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叶公超几个子女
- 2、叶公超的人物性格
- 3、婉君十二妹清赏,辛亥新春,公超写竹。谁写的？
- 4、叶公超的晚年生活
- 5、叶公超的新月书店
- 6、近代史上有哪些成才的青少年？
- 7、叶公超与鲁迅之间有什么事
- 8、叶公超儿女为什么到死都不看他
- 9、叶公超堂妹嫁给了谁
- 10、谁知道辜鸿铭，叶公超，胡适的名人轶事
叶公超几个子女
叶公超共有**两个**子女，一个女儿叫叶彤，一个儿子叫叶炜。2个。根据查询叶公超个人简介得知，叶公超（1904年10月20日—1981年11月20日），原名崇智，字公超，叶公超女儿叫做叶彤，儿子叫做叶炜，共2个子女。叶公超祖籍浙江余姚，籍贯广东番禺，出生于江西九江。
叶公超的人物性格
叶公超是位不易被别人了解透彻的人。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有时他异常天真，有时又显得异常复杂；有时治事严谨，有时又游戏人间。据他生前好友的回忆，叶公超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他的夫人袁永熹长期在美国工作，任加州大学研究员近三十年。她格调高，气质不凡，是位荆钗布裙洗尽铅华的学者。鉴于她受的西洋教育，不愿夫婿拜相封侯，更不习惯台湾繁文缛节的生活，另由于叶公超本人长期在海外奔波，生活漂泊不定，不能赴美与妻相伴，因而俩人分居近四十年，夫人只在双十节回台一天，参加完酒会就远走高飞，双方互不提对方。对感情丰富的叶公超来说，内心自然倍感寂寞与痛苦。一些妙龄女郎，见到这位文采风流的世家子弟，既具文学家修养又具艺术家气质，兼外交家风度，因而难免为其丰仪所倾倒。这样便有叶公超的不少风流佳话。陈香梅在一篇文章中曾说：双橡园主人的风采，使华盛顿的上流社会，既尊敬又愿意亲近他。“多少双纤手为你磨墨、添香，多少颗心曾为你似醉非醉。生命里的春天，任你陶醉。”叶公超在台大和师大兼任教授时，当他讲到“秋天落叶落地的声音”，眉飞色舞并配以美妙的手势，这使崇拜他的女生向“叶老师”争取一席红粉知己的地位。当然，这“红粉知己”也可作广义解释：如在叶公超挥毫作画时为其研墨，或陪“叶老师”在台北中山堂听《玉堂春》京剧。据说叶公超的“红粉知己”有四位，其中有一位“红袖添香”者在叶的葬礼上还低声哭泣。正如台湾黄湜所说：“叶先生不比常人，因声名过大，温泉试浴既不可能，新潮理发又不能有，即使有红粉知己添香伴读亦不为过。”又据陈晓筠说，叶公超做“外长”时居台北罗斯福路，有一名义上的表妹，外交界同仁呼其为“文姬”。叶后来赴美任“大使”，“文姬”未随赴任所，正式嫁给一卸任“大使”许先生。当时有人做打油诗半首曰“文姬重归汉，许郎又成仙”，成为一时佳话。尤其是美国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劳勃森的夫人玛丽，对“乔治叶”漂亮的英文书法爱不释手，无端也要写信给他，并对叶用英文爱称而不呼其名，其亲密程度可想而知。本来，能爱与被爱，生命就如花朵之怒放，才高且气雄豪者被海内外佳人赏识并非不道德事。所不同的是，叶公超奉命返台不许返任后，不但不被准许出台，连教书也被禁止，昔日好友部属多不敢探望。在客况萧条、人情冷暖且无家室之乐的情况下，他在台北住博爱宾馆时感到异常苦闷，曾要国民党在岛外办的《香港时报》的采访副主任于蘅打听认不认识以媒介色情为业的名女人何秀子，以替他找个高级妓女到台北附近的新店市碧潭去泛舟。当于蘅在悼念叶公超的文章中披露此段未果的秘闻时，有人又打电话又写文章骂于蘅破坏了叶公超的形象。于答辩说，叶公超“是不拘小节的人，我写何秀子一段，正足以衬托出叶先生的豪放、率真超乎常人。我之所以这样写，只在描绘出叶先生做人的诚恳、真实。唯诚与真，才能不朽”。 叶公超在1981年11月20日发表在《联合报》上的《病中琐忆》中说：“回想这一生，竟觉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在发脾气。有一天做物理治疗时遇见张岳公，他讲：‘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心中不免感慨。”正因为他的心情欠佳，身体竟一天天消瘦下来，眉宇间有一股无法描述的萧索之情，与当年陪同美军顾问团在花莲围猎山猪，在射击场与美军展开竞赛时的豪情逸兴判若两人，故梁实秋这样形容叶公超的余年：“情况相当落寞。”落寞的叶公超是不进教堂的老基督徒。他认为信仰宗教可给人一点悔过、安慰和寄托，另还可勉劝人们为善多做好事。除做好事外，叶公超利用自己鉴赏文物的才能卖点古玩，还出售他的墨宝、兰竹。为了把生意做大，他希望在新加坡举行画展，托人请南洋著名侨领、新加坡胶业巨子李光前剪彩。李光前系左派人士，可叶公超为了卖画糊口，也顾不上这些了。李光前鉴于自己的政治立场，托词不担任剪彩人，但答应由前来说项的赵世洵代他挑一张售价最贵的竹子由其买下了事。叶公超时而执教，时而执笔，时而从党，时而从政，时而主持侨务，时而主持外交，时而服务国内，时而奔波海外，终于劳累过度，于1981年11月20日因心脏病复发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安息，享年七十八岁。他去世后，治丧委员会在《叶资政公超先生事略》纂述其生平时，只字不提他被蒋介石罢官一事，仅轻描淡写叙述他于1961年奉召回后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由于官方对他评价不公，所以台湾暨海外不断有他的亲友、同僚、弟子发表充满感情的悼念文章，这些文章写尽叶公超平生为人，包括其功勋事业、文艺修养、千秋风骨，兼及红颜知己，由著名史料专家秦贤次编辑为《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于1983年6月15日出版。这本书的许多作者，用聪识通明、坦率真诚、风流儒雅、艺文惊世、清高绝欲、狷介耿直、傲骨嶙峋、睿智心细、学贯中外等赞语来表达个人对叶氏的崇敬。1981年12月2日，台北“中华电视台”新闻杂志节目以“奇才叶落”为题邀请黄少谷、钱穆、杭立武、李国鼎等人演讲叶公超其人其事。他们均一致认为：叶公超生在国家的忧患时代，又投身在世俗的官场之中，可他又难改书生意气，这正是他成为“悲剧主角”的主要原因。这就难怪程沧波在送他的挽联中说他“苍凉身世又谁知”，这真是他晚年抑郁心境的最好写照了。
婉君十二妹清赏,辛亥新春,公超写竹。谁写的？
公超，似为叶公超。叶公超(1904年10月20日-1981年11月20日)，原名崇智，字公超，英文名乔治(George)，字公超，广东番禺人，祖籍浙江余姚，出生于江西九江。 著名外交家、书法家。1981年11月20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终年77岁。晚年寄情于书画创作，著有《介绍中国》、《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叶公超散文集》等。
叶公超的晚年生活
1961年叶公超奉调回台湾后，经黄少谷和蒋经国说情，蒋才对他有所宽容，让他出任“行政院院务委员”，兼“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另还被“中央研究院”聘为评议员。1978年5月20日，又被继任“总统”的蒋经国聘为“总统府资政”。这些闲职难慰他怀才不遇和受到蒋介石罢黜的委屈之心，心情甚为忧郁。他的后二十年以练书法和绘画打发时光。他曾对昔日好友梁实秋说：“怒气写竹，喜气写兰。”其中幽兰出空谷，墨竹淋漓胜青绿。又由于画竹更能抒发他的抑郁心境，故他写竹多于写兰，曾以小幅赠梁实秋。他的书法深得褚遂良神髓，尤喜录陆放翁、王安石的诗。题竹诗曰：“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总无心。”别人向他求画，他爱写的对联为：“读史难通今日事，闻歌不似少年时。”其孤独心境可想而知。此外，他闲而狩猎，感而赋诗。晚年他曾说：“若没有抗战，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我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事业。”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他有时写些格律诗，如1952年在台北一次郊游归途中，他忽有所感，步李鸿章原韵并和老外交家郭则生诗韵作了一首著名的述怀诗：黄帽西风白马鞍，登临却笑步为难。归林倦鸟知安隐，照眼斜阳未觉残。欲借丹霞弭往辙，不因险巇乱心坛。青山翠竹凌霄节，乐与游人夹道看。 李鸿章是签订《马关条约》后作的七律诗，叶公超步韵不仅穿插了日本游客欲以重金购藏诗幅而未能如愿的轶事，而且表现了他晚年“归林倦鸟知安隐”的情怀。下面一首是写给他的老友阮毅成的诗：毅成兄以其所著寄赠，一夕读竟，益增异地怅望乡邦之思。一篇说尽临安事，山外青山楼外楼。展卷凄然怀故迹，年年望断是神州。这体现了叶公超晚年浓浓的乡愁和有家归不得的苦闷心情。为了帮助叶公超度过落寞时光，梁实秋请他在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研究所讲授现代英语诗，他碍于情面答应下来。可他宦游多年，对重返杏坛十分不适应，因而只教了一学期便拂袖而去。他还在台湾大学讲授英国文学，深受学生欢迎，台大校长知道后按别人所进的谗言将其解聘。
叶公超的新月书店
1926年春，叶公超参与创办新月书店，同年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1928年3月，《新月》月刊创刊，由诗人徐志摩任主编。新月社带俱乐部性质，并非是有组织的团体，成员有胡适、梁实秋、叶公超、闻一多、潘光旦、余上沅等人。这些人受的是英美教育，对苏俄的共产主义文艺政策缺乏好感，对上海左翼作家的亲苏行为十分看不惯。《新月》的出版便负有“对抗他们”的使命，如该刊提出的“健康”与“尊严”的口号，是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反拨。叶公超在《新月》上发表的文章不是论争而是书评，这些书评用简约的文字介绍海外新出的名著、从出版界到著作家的重要信息，使读者及时了解世界文坛的现状和走向。1928年夏，叶公超为“新月”编辑出版了《近代英美短篇散文选》，另与闻一多共同编选《近代英美诗选》。《新月》最后三四期，除少数几位作家的诗文外，其他文章由叶公超用不同的笔名写就。在停刊前由叶公超最后主持的六期编务中，培植了不少新人，如曹葆华、钱锺书、常风、余冠英、孙毓棠、李长之、杨绛、卞之琳、李广田，等等。《新月》杂志及新月书店停办后，有《学文》于1934年5月创刊。发行人为余上沅，主编为叶公超。作为《新月》后身的《学文》，其同仁除《新月》的成员闻一多、林徽因等人外，另加入了刚回国不久在北大教文艺心理学的朱孟实（朱光潜），此外还有季羡林、赵萝蕤、刘西渭（李健吾）、何其芳。其中钱锺书发表在该刊第3期上的《论不隔》，为他后来写《谈艺录》打下了基础。叶公超由于编务繁忙，只在该刊发表过《从印象到评价》的论文，系统地反映了他的文学批评观。 出于经济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叶公超在清华已有五年教龄，这时轮到他到国外休假一年，因而《学文》于1934年8月出至第4期停刊。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诗人兼编辑家梅新曾重印《学文》杂志，并由叶公超写了《我与〈学文〉》在1977年10月16日的台北《联合报》副刊发表。1929年秋，重新北上的叶公超，除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外，还在北大外文系任讲师。在抗战开始前，他在北平一直与“学衡派”核心人物吴宓在清华园做邻居。他们一个浪漫，一个守旧，却和平共处，不似二三十年代吴宓与新文学作家老死不相往来。如叶公超就曾在1931年11月30日吴宓主编的《大公报》上发表过《志摩的风趣》，提出徐志摩的散文成就高于诗这样与众不同的观点。《学文》编务终止后，叶公超于1935年夏季到欧、美、非、亚各大洲旅行。他在这次环球游中一边休闲一边思考问题，写有《留学与求学》、《大学应分设语言文字与文学两系的建议》，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从1936年秋起，叶公超为北京大学外文系专任教授，了结了他十四年的教育生涯中在清华大学连续执教六年的最长纪录。
近代史上有哪些成才的青少年？
??江希张。被鲁迅在杂文《热风》中痛批过…那年他11岁。7岁写了一套《四书白话解说》印行百万册，差点被选为溥仪伴读，建国后成为我国首屈一指的化工和轻工学家，还翻译了化工学专著《精油》，2004年去世。??我国历史上有很多少年成才的记载。秦国的甘罗，12岁当上卿，自请出使赵国。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王勃，6岁善文辞，李贺7岁能辞章，白居易5、6岁能作诗，李白5岁诵六甲，晏殊7岁能写文章，参加庭试毫不畏惧。??柯洁，我觉得应该能称得上成才了吧。小小年纪就是世界围棋冠军，绝对是成才的典范了。?我国数学家陈景润少年时就立志要在数学上有所作为，为了攻克“哥德巴赫猜想”，他整天进行演算，光计算过的稿纸，就整整装了几麻我国数学家陈景润少年时就立志要在数学上有所作为，为了攻克“哥德巴赫猜想”，他整天进行演算，光计算过的稿纸，就整整装了几麻袋，终于初步论证了这一猜想，创造了欧洲人用计算机都没能做到的奇迹。袋，终于初步论证了这一猜想，创造了欧洲人用计算机都没能做到的奇迹。有封狼居胥的霍去病，15、6岁从军，死的时候也才20出头。少年英雄夏完淳，十五岁就能建功立业，他的一首《别云间》，其苍凉慷慨不亚于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一篇《狱中上母书》，其为理想献身的情真意切、凄婉动人，不亚于林觉民的《与妻书》。叶公超，23岁北大开授西洋文学，1937年抗战号角吹响后，"学术擅中西"的叶公超先是担任"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外语系主任。1938年5月，该校迁往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大，叶氏又任该校外文系教授。
叶公超与鲁迅之间有什么事
鲁迅去世后，叶公超曾把鲁迅的所有作品找来通宵达旦地阅读，然后写了《关于非战士的鲁迅》和《鲁迅》两文，分别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报》增刊及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报》上发表。这里说的“非战士的鲁迅”，是指从事学术研究的鲁迅和从事小说创作的鲁迅。提出“非战士的鲁迅”这样一个命题，确是对只强调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战士一面的补充。尽管叶公超认为鲁迅的杂感不是谩骂，就是嘲戏，没有价值，并由此否认鲁迅的人格，但他仍十分赞赏鲁迅的散文，认为其成就超过他的好朋友胡适、徐志摩。胡适得知后，对叶公超表示严重不满：“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么长的文章捧他？”可叶公超认为：“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叶公超儿女为什么到死都不看他
叶公超儿女到死都不看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思想出现了偏差，导致身边的一切不如原先那样美好。在战争时期，叶公超的表妹叶崇范为了跟叶公超在一起，原本的家庭、儿女、妻子、都放在一边，置之不理。绝望的袁永熹带着一双儿女，前往美国，这一走就是40年，叶公超儿女到死都不看他，再也没有回来，至于他们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思想上出现了偏差。从为一双儿女用心取的名字，就可看出来，叶公超对袁永熹可谓情真意切。两人不能相守一生的原因，就是思想上出现了偏差。当对方的思想出现变化后，身边的一切就不如原先那样美好。随着战争时期的到来，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不如从前，对待生活中的开支，更是能省则省，一切从简，叶公超与袁永熹也是如此。真正促使两人决裂的是叶公超的表妹叶崇范，两人在一次行动中互相爱上了彼此，叶公超为了能跟叶崇范在一起，原本的家庭、儿女、妻子、都放在一边，置之不理。绝望的袁永熹，带着一双儿女，前往美国，这一走就是40年，叶公超儿女到死都不看他，再也没有回来，至于她们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
叶公超堂妹嫁给了谁
叶崇范并没有嫁给任何人。叶崇范是叶公超的堂妹，她时常探望叶公超，两人产生了感情，不顾家人反对走在了一起，但并没有结婚。叶公超堂妹是叶崇范。叶公超和叶崇范是堂兄妹关系，叶崇范时常想方设法地混进监狱，探望叶公超。这给了叶公超在困顿时的一丝安慰与关怀，也正是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过往，让他跟堂妹的关系更进了一步。最后，经过叔父和堂妹的一番奔波，叶公超终于被解救了出来。然而，叶公超刚一出来，就跟堂妹好上了，并且他们二人就背着各自的家人，开始过起了同居的生活。
谁知道辜鸿铭，叶公超，胡适的名人轶事
【妾】辜鸿铭当北大教授时，有一天，他和两个美国女士讲解“妾”宇，说：“‘妾’字，即立、女；男人疲倦时，手靠其女也。”这两个美国女士一听，反驳道：“那女子疲倦时，为什么不可以将手靠男人呢”辜鸿铭从容审辩：“你见过1个茶壶配4个茶杯，哪有1个茶杯配4个茶壶呢，其理相同。”公超在某校任教时，邻居为一美国人家，其家顽童时常翻墙过来骚扰，公超不胜其烦，出面制止，顽童不听，反以恶言相向，于是双方大声诟谇，秽语尽出。其家长闻声出现，公超正在厉声大骂：‘I′ll grown you with a pot of shit ’”(我要把一桶粪浇在你头上)那位家长漫步走了过来，并无怒容，问道：“你这一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有好久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话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乡。”【做广告】1929年10月，上海立利图书公司出版了一本36开本的《徽州茶叶广告专刊》。该书采用铜版纸插页印刷，印制精美，内有张群、方振武、胡适等政要名流的题词。胡适不仅给该书题了签，而且还做了一首诗来称赞家乡的茶叶：“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1.本世纪初，辜鸿铭先生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华府会议。某次酒会上，一个浅薄的美国女士坐在辜鸿铭旁边。望着这个形容古怪的中国老头，她一时找不到话题。在上汤时，终于忍不住，学着唐人街腔的破碎英语，一字一字地问道：“likke soupee？”（喜欢这汤吗？）辜鸿铭礼貌地点头微笑。女士认为这个Chinaman连最浅的英语都听不懂，便不再答理他了。酒过三巡，辜鸿铭起立致词，操一口流利典雅的英语，全座为之赞叹不已。辜鸿铭坐下来，也学那女士的腔调，低声问那已经羞得满脸通红的女士道：“likke speechee?”（喜欢我的演讲吗？）2.叶教授隔壁是一户美国人家。其家顽童时常翻墙过来骚扰，叶不胜其烦，出面制止。顽童不听，反以恶言相向，于是双方大声对骂，秽语尽出。美童家长闻声出视，堂堂教授正厉声大喝：“I’ll crown you with apot of shit！（我要把一桶粪浇在你的头上！）”那位家长慢步走了过来，并无怒容，问道：“你这一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有好久没听见过这样的话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乡。”结局皆大欢喜，一句粪便浇头的脏话使得叶公超和邻居从此成了朋友。3.胡适应邀到某大学演讲。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意见时，引得哄堂大笑。原来他写 的是“胡说”。【辜鸿铭】 本世纪初，辜鸿铭先生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华府会议。某次酒会上，一个浅薄的美国女士坐在辜鸿铭旁边。望着这个形容古怪的中国老头，她一时找不到话题。在上汤时，终于忍不住，学着唐人街腔的破碎英语，一字一字地问道：“likke soupee？”（喜欢这汤吗？）辜鸿铭礼貌地点头微笑。女士认为这个Chinaman连最浅的英语都听不懂，便不再答理他了。酒过三巡，辜鸿铭起立致词，操一口流利典雅的英语，全座为之赞叹不已。辜鸿铭坐下来，也学那女士的腔调，低声问那已经羞得满脸通红的女士道：“likke speechee?”（喜欢我的演讲吗？） 辜鸿铭的趣事(一) 十岁那年，辜鸿铭跟义父母布朗夫妇到了伦敦．他按照父亲的交代，在伦敦也始终穿着长衫马褂，留着长长的辫子，永远记住自己是个中国人（当时是清末）．有一天，他坐在电车上看伦敦泰晤时报，几个同车的英国人觉得好玩，侮辱辜鸿铭．起初辜鸿铭不理他们，干脆把报纸调头来看．那几个英国人更来劲，说："看，那个中国小子连字都不认得，还看什么报纸？"．这下把辜鸿铭给惹火啦，他用纯正娴熟的英语把整段文章念出来，然后说："你们英文才26个字母，太简单，我要是不倒着看，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那帮英国孙子一听都傻啦，赶紧灰溜溜地跑掉． 辜鸿铭的趣事(二) 辜鸿铭他生在南洋（马来西亚的槟城），学在西洋（留学英法），娶妻东洋（有一个日本老婆，在日本有崇高的威望），仕在北洋（早年为两江总督张之洞幕僚，晚年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职），一生精通13种语言，是一个怪杰，号称清朝最后一根辫子（至一九二八年死的时候还留着） 辜鸿铭的趣事(三) 辜鸿铭很主张男人要娶小老婆，认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他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 美国的妇运份子特地跑到上海跟辜鸿铭争论这个问题，最后辜鸿铭问她："亲爱的女士，请问你们家的马车有几个轮子？""有四个．""用一个打气筒灌气，还是用四个打气筒灌气？""当然是用一个．""娶小老婆就是这个道理！" 辜鸿铭的趣事(四) 辜鸿铭很重视维护儒家学说的传统价值，1893年他在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备铸币厂时，有一天铸币厂的外国专家联合请辜鸿铭吃饭，大家对辜很尊重，推他坐首席．宴会上，有一个外国人问辜鸿铭：“你能否给我们讲讲贵国孔子之道有何好处？”，辜鸿铭立即说道：“刚才大家推我坐首席，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今天大家都象你们西方所提倡的竞争，大家抢坐首席，以优胜劣败为主，我看这顿饭大家都吃不成了，这就是孔学的好处！” 辜鸿铭的趣事(五) 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六十岁生日，嘉兴才子沈曾植（进士出身，满腹经纶）前来祝寿，辜鸿铭高谈阔论中西学术制度，沈曾植却一言不答，辜鸿铭甚感奇怪，问他为何不发一言？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懂；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两年后，辜鸿铭听说沈曾植前来拜会张之洞，立即叫手下将张之洞的藏书搬到客厅，沈曾植问辜鸿铭：“搬书作什么？”辜鸿铭说：“请教沈公，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书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说：“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辜鸿铭的“春秋大义”】 据说孔子当年修订《春秋》一书，竭力维护周代礼制，字里行间褒善贬恶，拨乱反正，体现出明确的政治意图和鲜明的政治色彩，这就是后儒所称道的“微言大义”，或曰“春秋大义”。《孟子》有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两千五百年后，20世纪初叶的中国和世界，也正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的年代。有一位谙熟欧洲文明而服膺儒家传统文化的中国 人，再次举起“春秋大义”的旗帜，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的英文著述，极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尊严，鼓吹儒家文明的普世价值，在东、西方文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人就是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出身于华侨世家，十三岁即赴欧洲求学，十余年中游学于英法德意诸国，归国后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曾官至清廷外务部左丞。他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国文字，尤其擅长英文写作，被孙中山、林语堂推为中国第一。1915年，辜鸿铭在北京出版了《中国人的精神》（Spirit of Chinese People）一书，汉语题名“春秋大义”。不久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轰动东西洋，在德国甚至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 《中国人的精神》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全书系由作者1914年发表于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论文结集而成。面对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和对中国文化的歧视，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 “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broad and simple）”，此外还有“灵敏（delicacy）”。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 “温良”（gentle，温文尔雅），“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种心灵的生活”，因此，“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这个“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民族，对于抽象的、刻板的科学技术当然是没有兴趣的。辜鸿铭以此回应和解释西方人关于中国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套话：“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他形象地说：“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精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在辜鸿铭看来，不屑于精确的中国人，其“赤子之心” 和“成年人的智慧”有机地融为一体，达到了“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这就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永葆青春的秘密”。他引用“最具中国味道的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长诗《丁登寺》，展现出中国人心灵与理智完美结合而产生的那种“安祥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这种心灵状态和精神境界，赋予了中国人那种“难以言状的温良”。 “真正的中国人”的温良，在“真正的中国妇女”或“理想妇女”身上得到了尤为充分、完满的体现。中国男人的“温文尔雅”，在中国妇女那儿变成了“神圣的、奇特的温柔”。辜鸿铭承认，在其它国家和民族的理想妇女身上也存在着这种温柔，比如基督教的圣母马利亚，但是与中国的观音菩萨相比，中国的理想女性要在“轻松快活而又殷勤有礼”方面更胜一筹。他认为《诗经》中的《关雎》一诗描绘出了中国理想女性的三个本质特征，即“悠闲恬静之爱，羞涩或腼腆以及 ‘debonair'一词所表达的那种无法言状的优雅和妩媚，最后是纯洁或贞洁”。谈及中国女性，中国人纳妾的问题自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辜鸿铭将这种现象的“合理存在”归因于中国妇女的“无我教”，或曰“淑女或贤妻之道”：“正是中国妇女的那种无私无我，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这显然是一种狡辩，不过这种狡辩也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中国妇女幽美而贤淑的理想形象。 中国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会具有上述精神特征？辜鸿铭认为，这是中国的“良民宗教”长期教化的结果。所谓“良民宗教”，即指孔孟之道，其“精华”是义与礼，“特别是礼，更为中国文明的精髓”。辜鸿铭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宗教教义之不同：“欧洲宗教要人们‘做一个好人'，中国的宗教则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 '；基督教叫人‘爱人'，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他自然而然地联系到当时欧洲陷于“一战”炮火的残酷现实，指出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正在于不讲礼义而崇信强权。因此，他要把中国人礼义并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给欧洲，以制止这场世界大战，“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并为战后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钥匙”。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这正是《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所标举的“春秋大义”之所在。 历史的发展证明，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并没有产生“乱臣贼子惧”的实际效果，他对中国“良民宗教”的普世功用显然是过于自信了。不过，在“一战”前后的欧洲，特别是德国，由于人们身受战争苦难，对于自身文明的价值普遍感到失望乃至绝望，而对和平安宁的东方产生了某种朦胧的欣羡，辜鸿铭其人其书就成了他们心目中“希望的使者”。不仅大学里有人组织“辜鸿铭研究会”，成立“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还广泛流传于普通民众之口。在这股“辜鸿铭热”的推动下，欧洲人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了解有所加深，辜鸿铭笔下遵 奉良民宗教、社会有条不紊的中国与温文尔雅的中国男人、幽美贤淑的中国女人的形象也广为人们所熟知，乃至成为身陷战乱之中的欧洲人心向往之的一个乌托邦。真实与否姑且不论，辜鸿铭所阐发的“中国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义”，在中国人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历程中，无疑写下了独特而醒目的一笔。 【叶公超】5岁时，家人为他延聘教习，习画写字，修读经史，间学英文。13岁时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五四运动”时，天津南开中学率先响应。16岁的叶公超参加著名的“南开救国十人团”，游行、演讲，十分活跃。时家人虑及学殖将荒薄，未等其毕业即安排他赴美留学。到美后先入中学，后辗转美、英、法几间大学，1925年获爱默思特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在此他成了著名诗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的高足，并出了本英文诗集poems。后入英国剑桥大学研读文艺心理学，一年后获硕士学位。又在巴黎大学研究院作短期研究。十分幸运的是他认识了当时英国诗坛领袖、著名的诗人、批评家艾略特(T．S．Eliot)，过从甚密，受益良多。叶公超成名后，他的母校爱大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叶公超在北大、清华当教授时，年轻气盛，一副绅士派头。大概是年代不同，对他的描述也大相径庭：一说“风度翩翩，不拘小节，春秋着西装，背部微驼，头式右分，一尘不染”(秦贤次)；一说“公超先生很少着西装，总是绸子长衫，冬天则是绸缎长袍或皮袍，下面是绸子棉裤，裤腿用线带系紧……先生的头发，有时梳得光可鉴人，有的时候又蓬松似秋后枯草。他顾盼自嬉，怡然自得。”(季羡林)学生中的崇拜者称他是“中国的约翰生博士”。他英文名叫George。他一直教西洋文学，吴晗、钱钟书、王辛笛、季羡林、常风、赵萝蕤等，他都教过。众多的学生在晚年回忆他时，几乎众口一辞,说上他的课既是享受，又有点“那个”。 叶公超上课“很少早退，却经常迟到”，有时迟达十五分钟之多。调皮的学生们以为他不来上了，喜欢悄悄地与他捉迷藏，从教室两侧的楼梯溜号，制造不上课的机会。他见怪不怪，还常常以自嘲式调侃学生：“我上趟上课来得不慢，你们却走得更快。”他是绝对的自由主义者，教学原则是熏陶，中国书院传统的身教，把教室当做师生切磋学术的场地。“要来便来，不来不勉强”。因为他的课有魅力，选修他的课者众。 “最初上叶师的课，真是上得满头雾水。他到了课堂，并非有板有眼地从翻译原理原则，及实施方法说起，总是天马行空，随兴所至，高谈阔论。最精彩处是眨着眼帘，把中外翻译家误译、错译欠通处随手拈来，挖苦不留余地。”(艾山) 他操一口京片子，“他教课以读音正确有名。”(赵捷民) “作为老师，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只是凭自己的才学信口开河，说到哪里是哪里。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如果说叶老师什么地方有点令人不自在的，也许是他那种自然而然的‘少爷’风度，当然决非‘纨绔子弟’的那一种。”(赵萝蕤) 课堂上，他喜欢信手拿些唐诗、宋词、元曲，叫学生翻译。对音律平仄他素不苛求，讲究意会神通。如死板板的“中英对照”，他便批评“这是从字典上抄来凑的字句”。他擅长启发式，一次他让学生译柳宗元的五绝《江雪》，“寒江雪尚望有鱼乎?钓的是柳氏当时的心境”，一语点睛。 有的女生说他很“师尊道严”，上课时不敢交头接耳。但多数人说他风趣、随和。一次他出的译题是李白的《怨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无痕，不知心恨谁?”同学们都犯难，一位洋派的同学课堂上直呼叶公超的名字：“你叫我们翻译李白的《怨情》，不管作者李白理不白，没有交代清楚。美人心中到底恨的是谁?叫我们怎么翻呀”全场先是肃然，后是哗然。“Wait a minute!”他似笑非笑，半眯着眼回答说：“我哪儿知道她的心恨谁？”大家笑得开心时，他却一字一顿地说：“我要是知道，也不叫你们翻译了！”逗出的“笑声差点把红楼扯去一角”。 他的幽默随处可见。一次话题说到服饰，他说：“西装袖子的钮扣，现在用来作装饰，其起源乃防止大家大吃大喝了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是妙不可言，便利于让人牵着脖子走，而且要面对着牵他的人，表示由衷地臣服。”他虽然名士派头很足，对学生很随便，在街上有时学生向他打招呼，他似没看见；有时学生没看见他，他反而在马路上大喊“密斯特，密斯特”。 一次，钱钟书与许振德结伴于某岁圣诞前夕往谒，谈到平剧(即京剧)时，叶公超眉飞色舞大谈谭鑫培当年如何如何，并清唱《打渔杀家》中“昨夜晚，吃醉酒”一段，字正腔圆，还做招式，一扫师生之别。 【胡适】有件事最能说明胡适的作风，也就是他与街头小贩的友谊。袁瓞是个卖芝麻饼的，空闲时也读些有关政治的书。有许多问题使他困惑，却想不出答案，于是写信向胡适请教，问：“英国为君主制，美国为民主制，实质上是否相同﹖在组织上，英国内阁制与美国总统制，是否以英国的较好﹖”胡适不仅热情的回信，还在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个卖饼的，每天提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后来，袁瓞常到胡适的办公室去看他。胡适出门，总先写信通知袁瓞，以免袁瓞枉跑那么远的路去。有一次袁瓞以为自己生了鼻癌z后来才知道不是{，胡适替他写了封信，介绍他去看医院，并且表示愿意代付一切费用。 胡适不是那种把自己的才能深藏起来的人，他有什么就拿出来什么。他是什么人，全都摆在那儿。从前上海的左翼作家，在鲁迅领导之下，曾向他＂围剿＂多次。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为《鲁迅全集》的出版而四处奔走，却无人愿意帮忙，不得已求助于胡适，胡适马上着手运作。他从未计较过恩怨得失，不管是友人，还是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他都尽全力帮助。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发怒易，发牢骚更易，但平和待人，谦和做事，则是十分之难。 另外两个人们用来评价胡适的词，就是“善良”和“正直”，这里就必须讲到他和“末代皇帝”溥仪的故事了。溥仪读了胡适的《尝试集》和《胡适文存》，非常欣赏。15岁的他十分想见见这个新派领袖长得什么样，所以他装上电话后，一时好玩，就给胡适拨了一个： “你是胡博士吗？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听到是一个孩子在讲话，胡适有些发懵。“您是谁呀？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是宣统啊！” “宣统？好怪的名字……是……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我听到你说话了，但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儿，你有空来宫里，让我瞅瞅吧！” 不久，胡适就来到宫里拜会溥仪，这时的溥仪一身平民的打扮，桌上放着《晨报》、《英文快报》等报纸和杂志。两个人谈得很投机。溥仪最后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现在还要浪费国家的钱，心里很不安。我本想独立生活，但老人都反对，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了依靠！” 胡适答应以后多找一些书给溥仪后就离去了，但是这20分钟的会见却激起了胡适对溥仪的同情。不久，这件事情就激起了轩然大波，众多批评轰然而至，最激烈者，恐怕就是鲁迅了，但是胡适却一点不把这些批评放在心上。不久，冯玉祥将溥仪逐出皇宫，几乎所有的人都拍手称快，只有胡适极力为溥仪鸣不平，谴责冯玉祥驱逐孤儿寡母是“东方的野蛮”。现在看来，在那个军阀当道的时代敢于这样做，恐怕不仅仅需要“善良”，更需要的是“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