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西江月》苏 轼
苏 轼
平山堂①
三过平山堂下②，半生弹指声中③。十年不见老仙翁④。壁上龙蛇飞动⑤。欲吊文章太守⑥，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⑦。
注释 ①平山堂：欧阳修知扬州时所建之堂，在扬州大明寺西南。②三过：元丰七年(1084)十月，苏轼由黄州移汝州，第三次经过平山堂。③弹指：言时间极短。④老仙翁：指苏轼的恩师欧阳修，此时已故去。⑤“壁上”句：欧阳修在平山堂壁上留下了许多墨迹，“龙蛇飞动”是形容笔势飞扬腾跃。⑥文章太守：欧阳修《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一词有“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句。⑦“休言”二句：白居易《自咏》有“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苏轼反用白居易的诗意，含义深刻。
绿野堂图 【清】袁耀
鉴赏 这是一首怀念恩师欧阳修的词。对苏轼来说，欧阳修不仅是他受业的恩师，也是一路提拔他的文坛领袖，更是让他一生都仰慕、崇敬的道德伟人。可以说，苏轼崇高的人格有很大一部分是源自欧阳修的影响。苏轼一生写了很多赞美、怀念恩师的文章，从初闻欧阳修之名一直写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他怀念欧阳修的词作也有很多，但大概要数这首《西江月》最有风致、最有感情。我们可以联系当时的背景来体会词中包含的深沉意蕴。
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结束了漫长的黄州贬谪生活，“量移汝州”。在黄州的五年时间里，苏轼过着几乎是软禁的生活，也从未离开过这个穷乡僻壤。这次离开黄州之后，苏轼经过扬州拜访了平山堂，凭吊恩师。此时离上一次苏轼拜访平山堂(在熙宁七年(1074)，即第二次过平山堂)已经整整十年，离最后一次见到欧阳修(在熙宁四年，即第一次过平山堂)已十三年。此时欧阳修逝世已经十二年，词中所谓“十年不见老仙翁”，如果按照数字来看，应是指离上一次过平山堂吊唁已十年。但文人写词可以只举其成数，十二年、十三年未必不可以称“十年”，所以这里所说的“十年”可以有多种理解。此时，岁月的无情流逝，物是人非的景象，以及这些年来的坎坷经历，让苏轼感慨万千。
词的开篇三句，有一连串数字：“三过”“半生”“十年”。这三个数字写尽了这些年苏轼的经历和心情。苏轼平生三过平山堂(已见上文)，当他第三次登上平山堂时，前两次的景象一一浮现，给他造成一种时空交错的幻觉。十几年的、或者半辈子的时光，在记忆中如梦一般短暂迷离。“弹指”一词本是佛教用语，见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一引《僧祇律》：“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名一弹指，二十弹指名一罗预，二十罗预名一须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把“半生“说成一“弹指”。一长一短形成对比，这也是用了佛家的观念。经过黄州贬谪之后，苏轼对佛家的理论有了比较深的了解，词中随手用来，自然圆融。“壁上”句写欧阳修留下的墨迹，增添了物是人非的感慨，“龙蛇飞动”既是形容其字的俊逸潇洒，也与“老仙翁”的身姿呼应，暗示他的道德文章。
接着由欧阳修的墨迹想到他的生平著作，“文章太守”一语既承接上文语义，又暗用欧阳修词中的句子，十分神妙。这里的“欲吊……仍歌……”是一个整体，“歌杨柳春风”是“吊文章太守”的具体方式。欧阳修曾在平山堂前种植柳树，其《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有“手种堂前垂柳”一句，苏轼十年之后拜访平山堂，这柳树必然已是巍巍长成了。所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睹物思人，追忆已逝的岁月，总能平添无限的悲意。承接这种悲意，苏轼又化用白居易的诗，慨叹生命的虚无——这是他身罹大难之后一直都有的慨叹。前人往往激赏本词的最后两句，因其在化用白居易诗之外，又增进一层：既感慨岁月、生命的虚无缥缈，又指出世间人在未曾醒觉之前，都只是沉睡在梦中，也包括他自己。这种带有自哀的自醒，是苏轼思想成熟的表现。
宋释德洪觉范《石门文字禅》卷二七《跋东坡平山堂词》记载：“东坡登平山堂，怀醉翁，作此词。张嘉甫谓予曰：时红妆成轮，名士堵立，看其落笔置笔，目送万里，殆欲仙去尔。余衰退，得观此于祐上座处，便觉烟雨孤鸿在目中矣。”这段记载给我们留下了当时场景的珍贵记录。“红妆成轮”“名士堵立”，可说是一场盛会，但是苏轼“目送万里”“殆欲仙去”，则哀伤之情溢于言表。在盛会之时写一点岁月流逝的感慨，这是自古以来文人的俗套，苏轼或许也不免有些刻意。但是苏轼的感慨是有真实的经历和现实为基础的，在他崇高的人格的感召下，当时的观众和今日的读者在看到这些字句时，都会感慨万千。(姚苏杰)
集评 清《陈廷焯：“东坡《西江月》云：‘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追进一层，唤醒痴愚不少。”(《白雨斋词话》卷六)
链接 宋代理学家文章理论的发展。北宋时代的理学家，开始承韩愈的“文道”论，在文章的观念中逐渐强化“道”的核心地位。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在其《通书》的《文辞》篇中明确提出：“文所以载道也。”这也就是后来常被人说起的“文以载道”说。到了二程的时候，程颐更是在《语录》中提出“作文害道”一说。这些理学家所讲的“道”，主要是关于“身心性命”的义理之学，他们由最初的“重道轻文”，进而发展为“重道废文”。到了南宋，随着理学的进一步发展，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继承周敦颐、程颐观点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文道合一”的理论，认为只要修“道”明“理”。文便会自然“从道中流出”，不必舍此而求文(《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以至于后来的真德秀在《文章正宗》中品评文章只从“明义理，切世用”的角度着眼，而基本不注意文章的艺术性，充分暴露了道学家文学理论的缺陷。
曾巩强调文章“周理”“适用”。受欧阳修古文观念的影响，曾巩在“文”和“道”的关系上认为“畜道德而能文章”(《寄欧阳舍人书》)，要求“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曾巩《南齐书目录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