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滁州，位于皖东江淮之间，山清水秀，风景优美。自从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担任滁州太守，写了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以来，它便成为四海皆知的历史名城。近几年，这里成为我国农业生产发生变化最大的地区之一。1984年6月17日至20日，《光明日报》连载《访滁散记》四篇；一批著名散文家聚集滁州，举行散文节。古今相映，滁州更加名扬全国。今人重读欧阳修《醉翁亭记》，也就别有一番情趣。

欧阳修不仅是一位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曾积极参与范仲淹领导的新政，提出不少建议。庆历五年，新政失败，范仲淹被罢官，欧阳修“慨言上书”，触怒当政者，曾被借故下狱。接着被贬为滁州知州。本文作于他到滁州任上的第二年，庆历六年(1046)。当时，欧阳修年仅四十，正当壮盛之期。他自号“醉翁”，并在本文中把自己写成“苍颜白发”，“颓然乎”山水之间，别有用意。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述：“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题滁州醉翁亭》)“我生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客。”(《赠沈遵》)这不过是借以表达他贬官之后愤懑心情的一种方式。

全文可分为四段：第一段，写醉翁亭所在地和它的方位、建造者和题名者以及题名“醉翁亭”的用意。这是游记之类的文章常用的写法，目的在于对有关本《记》的一些问题，作必要的交代。第二段，用生动简练的笔墨，写醉翁亭所在山间朝暮与四季的美景，说明此处“山水之乐”，其乐无穷。第三段，着意写三件事，一是滁人之游，一是太守之宴，一是太守之“醉”。三件事互有关系。这是全篇的主要部分，描写最细致，用笔墨最多，感情也最强烈。理解本文，这一段是关键。第四段，写太守与游人归去，对全文婉转作结。篇末点明“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亦即说明：作者其谁？欧阳修也。余波荡漾，其味无穷。

本文开头一句“环滁皆山也”，一向为读者注意，但却有不同议论。据宋人朱熹说，本文初稿并非仅有一句，是后来修改成这样的：“欧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他《醉翁亭记》原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朱子语类大全》卷一百三十九)朱熹意在称其简洁。但也有人提出过不同看法，认为“环滁”并非“皆山”，欧文有违事实。清人何绍基曾提出疑问：“如何陵安多迁变，今日环滁竟少山？”近年也有人提出：滁州“大约140°的扇形地区内没有一座山”，“所谓‘环’只是半环而已”(糜华菱《〈醉翁亭记〉考实》，《语文学习》1984年第10期)。还有人解释说：“此为作者夸饰之词。”对这个问题，似乎无须过于深究。中国文学艺术，向来有所谓“颊上添毫”的创作方法。顾恺之为裴楷画像，裴楷颊上本来没有毛，画家为之“颊上加三毛，观者觉神明殊胜”。这一向为人称道，认为艺术家深通画理，才有此妙笔。文章也一样。文学作品不是“地理志”，为了艺术整体的需要，个别地方，兴到神来，做一点非但无伤大局反而有益总体的加工，是容许的。后人读《醉翁亭记》首句，只感到它写得好，并不感到是美玉之瑕。作者先写“环滁皆山也”，然后由大到小，由远到近，从全体写到局部，层层缩小，层层递进，一步步把读者引向本文的主体“醉翁亭”，由此再写到自号“醉翁”的太守。这就如同电影艺术中的镜头，先拍全景，然后中景、近景，再用特写、大特写，步步引人入胜。有谁在读这样美妙的文章并沉醉其中之时，再去深究“环滁”是否“皆山”呢？再说，这里有一个写文章的视点问题。作者旨在描写建于深山中的一个亭子，从这里看出去，岂不就感到“环滁皆山”吗？艺术中是容许从感觉出发进行创造、描写的。以冰冷的眼光对待艺术作品，就如同前人批评杜甫诗“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说它太长太细，不真实。这样的批评家，要么是缺乏艺术感，要么是在艺术欣赏过程中临时出现了盲点。这种“欣赏”方法，只能大煞风景，坏人胃口。

文章第二段，每句概括一个特定时间里的景色，把晨雾中、暮色中、春、夏、秋、冬四季中不同的景色，全都表现了出来。而且，把握住时令特征，一笔而得其全，写得那样传神。这一点，也真令人叹服。

第三段，写太守之乐。其中写到滁州人民歌、休、呼、应，往来不绝；山中溪深、鱼肥、泉香、酒洌；宴上射弈欢腾，觥筹交错；“醉翁”忘乎一切，颓然其间。一切都处于一种欢愉、松弛、不紧不慢、和谐自然状态。境界真堪令人陶醉。

作者为什么这样写呢？第一，它有事实依据。作者同年还写过一篇《丰乐亭记》，说：“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这是作者描绘这样一幅与民同乐图的客观原因。第二，这里有作者性格的印记。《宋史·欧阳修传》云，欧阳修“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他是个雍容大度的人。在困难与挫折面前，心中天地宽广，从容舒徐，表现出一种风采动人的人生态度。《醉翁亭记》写于他遭到重大打击之后，文章的风格，正是他人生态度的表现。本文所以有一种内在的感人力量，其根源正在于此。学习本文，应特别注意这一点。第三，既不能把本文看做是寄情山水、借酒浇愁的消闲遣闷之作，也不能看做故作旷达，掩饰苦闷的消极退隐之作。欧阳修不是这样的人。本文与范仲淹《岳阳楼记》作于同年。欧、范在政治斗争中是同志，在个人生活中是好友，又一同遭贬，远离京城。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和经历。《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两篇著名散文，也不无精神相通之处，尽管两篇文章风格迥然不同。欧阳修在被贬官后，心情不免沉重。他曾感叹：“颜摧鬓改真一翁，心以忧醉安知乐。”(《赠沈博士歌》)但他在《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中，却写得其乐融融，仿佛毫无痛苦。这一点很耐人寻味。细绎全文，它与《岳阳楼记》在精神深处有一致的地方。虽然《岳阳楼记》主要写“忧”，《醉翁亭记》通篇写“乐”，但它们都在颂扬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都是人格的颂歌，只不过它们用了迥然不同的表现方式。

欧阳修以琅琊山的美丽风光为背景，描绘了这样一幅与民同乐图，是在曲折地显示自己治滁的政绩。对于一个地方官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自豪的呢？他借此表现自己在遭受沉重打击之后，并未消沉颓唐，患得患失。这既是对于同遭打击的战友令人兴奋的鼓舞与告慰，又是对于极欲从精神上摧毁自己的那些卑鄙政敌的巧妙嘲弄和回答。敌人想要让我消沉，让我倒下，我却非常快乐，并把这快乐写成优美的文字给你看。还有什么比这种斗争手段更使敌人无可奈何呢？这是绵中铁，表面上看起来很柔和，其实是很厉害的。这正是天资刚劲而又雍容和雅的欧阳修式的斗争风格。最后一段中说：“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曲折表达的，正是这种意思。

“醉翁之意不在酒”，难道真的“在乎山水之间”吗？非也！作者的自白，不过是一种文人狡狯。清人过珙说，本文主旨“隐见言外”，“若止认作风月文章，便失千里”。这是很有见地的。

欧阳修写文章，精于修改。据说，他“作文既毕，贴之墙壁，坐卧观之，改正尽善，方出以示人”(何薳：《春渚纪闻》卷七)。有时候，改到“不留本初一字”。这篇《醉翁亭记》，一定也是经过反复修改的，恐怕不仅限于朱熹所见的文章开头一句。但他改得好，读者看不出斧凿之痕，“惟睹其浑然天成”(王构：《修辞鉴衡》)。就说经常被人称道的那个“也”字吧，短短四百多字的一篇文章中，用了二十一个，分明是作者着意安排的，但却用得很自然，穿插其间，摇曳生姿，使人读起来，感到有说不尽的乐趣。这一点，是和表达上述主题有关的。它使全文产生一种特别委婉活泼、轻松愉快的效果。这显然是为文章的主题服务的，非仅卖弄文字技巧而已。

此外，全篇文字繁简得当。除了“环滁皆山也”这个极求精简的范例，第二段中写山间之朝暮、四时，每项只用一句话，凝重洗练，干净利落，显出作者对于语言的高度概括能力。可是，他在写滁人之游与太守之宴时，却又纵笔抒写，精雕细镂，并非一味求简。这种剪裁方法，也与主题有关。

这是一篇散文，但巧妙地融会了骈文的句法，有时化骈为散，骈散相间，使文句整齐而又错落，有一种悠扬舒徐的特殊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