改为统税制，这反而加重了面粉商的负担。

    杜月笙抓住这一机会，亲自跑到三省面粉业公会活动，为减轻同业的负担而奔走呼吁。他的智囊团想出一招，写了一篇致国民党中央的呈文，请江苏省政府转呈中央实业部，要求特准“补助内地实业”，减税50%。当时的江苏省财政厅长张寿镛是杜月笙的好友，中央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实业部长孔祥熙，也都与杜交情匪浅，“交关要好”，请他们做个顺水人情，不过是“闲话一句”。

    自然，杜月笙的呈文一级级畅通无阻，最终水到渠成地取得批准。各厂商对杜月笙自是感激不尽。于是，在上海面粉交易所的股东大会上，在杜氏暗中支持下，荣宗敬等便以其在维护同业利益上无所作为，受到各方抨击，而杜月笙则在改选中名列榜首，成为上海面粉交易所的理事长，杨管北被选为常务理事。

漂白身份：上海商业呼风唤雨

    杜月笙跻身于金融、工商界之后，又对上海滩上影响最大的一个华人商界组织——上海市商会的领导权发生了兴趣。此时担任会长的是虞洽卿，他其实和杜月笙关系还算融洽。他在金融界、工商界的势力和影响都超过了杜月笙。

    况且，阿德哥(虞洽卿的外号)不仅从商资历之深非杜月笙这种十六铺毕业的水果行门徒所及，而且蒋介石当年北伐之后东进江浙和上海，阿德哥也是出了大笔银子的，故政坛的水深水浅，他都趟过。这样的人，杜月笙要直接将他拉下马来，取而代之，一时之间恐难奏效。经过再三盘算，他决定将一个可资利用的人选王晓籁作为替身，将其推上上海市商会会长的宝座。

    王晓籁是浙江嵊县人，在金融工商界上层人士中关系较多，被虞洽卿引为心腹。此人还有个外号“多子王”，可以和四川军阀杨森媲美，因其姨太太和子女几乎“多不胜数”。一个可能真实的笑话是说，他在抗战结束后从重庆返沪，进了自家院子，见一小孩在游玩，乃兴味盎然地摸着孩子的头说：“小毛头真可爱，是谁家的孩子啊?”结果保姆匆忙跑出来拉着小孩子说：“宝宝，爸爸回来了，快叫爸爸!”

    杜月笙对“多子王”施展了先打后拉的手法。当时王晓籁有意出任鱼市场总经理，但不少渔民和鱼行经纪人对王晓籁并不支持，可见他在社会下层没有势力，不能服众，即使虞洽卿在上层支持他，也无济于事，乃向虞洽卿请求辞职。

    无奈之下，当虞洽卿请王晓籁推荐继任人时，王曾气愤地说：“杜月笙!”他或许已经知道，让自己塌台的后台就是杜月笙。这时的杜月笙并未一鼓作气换掉王晓籁，倒是转过头来去拉拢他。杜很畅快地答应让王晓籁留任，只要王听话就行。一得一失之间，王晓籁自然知道如何取舍，以后便逐步靠拢杜月笙了。

    此后，杜月笙在鱼市场有了股份，被推为董事长。再之后，杜月笙又着手拉拢市商会关键人物之一的骆清华，也无不奏效。眼见得旧日心腹逐步跑到杜月笙那边，而且跟杜是如胶似漆，关系比跟自己还火热，在商场奋斗多年的虞洽卿也心生凉意，去意渐生。于是，在杜月笙的筹划和力推下，王晓籁继任市商会会长。此后，王晓籁对杜月笙更是言听计从，而上海市商会也就纳入了杜月笙影响力之范围内。

漂白权力：上海“黄色工会”调处有道

    当时的上海工会有“黄色工会”和“红色工会”之分，前者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后者则是中共地下党领导。邮务工会的主席陆京士刚从大学毕业就投身工运，年轻有为，非常精干，是上海七大黄色工会中很出风头的一人。杜月笙从别人口中听到陆京士，非常欣赏，派人去找陆京士，说是杜先生想结识他，请他得空来一趟杜公馆。

    陆京士初一出道，就得到权势熏天的杜月笙青睐，自是惊喜过望，有点受宠若惊，连忙登门拜访。杜月笙对他大大夸奖了一番，更是让他感激涕零。

    于是，陆京士顺势提出拜杜月笙为老师，杜月笙满口答应连声说好，这样，陆京士笼络了自己一帮兄弟友好，合成十一人一同拜杜月笙为“老头子”，这就是所谓的工会“十一股党”。不久陆京士又拉来一帮人合计三十九人一起拜杜月笙的同好顾嘉棠、金廷荪等人为“老头子”，这是“三十九股党”，他们五十人组成了控制上海工会最大的一帮势力。

    在1932年以前，杜月笙也出面调解工潮，但次数很少，而且主要在法租界。自从他的门生朱学范等人掌管工会后，他出面调解工潮的次数越来越多，范围遍及全上海。当时国民党的市党部和社会局往往对市总工会施加压力，要求工人不要和资本家对抗，于是工会的朱学范等人就请出杜月笙这尊门神来撑腰。

    杜月笙出面说话，谁都要卖面子。上海市政府、市党部等机关里都有杜月笙的门生，如市长吴铁城手下管地方政治问题的王绍斋、出身工运后来到市党部管工运并在警备司令部当军法处长的陆京士，和市党部执行委员陈君毅等。杜月笙一出面调解，当然大家都得给他面子，因为都是“杜氏大家庭”的兄弟。

    杜月笙在1931年杜氏宗祠开祠以后，声势如日中天，这也和他经常出面调解工潮有关。因为这些工运领袖每次请杜月笙出面摆平工潮后，总要号召各大单位在各大报上刊登鸣谢杜月笙调解的启事，杜月笙觉得很有面子，也就乐得出马排忧解难。罢工积极分子被警察逮捕了，或者受到其他帮会的威胁，只要朱学范请杜月笙出面，总是迎刃而解。通常是工人被警察前门铐进警察局，朱学范打着杜月笙的名义从后门将这些人保出来。

    杜月笙调解工潮与国民党党政机关的态度不完全一样。他好面子，自以为在上海滩上主持公道，“一碗水端平”，所以他觉得自己说出去的话各方面都应该接受，不然就是塌他的场，跟他过不去。所以，朱学范等人组织罢工的时候，事情弄僵了请杜月笙解困，工人这一边，一般都是扯顺风帆，先做一些让步，给杜月笙面子，这样杜月笙就也可以要求资方给他面子，做出一定让步。

操控术

    杜月笙从黑转白的手段非常高明。他总是恰如其分地利用他的青帮势力，在经济界、产业界的各种冲突中以“中间人”“调解人”进而是“主持人”的身份来“排忧解难”，而这些“忧难”暂时解决之后，卷入纠纷的几方势力都发觉，他们自此再也离不开这位大热心人“杜先生”了，否则又将事无宁日。杜月笙总是使自己处在三角形的顶角位置，跨在另两个对立的角上面，安稳地建构他的权力金字塔。

    所以，有冲突的地方就有“杜先生”，上海滩什么难事只要“杜先生”到场，“闲话一句”，就可解决。没有冲突的地方，为了能够打入其势力，他也会制造出冲突来，再装模作样很“公道”地解决。他的解决办法，总不外乎软硬两手，黑白两道，明暗两面。软的不行来硬的，黑的不行来白的，明的不行来暗的，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段中，杜月笙织就了笼罩上海滩，甚至遍布全中国的权势网络，成功地为自己披上了合法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