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增湘,傅增湘的书法

本文目录一览：

1、傅增湘是党员吗
2、觉醒年代傅增湘谁演的觉醒年代傅增湘是谁扮演的
3、斋号趣谈·傅增湘
4、民国藏书大家，提携徐悲鸿，挽救《平复帖》
5、傅增湘的履历
6、傅增湘的书法
7、傅增湘的交往
8、傅增湘的遗产争议
9、鲁迅任职教育部时与上司有过节：认定上司偷书
10、天津美术学院的历史沿革

傅增湘是党员吗

不是。傅增湘（1872—1949），字润沅，号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等，中国近代著名藏书家。四川省江安县人。1912年，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委任，参加唐绍仪的议和代表团南下议和。1929年，20世纪20年代末，曾赴日本搜集流失的中国古籍。一生所藏总计达20余万册。1938年，1938年他参加日本人控制的东亚文化协议会，先后任副会长，会长。这为后人所诟。傅增湘并不是党员。

觉醒年代傅增湘谁演的觉醒年代傅增湘是谁扮演的

1、觉醒年代：傅增湘扮演者：王泽清；1963年，王泽清出生于齐齐哈尔，16岁考入齐齐哈尔话剧团学员班，与艾平、周小斌、胡亚捷、王琇强是同期的学员。参演过《雷雨》、《保尔·柯察金》、《风刮卜奎》、《霓虹灯下的哨兵》等著名话剧，也出演过《历史的天空》、《追击者》、《军师联盟》?、《人生驿站》、《梅花香自苦寒来》、《大荒野》等多部知名影视剧。在艺术创作中多次获得大奖。 2、觉醒年代剧情介绍：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竖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新文化运动由此发轫。陈延年和陈乔年因家庭原因记恨父亲陈独秀，父子三人矛盾重重、故事不断。北大红楼，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以《新青年》为阵地与复古派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激烈争论，百花齐放、精彩纷呈。五四大游行、火烧赵家楼、总同盟罢课、“挽蔡运动”、陈独秀被捕、拒签21条等环环相扣、惊心动魄。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新文化阵营发生裂变。陈独秀与李大钊、陈延年、陈乔年等由分到合，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胡适等人则与陈独秀、李大钊由合到分，走向了全盘西化。《新青年》解体。觉醒年代，大浪淘沙，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曙光初现，社会主义在中国终成必然。

斋号趣谈·傅增湘

斋号趣谈·傅增湘傅增湘(1872～1949)，宇润沅、沅叔，别号藏园老人、藏园居士、书潜、清泉逸叟等，四川泸州人。近代学者。光绪间进士，1898年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戊戌变法失败后，六君子殉难，曾著文为之申辩。辛亥革命时参加唐绍仪和谈代表团。1917年入王世珍内阁任教育总长。“五四” 运动中，因抵制北京 *** 罢免蔡元培之令而被免职。1927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周恩来派陈毅持函抵其府上探病，未及而逝。著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双鉴楼藏书续记》《双鉴楼杂咏》等。主要书斋号有：双鉴楼。双鉴楼傅氏祖上留下一部元本《资治通鉴音注》。1916年，傅增湘又从权贵端方处买得一部南宋绍兴二年刊本《资治通鉴》。他对这两部宋元本十分喜爱，称之为 “双鉴”，并以 “双鉴楼” 题名书斋。 1928年初春，有一书商兜售南宋淳熙时代宫廷写本《洪范政鉴》。傅一见此书，如见故人。原来十多年前，他曾在清宗室盛昱处见过此书，知道此书是南宋内廷遗下的惟一一部最完整的写本书。其书笔力遒劲，有唐人写经之风，桑皮玉版，玉椿朱栏，有内府玺印，确为稀世珍宝。自宋至清末民初，它一直保存在内府，到民国初年才流落民间，落入盛昱之手。当时傅对之称羡不已，十多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现在此书从天而降，当然大喜过望。但是书商要价很高，傅于是毅然把自己珍藏的日本、朝鲜古刻本三箧卖去，换钱以购此书。真可谓 “舍鱼而取熊掌”。从此，他的 “双鉴楼” 的双鉴之一不再是《资治通鉴音注》，而是南宋写本《洪范政鉴》。他也以 “双鉴楼主人”自称。傅增湘平生喜爱读书，自称犹如 “蚁之集膻，蛾之扑火”。更有校书之癖，在《〈文苑英华〉校本书后》曾云： “独于古籍之缘、校雠之业，深嗜笃好，似挟有生以俱来，如寒之索衣，饥之思食，如无一日之可离。” 在双鉴楼中，他自定规矩，每日必校读30页书，白天校读不完，须挑灯夜战。有时家人眼见夜已过半，几次催他歇息，他才离开书房。双鉴楼藏书甚富，计有宋金刊本约150种，元刊本几十种，明清精刻本、名钞、名校本更多，总计有20万卷以上。他病重期间，嘱其家属将所藏通行之本捐赠故乡四川大学，镇室之宝的 “双鉴”等善本书，则捐入北京图书馆。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所著录的傅氏藏善本书就有280种之多。傅氏生前著作甚丰，仅以其书斋名命名的就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双鉴楼藏书续记》《双鉴楼杂咏》等。双鉴楼主人双鉴楼藏书印

民国藏书大家，提携徐悲鸿，挽救《平复帖》

在民国前期的政治和文教领域，活跃着一位前清翰林傅增湘。他曾任民国教育总长，开中国女子教育之先河；他慧眼识书，广聚天下古籍；他以校勘古籍为己任，一生校书800种；他提携徐悲鸿，助其出国留学；他奋力挽救《平复帖》，使其免于流失海外；他忠贞爱国，拒绝奔赴台湾；他大爱无私，捐出毕生所藏！傅增湘（1872-1949），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考古学家，曾任民国教育总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鲁迅曾说及这位教育总长时表示：「 ” ‘F总长’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是深通‘高等做官学’的”。《周易正义》1函4册螺纹纸民国双鉴楼本林语堂在《京华烟云》第十三章中这样描述他：「 ”傅先生，名叫增湘，消瘦，留着小胡子，可真是个想象高强才华出众的学者！他的两个癖好是游历名山大川，搜集并编辑古书。后来，他在大学讲版本学——他是公认的版本学的权威——他坚持要躺在沙发上讲，学生们看着这位瘦高的老头，都怀有无限的敬意。” 傅增湘无论是在藏书、校书方面，还是目录学、版本学方面，都堪称一代宗师。坐拥书城傅增湘旧藏《桐城吴氏古文读本》钤印「 ”江安傅增湘收藏书画金石印” 1872年，傅增湘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一个书香门第。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1916年，傅增湘收得端方（清末大臣、金石学家）旧藏宋绍兴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资治通鉴》，与祖遗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相配，便将藏书之所命名为「 ”双鉴楼”。傅增湘藏宋版《资治通鉴》 1917年12月，傅增湘任北洋 *** 教育总长。一年半内，总统一易，总理三易，傅增湘的教育总长牢而不动。纂图互注杨子法言十卷汉（成都）扬雄撰元刻本 1918年，傅增湘定居北京后，取苏东坡「 ”万人如海一身藏”诗意，自号为「 ”藏园居士”。 1919年五四运动，傅增湘不堪忍受北洋 *** 追究蔡元培责任，逮捕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 *** 行为，毅然辞职。后受聘故宫图书馆馆长，以收藏图书为乐，大量搜访古籍。纂图互注杨子法言十卷汉（成都）扬雄撰元刻本除经常于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等著名书肆浏览翻阅外，傅增湘对荒摊冷肆也都加以注意，不时专赴苏杭等地访书。他的薪水除生活费用之外，全部用以购书。有时缺少资金，往往借债收书，或卖旧换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热心于收书，犹如「 ”蚁之集膻，蛾之扑火”。这样日积月累，收藏日渐丰富。史记卷四十七汉（夏阳）司马迁修北宋刻递修本据统计，傅增湘一生共藏宋金本古籍150种4600余卷，元版古籍95种3700余卷，明清版古籍20余万卷。校书之癖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十四宋（眉山）苏轼撰（乐清）王十朋集注宋建安虞平斋务本堂刻本傅增湘坐拥书城，并不是仅仅满足于占有和鉴赏，而是出于对古籍特有的挚爱和校书之癖。古文献学家余嘉锡先生曾在《藏园群书题记继集·序》中说，傅增湘「 ”聚书数万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钞、精椠，闻人有异说，必从之假读，求之未得，得之未读，皇皇然如饥渴之于饮食。暇时辄取新旧刻本，躬身校仇，丹黄不去手，矻矻穷日夜不休。所校都一万数千余卷”。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十四宋（眉山）苏轼撰（乐清）王十朋集注宋建安虞平斋务本堂刻本傅增湘自己也说过：「 ”独于古籍之缘，校仇之业，深嗜笃好，似挟有生以俱来，如寒之索衣，饥之思食，如无一日之可离。灯右仇书，研朱细读，每日率竟千行，细楷动逾数万，连宵彻旦，习以为常，严寒则十指如锥，煇暑则双睛为瞀，强自支厉，不敢告疲”。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十四宋（眉山）苏轼撰（乐清）王十朋集注宋建安虞平斋务本堂刻本到了晚年，傅增湘天天伏案校书，即使在严寒的冬天和炎热的暑夏，他也坚持工作，不肯间断。他认为：校书是对人类文明极有益的一件大事，庄子说，「 ”不为无益之事。”人生在世，总要为人类做有益的事，怎么能虚度此生呢? 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二宋（建安）袁枢撰宋宝祐五年（1257）宋宗室赵与筹刻大字本以上文字，确是傅增湘勤奋校书的真实写照。他一生校书一千多部，一万六千多卷，堪称民国以来校勘古书最多的人。曾经轰动一时的《过云楼藏书》，就是他受顾鹤逸之邀，前往苏州过云楼校对顾氏所藏古籍善本。由于顾鹤逸不准傅增湘老先生记录笔记，每晚回到酒店，傅增湘只能凭记忆将一天所过眼古籍记录下来，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博闻强记。提携徐悲鸿年轻时的徐悲鸿傅增湘出任北洋 *** 教育总长期间，与徐悲鸿的一段交往被传为佳话。当时，徐悲鸿携带自己的作品来访，请求傅增湘帮助他取得留法公费。傅增湘与徐悲鸿素不相识，但在面谈和看了徐的作品后，认为他极有才华，又是寒士，表示一定帮忙。然而第一批留法公费名单发表时，徐悲鸿的名额竟被权势挤占。傅增湘得知后很气愤，徐悲鸿也以为受了愚弄，来信严词责问。傅增湘对徐的心情十分谅解，告诉他此次已无力挽回，但他决不食言，一定给徐深造机会。徐悲鸿留法期间不久，第二批公费留法名单下来，傅增湘即把徐列入。徐悲鸿原以为第一次已被人顶替，又严词责问过傅先生，肯定再没有希望。直到名字发表后，他才相信傅先生是真正爱惜人才的，并亲自前往致谢。徐悲鸿成名归国后，专门拜访傅增湘，提出要为其画像，以表心意。画成后，傅傅增湘设宴致谢，席间徐悲鸿向客人们谈及此事，一时传为美谈。徐悲鸿《傅增湘肖像》此后，凡徐悲鸿在北京，每年必来探望傅增湘，双方成为挚友。徐悲鸿作的傅增湘画像是其油画肖像中的得意之作，傅增湘曾用彩色精印数百幅，分赠友朋。挽救《平复帖》陆机《平复帖》《平复帖》是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书写的一封信简，为我国存世最早的书法真迹。此信的首行中有「 ”平复”两字，故名「 ”平复帖”。傅增湘跋《平复帖》当年，《平复帖》为恭王府所藏。1937年，溥心畲先生丧母，欲出让《平复帖》以办丧事。一些清朝遗对《平复帖》易手表示惋惜，怕像恭王府出让的唐韩干《夜照白图》那样流失海外，托傅增湘向溥心畲致意此帖为祖传，还是留在本族为好。《平复帖》上张伯驹跋中可见其尊称傅增湘为「 ”傅沅叔年伯” 傅增湘回应大家说，「 ”张伯驹怕此帖流失海外，早有收购之意。另，心畲世兄对《夜照白图》事总有覆水难收的歉疚，曾说，‘我邦家之光已去，此帖由张伯驹藏也好’，并且回绝了出高价的画商。”傅增湘还对大家说，「 ”此帖易手木已成舟，让价大洋4万块已经议定，请大家不要为此事太伤感。”此事经傅增湘从中斡旋，《平复帖》最终易手张伯驹，免遭流失海外之祸。捐赠藏书 1944年春，73岁的傅增湘突患脑血栓，半身瘫痪，卧病在床。傅家的生活日渐窘迫，在以后的日子里，傅增湘的藏书，除为更新流通有少量售出外，还有一批为维持生计而不得不出售。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道：「 ”藏书不能终守，自古已然。吾辈际此乱世，此等身外物为累已甚。兼以负债日深，势非斥去一部分不可。” 南宋版《洪范政鉴》书影身染重病时，傅增湘自知不能再进行校勘，遂首先将自己1.6万余卷古籍捐赠北京图书馆，并遗命家人将其珍藏捐献。 1948年，国民 *** 中央研究院选首届院士，傅增湘初为人文组提名人选。为此，胡适曾两度拜访傅增湘于病榻前，转致 *** *** 之意，愿以专机护送其全家及全部藏书赴台湾，并保证其一生生活无虞。傅增湘不为所动。胡适解放之初，周恩来总理曾派人持函探望重病中的傅增湘，遗憾的是未及相见，他已于1949年10月20日病逝于北京，安葬于北京西郊福田公墓，享年78岁。傅增湘旧藏宋刻本《乐府诗集》现国家图书馆藏 1950年，傅增湘的长子傅忠谟将480部（约3500册）藏书和傅增湘生前所用文具28件捐赠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其中包括宋刊本《资治通鉴》等。这些书经他用善本精校，图书馆极为重视，已全部列为善本，编入1959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之中。另有一批古籍计3.4万余册捐赠故乡四川，现藏于重庆图书馆和四川大学。责任编辑：子曰图片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傅增湘的履历

傅增湘（1872～1949），四川泸州江安人(今属宜宾)。字叔和，号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等。工书，善文，精鉴赏，富收藏。以藏书为大宗，世所闻名，历任贵州学政，教育总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等。著有《藏园瞥目》，《藏园东游别录》，《双鉴楼杂咏》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1902年入袁世凯幕府。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委任，参加唐绍仪的议和代表团南下议和。1914年任袁世凯御用机构约法会议议员。1915年后任肃政厅肃政史。1917年12月，在北洋政府任教育总长，一年半，总统一易，总理三易，傅增湘的教育总长牢而不动。1919年五四运动，北洋政府欲追究北大校长蔡元培策动包庇学生，逼蔡离职。傅增湘极力抵制，不得不辞教育总长职。后担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以图书收藏研究为乐，开始大规模搜访中国古籍，致力于版本目录学研究。20世纪20年代末，曾赴日本搜集流失的中国古籍。一生所藏总计达20余万册。其中多有宋、元、明精刊及抄本。傅的收藏在当时独步天下，中外闻名，仅宋、金刊本就有一百五十余种，后来编制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就著录傅氏藏善本二百八十多种，为同期个人收藏之冠为我国著名藏书家。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傅增湘留滞北京，从事古籍的收藏与整理。1938年他参加日本人控制的东亚文化协议会，先后任副会长，会长。这为后人所诟。他藏有一部南宋本《资治通鉴》，一部元刻本《资治通鉴音注》，别署“双鉴楼主人”；又由于其在北京西城西四石老娘胡同建有“藏园”作书库，自号“藏园老人”。1949年的建国前夕，周恩来特派陈毅持自己的亲笔函，专程拜访。陈毅还未到，傅已经遗憾长逝。

傅增湘的书法

傅增湘大规模收藏古书是从辛亥革命后开始的。他在参加南北和谈期间曾用百金买到一部宋版书（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这是他生平所购第一部宋版书，十分珍惜。然经张元济鉴定，此书乃为清四库进呈本，被馆臣窜易删落，面目全非，他深感痛惜，于是便更加发奋购书。他的藏书处名为双鉴楼。“双鉴楼”的来历是这样的：他的先人也有藏书，留下了一部元本《资治通鉴音注》。1916年，他自己又从端方的藏书中买得一本南宋绍兴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资治通鉴》。他把这两部宋元本合称为“双鉴”，以此作为自己藏书楼的名字。后来他又购得盛昱所藏的《洪范政鉴》一书。此书为盛氏藏书之冠，南宋淳熙十三年宫廷写本。这是南宋内廷遗留下来的唯一一部最完整的写本书。自宋至清末，它一直在内府保存了七百多年，民国初年才流落民间。其书笔法清劲，有唐人写经之风格，桑皮玉版，玉楮朱栏，有内府玺印，确实为罕见珍宝。从此，他的双鉴楼的“双鉴”之一，不再是元本《资治通鉴音注》，而是以南宋写本《洪范政鉴》来代替了。长期从事图书收藏和版本目录学研究。遍交当时藏书大家，如李盛铎、缪荃孙、袁克文、陶湘、张元济、刘承干、叶德辉等人，其搜书之勤、藏书之富、版本之精，为近代诸藏书家之首。仅其祖传秘本、善本书达66 000余卷。北京新居建成后，又取苏轼“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名“藏园”，园内书楼有“素抱书屋”、“长春室”、“池北书堂”、“莱娱室”、“企麟轩”、“龙龛精舍”等。1929年编有《双鉴楼书目》4卷，收书1 287种。25 000余卷，仅宋刊本就达180余种，《藏园群书题记初集》20卷，著文580篇。《藏园群书经眼录》40余册，收录善本书4 500种。《藏园群书题记》为其目录代表作，目录学家余嘉锡对他评价甚高。目录学撰述有10余种。撰《海源阁藏书纪要》，叙述他所知所见杨氏“海源阁”藏书源流。精于校勘，所校书有1000多部，1万多卷。仅《文苑英华》的校勘记就有数十万字。1947年7月，以“藏园”群书373部，4 300余册，捐赠给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书印有“藏园秘籍”、“书潜”、“双鉴楼主人”等20多枚。逝世后，后人又先后捐献有480部，3 500余册遗书，藏于北京图书馆。如上述《洪范政鉴》，他从盛氏家见此书后，梦寐不忘十余年。戊辰年（1928）初春的一天，忽然有一书商拿此书出售，卖价很高，傅氏毅然把自己珍藏的日本、朝鲜古刻本三筐卖去，换来钱以购此书，真可谓“舍鱼而取熊掌”。

傅增湘的交往

他与同时代的藏书家曹元忠、王秉恩、吴昌绥、顾士、邓邦述、徐乃昌、蒋汝藻、董康、章钰、叶德辉、袁克文、刘承干、张钧衡、陶湘、周叔等人都有密切交往，互通有无，常常相互馈赠和代为搜书。他与张元济尤为挚友，从新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一书，可窥见二人关系的密切。二人往返信札，大多是谈论收书、印书、借书之事。清未的端方、盛昱、徐坊、扬氏海源阁、景朴孙、李鸿裔、唐翰题、吴重熹、缪荃孙、费念慈等藏书家的书均先后归入双鉴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热心于收书，犹如“蚁之集膻，蛾之扑火”。这样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双鉴楼所藏，计宋、金刊本约达一百五十种，元刊本几十种，明清精刻本、名钞、名校本更多，总计收藏达二十万卷以上，俨然蔚为大国，雄峙海内，成为陆心源皕宋楼、丁丙八千卷楼、杨氏海源阁、翟氏铁琴铜剑楼之后的大收藏家。傅增湘病重时，嘱其后人将所藏通行之本捐赠四川大学，宋、金、元本，明、清精刻、名钞、名校本及经傅氏手校本，如视为传家之宝的“双鉴”，均捐入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傅氏所藏善本书就有二百八十种之多。

傅增湘的遗产争议

因不服一审法院只将上千件古玉、两万余件文物中的50余件认定为遗产的判决，原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后人傅钰年姐弟将5位亲戚上诉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年9月12日上午，北京市高院对这起被称之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析产纠纷案件”作出终审判决，以超过诉讼时效等为由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的两房孙辈——代表人物傅熹年和傅延年争巨额遗产最终以上诉方傅延年败诉落槌，傅延年等4人只得到字条、经书等10件文物。宣判后，法官分析了判决原因，然而通篇“难”字当头，傅延年方则表示要申诉。傅增湘一生育有三子二女，暮年只存二子，长子傅忠谟、三子傅定谟。傅定谟先于傅增湘病逝，遗下二男二女四人，分别为傅嵩年、傅钰年、傅颀年和傅延年。傅增湘去世后，傅家由长子傅忠谟掌管财产，仍是一个大家庭，没分家。1966年“文革”抄家，几万件文物被抄走。1971年国家开始逐步归还傅家财产，1974年傅忠谟去世，傅家的财产由傅忠谟长子傅熹年掌管。1985年3月22日，傅熹年主持财产分割，两房共有7人参加，并签订了协议书，但是傅延年一房并没有全部出席。对此，傅延年提出该协议无效。从此，长子和三子的儿辈开始为了如何分割文物展开将近十多年的诉争。一审法院判决傅延年等4人得到字条、经书等10件文物后，傅延年等人提出上诉。在庭审过程中，双方曾对900多块古玉提出争议：傅延年认为玉是爷爷傅增湘的收藏，傅熹年则说是其父的个人收藏。无论哪种说法，法院认为双方都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实，只能比拼谁的证据效力更大。傅延年以《傅增湘日记》等著作证明玉是爷爷的收藏，推测傅熹年父亲没有收藏古玉的能力和行为；傅熹年提出，法院曾认定1985年协议之前的古玉已经归还，但傅延年方从未提出异议，证明古玉是父亲的个人收藏。对比之下，法院认为傅熹年的证据更有优势。因此，法院判决只把可认定傅增湘收藏的佛像条一件、崇祯字条一件、妙法莲花经七件和《续资治通鉴》一本等10件文物分割给傅延年等4人。本案宣判后，法官表示，距傅增湘去世已达半个世纪，其间，双方对财产多次分割、捐赠、变卖，“法院已做了大量必要的调查核实工作，但仍无法完全恢复历史原貌。”法官还认为，诉讼时间已超过了最长的20年时效，因此上诉人傅延年等人无法得到法律支持。

鲁迅任职教育部时与上司有过节：认定上司偷书

鲁迅曾任教育部科长，与顶头上司——曾任教育部长的傅增湘颇为不睦，傅增湘是著名教育家、藏书家，鲁迅曾欲将藏书转卖给他，他开了个离谱的低价，令鲁迅极为不满。鲁迅认定傅增湘有“偷书”劣迹。一次是给其弟周作人口述的一个故事，一次是自己撰文写的一篇工作回忆录。鲁迅给周作人讲的那个故事，黄裳就特别在《藏园佚事》一文中转述过这个故事。原来，在1957年9月，周作人(署名“十堂”)在《新民报晚刊》发表了一篇《窃书的故事》，记下了他从鲁迅那里听来的故事。与鲁迅一样没有点名，只称之为“做过总长的名流、大大有名的藏书家”，但读者一看，就明白这没点名的主角是谁了。故事的起因是某名流听说京师图书馆藏有一部宋板书，又例不外借，只能由馆方特辟净室一间，请这位名流来住，可以从容细心校阅。鲁迅以科长身份，捧出宋板亲手交付。几天后，这位名流说要再来校书，请人前去接收宋本，自然仍由鲁迅亲自办理。此后发生的令人咋舌的“窃书”现场记录，周作人转述如下： “这天仍由科长出马，看见他已整装待发，只等科长一到，将书交还，便挑起网篮铺盖，出馆而去。科长双手接过内装宋板书的楠木盒子，将转手交付工友，这时忽然‘福至心灵’，当面打开盒子来一看，不看时万事全休，只见楠木盒子里‘空空如也’，不见有一本书。第一个看出破绽的是那位名流，随即回过头去，骂站在后面的用人，‘混账东西，怎么书都没有放好!’用人连忙从网篮里将宋板书取出，放入楠木合子里。科长这才接过去，安心收下。” 傅增湘周作人接着用倒抽一口凉气式的口吻说，“后来鲁迅讲起这件故事，总说回想过去所遇的危险，以这次最险，也最运气，因为只要一不小心，收下之后，这失书的责任再也摆脱不清了。因此之故，他也最恨那名流。不但认为藏书家即是偷书家，在这里得一实证，也因为个人几乎上他的大当的缘故。”最终，鲁迅为这位藏书家名流下了个结论说，“藏书家眼见好书，用尽心思图谋，也是人情，但总不可以违反道德，做出见不得人的事。” 这桩未遂的窃书案，鲁迅讲得绘声绘色，周作人写得活灵活现，黄裳的转述也顺理成章，后世略有知傅氏生平者无不呆若木鸡。事实上，关于傅增湘偷书的故事，鲁迅还讲过一个，且更为直接，更为辛辣，虽然仍然没有明确点名。想来这个故事，周作人也是看过的，会更加的印象深刻。发表于1928年1月28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的《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鲁迅在提到整理清 *** 遗留内档时，特别指出北洋 *** 时期的教育总长、次长、参事对清代遗档的监守自盗行为，他写道：这回是F先生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这时以考察欧美教育驰誉的Y次长，以讲大话出名的C参事，忽然都变为考古家了。他们和F总长，都“念兹在兹”，在尘埃中间和破纸旁边离不开。凡有我们捡起在桌上的，他们总要拿进去，说是去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据说，文中所提到的英文代码之人名，乃是姓氏的旧式拼音缩写。F先生就是指傅增湘，他在1917年12月至1919年5月任北洋 *** 教育总长。Y次长指袁希涛，字观澜，江苏宝山人。曾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1915年到1919年间先后两次任北洋 *** 教育部次长等职。C参事指蒋维乔，字竹庄，江苏武进人。1912年至1917年间先后三次任北洋 *** 教育部参事。鲁迅笔下的这起“群体盗书案”，以傅氏为首，几乎整个部门全部参与，这是让人始料未及的。当然，只有他这么一个小科长没有参与，可以洁身自好而独善，自然是有资格讲出来、写出来，并讥刺一番的。

天津美术学院的历史沿革

1906.6-1929.6 北洋女师范学堂北洋女师范学堂是我国创建最早的公立女子师范学校。1906年6月13日（清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二日）由我国近代教育家、清朝天津女学事务总理傅增湘创办。堂址初设天津河北三马路三才里西口，1910年迁至天纬路。 1906.6～1912.春北洋女师范学堂校长：傅增湘；吴鼎昌 1912.春～1913.5北洋女师范学校校长：吴鼎昌1913.5～1916.1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张伯苓1916.1～1928.9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冯荣绂；齐璧亭。 1928.9～1929.6河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院长：齐璧亭学校初创时规模较小，属于中等师范性质。在课程中已设有图画课和手工劳作课，开启了美术教育。1926年，正值全国艺术活动兴盛时期，学校由当时第23级后期分科时期起，开始设立美术科，同时增设西画、国画、图案画三个专用教室，至此学校有了美术专业。1929.6-1949.8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学院图画副系建立于1929年6月，最初附设于家政系，1934年改为独立副系。课程设有国画、西画、图案和技能理论等。院长齐璧亭。1949.8-1956.8 河北师范学院学院改建之初设有4个系：教育系（教育学、幼稚教育2个组），文史系（国文、历史2个组），音乐艺术系（音乐、美术、戏剧3个组）和体育系。此后学院规模、科系设置迅速增长。1951年暑期音乐艺术系分建为美术、音乐2个系。至1956年6月已拥有教育、中文、历史、地理、外语、政治教育、音乐、美术、体育、数学、物理、化学等12个系，在校生1558人，教职工564人（其中教师288人）。成为当时全国科系最为完备的师范院校之一。1956.8-1958.8 河北天津师范学院数学、物理、化学、地理、体育5个系迁往石家庄市，组建成河北石家庄师院。胡毅任代院长、周学敖任党委书记。1958.8-1959.8 河北艺术师范学院中文、历史两系迁往北京，并入河北北京师院；教育、外语、政治教育3个系并入天津师大。1959.8-1962.8 河北美术学院在美术系基础上，扩建成多学科的高等美术学院。绘画系设：油画、中国画、版画3个专业；工艺美术系设：装潢设计、染织设计2个专业；雕塑系、师范系未另分专业。音乐系并入天津音乐学院。高镜明任院长兼党委书记。1962.8-1970.9 河北艺术师范学院并入天津音院的原音乐系重新迁回；1966年文革开始，学院遭到浩劫。高镜明任院长兼党委书记。1970.9-1973.2为天津五·七艺术学校。1973.2-1980.2 天津艺术学院绘画系设：中国画、油画、版画3个专业（另暂设连环画班、年画班）；工艺美术系设：装潢设计、染织设计、工业造型设计、特种工艺美术设计4个专业。李麦任院长兼党委书记。1975年张森林任院长兼党委书记，1978年孟挺任党委书记。1980年2月起定名为天津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