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在武大教授周玄毅被校方处分这件事中，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 2、是谁免了刘道玉
- 3、武汉大学校长窦先康为何辞职
- 4、从文化名人到被人状告，易中天为啥不火了？
- 5、顾海良为什么只当了两年校长
- 6、关于陶行知的主要事迹
- 7、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被霸座往事
- 8、据报道，武汉大学原校长齐民友逝世，他生前给这个学校创造了哪些价值？
- 9、武汉大学原校长“齐民友”逝世，他究竟是如何去世的？
- 10、刘道玉：我当年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的真实原因
在武大教授周玄毅被校方处分这件事中，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
经学校纪委研究决定， 给予周玄毅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根据《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相关规定，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 给予周玄毅行政记过处分，停止其课程教学工作，停止其研究生招生资格。武汉大学高度重视全面从严治党和师德师风建设，对违规违纪的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的态度。值得关注的就是现在所谓的老师一点都没有道德，也不配成为一名老师，所以在选择老师的时候一定要有严格的要求，也要有长时间的审核。这样才能够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和权益。具体的原因，注意事项，处分的过程，处分的原因，引发的事件，等等，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第一这个教授为什么被校方处分？第二犯的事情是否影响到了公众，第三造成的影响是否特别的严重，第四他是否道歉或者是认错，第五学校的处分是否太清？武大教授周玄毅的处分结果终于出来了，结果出来后也引发了网友的一顿吐槽，因为校方的这个处罚结果非常的让人不满意。很多网友都认为作为一名人民教师，还是985高校的人民教师，没有师德，私生活混乱，还能够继续做老师吗？很多网友认为周玄毅是不配当一名人民教师的，作为老师应该要教书育人，老师连基本的师德都没有，又怎么会教好学生。对于周玄毅事件校方的处理结果很是不满，一是认为校方的处理结果太慢，二是对于周玄毅的处罚力度不够，好像并没有对他造成特别大的影响。没有师德。武大教授周玄毅和19岁女学生谈恋爱，同时还和多名女性保持着暧昧关系，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引起众多网友的议论。周玄毅教授男女关系混乱，同时也核实了周玄毅和多名女性的暧昧关系，也得到了证实，周玄毅确实是私生活混乱。对教书育人的老师来说，私生活混乱是不配当一名老师的，周玄毅不只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还是重点大学的副教授级别的老师，作为一名教授，连自己的私生活都管理不好，道德人品差，家长又怎么放心把自己的学生交给这样的人教。严重警告处分，停止教学，停止招研究生。对于武汉大学看到关于周玄毅事件产生的一系列恶劣影响，校方的处理结果却是让很多网友非常的不满意，作为一名私生活混乱，没有任何师德的教师来说，不直接开除周玄毅竟然只是严重的警告处分和让他停止教学，停止招收研究生，这也让很多网友非常不理解武大的做法，这样一个品德败坏的教授不开除留着干嘛？难道武大学校还想着等过几年风声过去后，再让他开始授课？没有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再发生周玄毅事件后，校方没有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对于本人进行任何的处罚，这也是很多网友不满意的一个原因。校方在看着自己学校的教师，因为私生活混乱，道德人品低下，被网友各种质疑谴责的时候，校方没有及时的进行处理，让网友看到校方对于周玄毅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师德的老师的处理，这样一位影响恶劣的老师，他是不配有任何的教书育人的行为，而校方在拖延一阵后的处理结果，也是让网友觉得非常的寒心。没有开除，只是停止他一切关于教学研究生的行为，真的没有任何的说服力，虽然作为事业编制这样的铁饭碗是很难开除的，难怪很多人考教师。
是谁免了刘道玉
刘道玉，男，1933年11月24日出生，湖北枣阳蔡阳镇刘坡村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至1988年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1988年3月6日，刘道玉被国家教委干部局负责人奉命宣布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现任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出版有《刘道玉口述史》（2021年6月）等。是国家教委干部局免了刘道玉。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中共党员。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刘道玉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1981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刘道玉在武大任职期间，他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度等，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1988年，刘道玉因与教育部上司有分歧被免职。
武汉大学校长窦先康为何辞职
高升了平调至同为副部级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书记。窦贤康是得到了组织充分认可的，现在他虽然是平调至同为副部级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书记，但是可以看得出是高升。此前还有不少人对此持有不同意见，认为武汉大学校长职务明显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书记更有含金量，其实是这些人不懂。现在再看窦贤康院士的新职务，他目前已经成为国家科技部的党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书记。
从文化名人到被人状告，易中天为啥不火了？
作为观众，可以选择不接受，但是上升到民族层面，就委实是夸大了。易中天这波被告，委实有点冤。不过或许这也是所谓的“名人效应”吧。从一个普通老师成为一个文化名人，易中天这一路走来，争议颇多。一、强者出局？易中天从武大出走在成为《百家讲坛》的主持人之前，易中天是武汉大学的老师。当时武汉大学已经实行选修课制度，老师们讲课的功力，直接决定他受学生欢迎的程度。而易中天就是那种非常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的讲课功力非常强，即使不照着PPT念，也能引经据典，讲得妙趣横生。精彩的发言，总是能赢得同学们雷鸣般的掌声。也因此，只要是易中天的课，总是座无虚席。即便是那种可以容纳300人的大教室，也常常坐满了人。有时实在坐不下了，学生们宁愿自带小板凳或趴在窗户旁边，也要听易中天上课。听说，作家野夫也曾到武汉插班，问武大的学长在武大都有什么注意事项。结果那位学长就告诉他：一定要听易中天老师讲课，无论他讲什么课，有机会听就一定要去。易中天受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对于武大的学生们来说，听易中天的课，已经成了一种享受。当时武大的校长是刘道玉，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学家，也曾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他对易中天的才华十分赏识，一心想要提拔他，还曾想过让他做武大中文系的副主任。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大出风头的易中天，注定少不了来自外界的抨击。刘道玉的想法一提出来，就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很简单，易中天资历不够、没有著作、也没有发表论文，没有评级资格。在众多反对之下，刘道玉的这个提议，只好作废。所以，易中天在武大的处境，并不是很好。尤其是后来刘道玉卸任，针对易中天的声音，就更多了。甚至他们还取消了易中天的“授课权”，原因是他开的课太受欢迎，显得其他老师很没有水平。这种理由，其实也挺让人无语的。强者相撞，本该是愈撞愈猛，而不是强者出局。就连易中天从副教授升到教授的职称考评中，也以“易中天没有本科学历”这一理由打回。而这个理由，也着实让人无奈。因为，易中天没有本科学历，并不是他自身努力不够，而是时代的创伤。因为在1965年，高考制度还未恢复。因此高中毕业后，易中天只能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教。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易中天才报考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直接留校任教。却没想到，这会成为易中天的一大原罪。眼看着在武大待不下去了，易中天只好离开武大，去厦门大学找工作。当时刘道玉听说这个消息，叹息道：“武大失去了一个人才”。却没有想到，易中天会在厦门大学，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二、进《百家讲坛》，易中天成文化名人厦门大学录取了易中天，他成了厦门大学的老师。到了厦门以后，易中天的课，依旧是人满为患。很快他就升到教授职称，工资也涨了五倍多。也就是在此期间，易中天受邀参加了《百家讲坛》。那时候《百家讲坛》这个节目，其实已经处于一种比较困难的局面了。反响平平，收视也平平。所以导演找到易中天的时候，也是抱着孤注一掷的心态。而易中天果然也没让他失望。凭借着幽默诙谐的讲解方式，易中天把枯燥的历史讲得妙趣横生。尤其是他讲的《三国》，不仅故事情节非常吸引人，就连书面上的人物也变得栩栩如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爱恨情仇、矛盾挣扎，这些都让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听得津津有味。这也是易中天讲历史的一大特点。他会基于史实去讲历史，把自己观点的出处一一讲明。也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赋予历史人物某些特定的性格，使人物变得立体生动，而不只是书本上的一串文字。易中天的这种讲书方式，也在网上开了一个很好的风气。就是讲历史不能胡编乱造，要有史实资料作为支撑。比如之前网上一直也有很多历史爱好者，会讨论一些历史事件，也会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有些也写得特别好，但就是没有提到具体的史实出处，结果网友看下来，也很难区分这是史实还是野史。易中天基于史实存在的讲解方式，也避免了很多观众的这种疑惑。不过，也并不是毫无反对声音。易中天讲历史妙就妙在，把史实和个人观点结合起来，既尊重了历史，也丰富了历史人物和情节，读起来是妙趣横生了，可争议也多了。因为观点这种事情，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谓“一千个观众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为一个节目的主持人，易中天太过旗帜鲜明的亮出自己的观点，自然也少不了质疑。有人质疑他断章取义，有人嘲讽他哗众取宠，有人说他就是个评书的，批评的声音，从来没少过。对此，易中天倒是很看得开。质疑和嘲讽，他都能坦然受之，不因此大受打击，也不因此改弦易辙，得空了还能针对这些批评的声音，挨个怼回去。然后在《百家讲坛》讲了几百个日夜，越讲越火，还出了好几本书。三、从文化群宠沦为哗众取宠？“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句话，在易中天身上，倒是体现的淋漓尽致。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靠才华出名的他，几乎就没少过各种质疑。有人说：易中天没有本科学历；有人说：易中天是从文化群宠沦落为哗众取宠；老梁也曾在节目中说过，易中天这种其实就是低级评书，根本不具备专业性。他受到的质疑和批评，何止一二？但难得的是，易中天都能一笑置之，并保持一种坦然的心态，坚持走自己的路。这才有了他在《百家讲坛》上自信从容的风采，也才有了那一段段妙趣横生的历史点评。我们无法改变别人的看法，但至少能够坚持自己的本心。不要轻易让别人的言论影响你的道路。有些坚持，你需要坚守。
顾海良为什么只当了两年校长
顾海良在2013年9月1日到2015年9月1日期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由于年龄关系他在2015年9月1日退休，这导致他只当了两年校长。退休。根据查询顾海良个人简介得知，顾海良在2013年9月1日到2015年9月1日期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由于年龄关系在2015年9月1日退休，导致只当了两年校长。顾海良，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陶行知的主要事迹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阻挠和迫害，育才学校已难以在四川重庆附近生存。1946年4月，陶行知风尘赴赴来到上海。一方面寻找新的育才学校地址，一方面为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奔走呐喊，他在三个多月内演讲一百多次，并积极筹组“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陶行知去世次日上午，上海万国殡仪馆挤满了前来悼祭的群众。中共代表团的挽联是：“中国人民教育旗手，民主运动巨星”。1946年8月11日，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也举行陶行知追悼会，毛泽东送的挽词是：“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扩展资料：陶行知的主要贡献：陶行知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对我国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不仅创立了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而且进行了大量教育实践。细考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创新犹如一根金线，贯串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各个部分。创新在这里指革除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旧”，创立与社会、历史进步相符的“新”。创新还具有打破偶像，破除迷信，挣脱教条的束缚，从僵化习惯性思维中走出来的含义。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创新，也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他针对旧教育把培养“人上人”作为目标的现象，指出新教育应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中人”。早在他创办南京安徽公学时就为这所学校提出三个教育目标：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精神；改造环境，要有审美的意境；处世应变，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陶行知陶行知生平: 1891年10月18日（农历9月16日）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 1908年 17岁：赴杭州拟入广济医学堂学医，因不满学堂对非基督教徒的歧视，三天后愤而退学。 1911年 20岁：辛亥革命爆发，思想发生变化，信仰孙中山，主张民主共和、读书要与国家大事结合。 1912年 21岁：在金大，热心爱国社会活动。组织爱国演讲，举办爱国捐，热心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 1919年 28岁：5月9日，在南京小营演武厅6千人大会上发表演说，痛斥袁世凯“二十一条”卖国条约，13日，南京学界联合会成立，选举陶行知为会长。20日南京各校学生自行罢课。南京高师代校务的陈容反对罢课而离校，陶行知暂代理校务，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1921年 30岁：12月，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合并，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说，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 1923年 32岁：与朱其慧、晏阳初、朱经农、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与朱经农合编《平民千字课本》。到南京、安庆、南昌、上海、杭州、武汉等地推广平民教育运动。是年，拒绝北洋政府任命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校长，又谢绝母校金陵大学聘为校长。专心致意于中华教育改进社工作及促进平民教育运动。 1926年 35岁：倡导乡村教育运动。拟定推行乡村教育计划。筹设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1927年 36岁：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即晓庄师范）正式开学。陶行知谈到“晓庄精神、乐观精神、革命精神和团结精神”。最后指出：“我们要办好乡村教育，要改造乡村社会，总须有宽阔的胸怀，奉献精神。” 1929年 38岁：由于领导晓庄科学社在生物研究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12月14日，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陶行知科学博士荣誉学位（现译为理科博士，或理学博士），以表彰他对科学教育事业的贡献。 1930年 39岁：4月3日，针对南京英商和记洋行工人被殴事件，抗议日舰停留南京江面。同情和支持晓庄师生参加全市学生示威游行。5日，支持晓庄参加全市学生反帝爱国游行。 1932年 41岁：创办儿童通讯学校，普及科学教育，任校长，10月1日，在上海市创办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等，主张“以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开始推行普及教育运动。 1933年 42岁：3月14日，马克思逝世50周年。与蔡元培、章 器、李公朴等公朴等学术界100余人发起纪念会。9月28日，组成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10月25日，新安旅行团7个小朋友抵沪。热情关怀，具体指导。 1935年 44岁：参加创立中国新文字研究会，起草中国新文字宣言。10月10日，资助电影器材，“新安旅行团”从江苏淮安出发，赴全国各地宣传抗日救国。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与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等800余人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 1936年 45岁：开展国难教育运动。宣传抗日救国。5月21日，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陶行知被选为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7月初，全国各界救国会决定委托陶行知前住欧美亚非各国宣传抗日救国，发动侨胞共赴国难。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出访28国和地区向华侨及国际友人宣传抗日救国的正义主张。 1937年 46岁：抗战全面爆发，出版〈战时教育〉。在墨西哥、美国及加拿大多次演讲《禁运和抵制日货》，发动华侨献金救国，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1938年 47岁：在伦敦与中共代表吴玉章一起出席世界反侵略大会，并再次谒马克思墓。5月4日，在洛杉矶发表演说：日本在中国杀死100万人时，有50多万人是美国提供给日本军火帮助杀死的。引起美国的震惊，促进禁运和抵制日货。9月为甘地重写的《中国人民教育运动》英文稿，甘地作了按语：“这本小册子在印度对我们是非常有用的。”11月创立中国战时教育协会，起草战时教育方案。12月15日，在桂林正式成立生活教育社，当选为理事长。 1939年 48岁：7月20日，育才学校开学，后迁至合川划街子古圣正式上课。分文学、音乐、戏剧、舞蹈、绘画、社会、自然科学6个组，学生百余人。 1940年 49岁：4月，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提出：政府应规定教育为人民之义务和权利。26日，在重庆主持育才学校音乐组演出的音乐晚会。周恩来为音乐组题词：“为新中国培养出一群新的音乐天才。” 1941年 50岁：4月，提出“跟武训学”的口号，要求大家做“集体的武训”，艰苦办学。并定4月6日为“育才兴字节”。9月，试验“育才幼年研究生制”，选拔了27名少年研究生进行专门培养。使全校学习风气推向新的高潮。 1942年 51岁：2月，组织育才师生举行戏剧公演、绘画展览、音乐会，向社会汇报办学和创作成果。 1943年 52岁：带领育才师生学习“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战胜困难，开荒30亩，建立了育才第一个农场。 1944年 53岁：致力于和平团结民主运动。 1945年 54岁 ：5月，在《在战时教育》上发表《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9月9日，与冯亦代、倪斐君筹办的国际难童学校开学。又称培才小学。10月18日，发表英文论著《全民教育》提出：“民主第一”、“全民教育”、“全面教育”、“终身教育”等指导原则。11月1日，《战时教育》改《民主教育》。在创刊号上发表《民主》、《民主教育》两文。 1946年 55岁 ：较场口惨案”郭、李被打伤。陶即带领育才师生上街游行，抗议示威。6月23日，在上海北站十万群众欢送赴京请愿代表大会上，担任大会主席，发表著名演说，要求和平，反对内战。7月，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害。陶行知说；“我等着第三枪”。12日，在沪江大学最后一次讲演：《新中国之教育》。16日，给育才学校师生写了最后一封信。21日，又写下了最后一首诗《祭邹韬奋先生文》他面对敌人威胁，无私无畏，视死如归。在上海最后三个月里作了百余次演讲，充分表达了广大人民反内战、反独裁、要民主、要和平的意志。7月24日连夜整理历年诗稿。7月25日突患脑溢血逝世，终年55岁。 临终前，周恩来、邓颖超等赶来。周恩来握着陶的手说：“朋友们都要学习你的精神，尽瘁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息。” 8月11日，延安各界代表二千余人，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题写悼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 9月23日，重应各界在沧白堂举行追悼陶行知大会，到会的文化教育界代表及各界人士二千余人。 10月27日，上海各界追悼陶行知大会在震旦大学礼堂举行，到会有工人、农民、学生、文化界及外国友人五千余人。宋庆龄题词：“万世师表。”何香凝题词：“行知先生精神不死。” 12月9日，美国教育界名流和中国留美人士三百余人，在纽约举行追悼大会。杜威和冯玉祥担任大会名誉主席。杜威、克伯屈等介绍陶行知的生平。在国外，新加超、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及香港同胞，也都举行了追悼会。世界著名教育杜威、克伯屈、罗格等发来唁电：“陶博士致力于中国大众教育建设的功勋与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我拉后死者必定永远纪念他，并贯彻他的事业。” 12月1日，陶行知安葬在南京劳山下晓庄。全国53个人民团体代表及二千余人参加了葬礼。从此，陶行知和父母、前妻、妹妹一起长眠于晓庄劳山之麓。1、打牌的故事一天晚上，陶行知走过男生宿舍，顺便进去看看，正赶上有七八个男生在打扑克，玩得很带劲。陶行知没作声，站在旁边看着。一个同学突然发现了陶校长，急忙推旁边的同学，几个人慌忙放下扑克，羞愧地站起来，低着头等着挨批评。陶校长一句话也没说，沉默了一会儿就转身走了。?? 第二天，陶校长在全校会上讲述了抗日战争形势后问：抗日需要人才，将来建国需要人才，你们难道可以浪费自己的时间吗？你们有多少本领要学啊！我要你们自觉地把扑克牌交出来，像烧鸦片烟一样地把它烧掉！要知道，时光是最可宝贵的。孩子们低着头，把一副副扑克牌放在台上，堆成一垛。陶校长用火柴点燃了牌，又温和地对孩子们说：有人说‘有劳有逸’，‘逸’就只能玩扑克？你们可以练琴、写诗、作画，也可以打球、下棋……只有多学一点本领，将来才能建设国家。时光可贵，一去不回啊！从此，学生们都珍惜时间，勤奋学习了。2、稿费稿费的故事? ?一次，他得到了1万多元稿费，拿回家锁在柜子里，承担着所有家务的妹妹看见了，问他：家里有老有小，钱也不多，能不能留1/4给家里用？陶行知想了想，温和地说：?我要去南京劳山脚下办晓庄师范，这钱要作为办学的经费。我们家虽穷，粗茶淡饭还能维持。中国34000万农民非但没有饭吃，更没有文化。用这钱去办学校，是为农民烧心香，是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你在家里省着点用，算是帮我去办大事吧！3、不要做井底之蛙? 育才学校文学组办了几十种壁报，还在重庆开诗歌朗诵会，很受大家欢迎。他们成立了?榴火诗社?，陶校长专门为诗社题词，文学组的学生们有些飘飘然了。有的人留起了披肩长发，有人特意穿破衣服，自视为艺术家的派头。也有的人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说话尖刻，爱讽刺人。除夕夜，陶校长把文学组学生召集起来，一面吃瓜子，一面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文人应是灵魂干净、品格高尚的人。衣服脏得很，破了也不补，这是乞丐，决不是文人应有的样子。他又摸着一个男同学乱蓬蓬的头发说：这是茅草山。我要放一把火，叫‘放火烧山’！几个留长发的学生不好意思地笑了。陶校长拿起剪刀，亲自给他们剪了发，并耐心地给他们讲?要认真做学问，不要做井底之蛙?的道理，学生们听得心服口服。?? 4、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 对自己的孩子，陶行知同样严格要求。他的二儿子晓光没有正规学历。1940年夏，晓光经人介绍去成都一家无线电修造厂工作。厂方要看他的学历资格，他拿不出，就写信给育才学校副校长，请他寄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书来。证明刚刚寄到，陶行知的急电也到了，严厉阻止用这张证明，并要晓光立即将证明寄回。接着，又是一封快信。信中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之主张……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有丝毫的妥协。你若记住这七个字，终生受用无穷。?以后，?追求真理做真人?七个字，便成了晓光的座右铭。5、陶行知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陶行知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怕影响老师讲课和其它同学学习，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
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被霸座往事
教育帮mp 09-01 21:06 （刘道玉，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81至1988年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1988年3月6日，刘道玉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 1986年10月9日 的香港《民报》曾刊载《官贵民贱》一文 ： 1986年8月间，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到京办事。他购的是软席卧铺票。上了火车以后，依照规定办理换牌手续。在火车即将开动时，突然有几个公安干警赶他离开铺位。 刘道玉据理力辩，申明他的铺号没错，公安干警说：不管你错不错，总之你不能用这个铺位！ 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位大学校长终于被真的赶到别处去了。 不一会儿，一位年轻的大干部被恭引进去。刘道玉事后向列车员打听，才知那位大干部是湖北省新省长郭振乾（后曾任审计长）。 他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强吞下一口气。 无独有偶，4月4日，广州市书记许士杰由昆明飞回广州，他的票位是第一排，空姐却要他去后面找空位子。许士杰再问几句，立刻遭到训斥：你吵什么，下飞机找卖票的去！ 当这位凶神知道他是广州市书记时，马上换了一副笑脸，向他再三道歉：对不起，不知道是您！前倨而后恭，原因很简单，他是个大官儿。 这则消息，我是10月18日知道的。那天，我结束了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访问，由纽约飞回北京。国家安全部的一位处长到首都机场接我，他把这则消息从报上剪下来交给我。他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说来话长，事出有因。 看了这则消息后，我心想：苦哉，这是何人所为？看来，又要把我逼到火炉上去烤了。果不出所料，当我回到学校后，一个围绕着《官贵民贱》一文的调查攻势已在秘密地展开了。 据说，中央某部门看到这则消息后，较为重视，责成湖北省委进行调查（本身就很滑稽，怎么能要与案有关的部门调查呢？），写出调查报告（能写出公正的报告吗？）。 不久，省里高层传话给我，郭振乾省长上任不久，应当支持他的工作，维护他的形象。为此，希望我出来申明：香港《民报》的报道是子虚乌有，纯粹造谣，这样就可以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但是我认为，虽然那则消息多处与事实有出入甚至是较大的出入，但是发生在火车厢里的事件确是存在的。尽管我极不愿意伤害那位新上任的省长的形象，但是我的良知不允许我作假证。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省里负责人说：刘道玉在香港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这事是他捅出去的，泄露了党的机密，应当追究他违反纪律的责任。这是完全不符事实的。 当年，我应香港中文大学、树仁学院等单位的邀请，于7月14日至21日在香港访问考察，期间没有接触任何一个记者，主邀单位的全陪可以证明。 而且更重要的是，车厢事件发生在8月9日，《官贵民贱》一文发表于10月9日，我怎么可能在7月份泄露一个月后发生的事件的秘密呢？ 奇怪的是，省里调查组并不找我这个当事人调查。他们找了与我同行的教师和干部，到财务处查我们报销的火车票，直到最后，他们才走过场似地找我，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至于调查的结论是什么，又是如何向中央写的报告，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我这个受辱人没有得到来自任何一个部门的公正的说法，调查只是走了过场。 那么，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1986年8月9日，我带领空间物理系梁百先教授等5人，到北京向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汇报工作，争取在武汉大学建立空间物理重点（国家级）实验室。 我和75岁的梁教授买的是软卧票，票号是13号和15号，均为下铺。我们按规定验票进了站，办了换牌手续，按照我们的票号被分在4号包房，放好行李后我们已安歇了。 不一会，一位女列车员对我们说：请你们二位先把东西搬出来，这个房另有安排。我说：这两个铺位是我们订购的，而且老教授75岁，高度近视，搬动很不方便，我们不愿搬。 可是，那列车员苦苦哀求说：求求你们了，你们先搬出来，等车开动以后，我负责给你调出两个位子。希望你们一定成全我，否则我会倒霉的，轻者我会被调离这趟特快车，重者我会失去工作的。 她说的确实令人同情，我正欲问清缘由时，突然出现了两个公安干警，他们态度很凶蛮地说：少跟他啰嗦，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反正他们不能用这两个铺位！他们一边说，一边把我们的行李搬到过道上去了。 火车鸣笛了。这时，湖北省新任省长一行十多人上车了，是他的随从取代了我们的座位。 据说，他们是到美国访问的。自不必说，他们在车上享受特殊供应，西瓜、冷饮不停端送，特制饮食送到房间，这一切当然都是免费的。 列车徐徐地启动了，直到驶离汉口以后，列车员才把我和梁教授安排到洗漱室隔壁的一号房。 现在，我才明白换房的原因，他们要离厕所和洗漱室远一些。到了1号房后，给我们一个下铺一个上铺，自然我选了上铺，把下铺让给老教授了。 此文为后来刘道玉先生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 但在当年的1988年3月，刘道玉突然被免职，原因不在部里，而在省里。因为国家教委想把刘道玉平级调动到厦门大学当校长。 刘道玉没有接受。 从此中国少了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
据报道，武汉大学原校长齐民友逝世，他生前给这个学校创造了哪些价值？
他生前给这个学校创造了很大的价值，就是在他的带领下，所以让学校发展的特别好，师资力量也特别强大，让学生接受到了很多教育，而且他还研究出了很多的创新，对数学方面进行了研究，有很多的著作和理论，在社会当中的反响也特别大。齐民友给学校创造的价值就是提高了学校的地位，为学校带来了非常好的发展，也给学校创造了非常好的发展前途，而且让学校在全国大学排名中稳步前进，也提高了学校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式。也创造了更加珍贵的一些思想价值，还有学校的管理价值，有了这个校长的存在，才能够让这个学校的文化更丰富，让学校具有更多的价值以及意义，学生们也会更加的努力，给学校创造更多的辉煌与成就。创造了特别高的价值，而且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领导者，同时他也使得这个学校的校风变得更加好，而且也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培养出来很多优秀的学生。留下了很多的书籍，同时也留下了一些理论，而且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也有很多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底蕴。2021年8月8日，武汉大学校长齐民友在武汉逝世，消息公布后，数学界哀悼齐民友逝世。在大学设立的网上纪念堂、清华大学院士邱成通、清华大学院士温岚、北京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科技大学副院长方付泉院士已经发表了他们的哀悼。齐民友同志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献身于中国的数学教育事业和武汉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他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他要求干部在政治上要靠得住,更贴近实际,了解国情,专心致志于管理。在人才培养方面，强调多管齐下。在加强基础理论人才培养的同时，以实验班的形式培养人才，并尝试通过委托培训和自负盈亏培养研究生。任职期间，武汉大学各项指标不断提高，各项工作均达到新水平。齐民友同志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数学人才，一生在世界各地取得了许多成就。作为教育家,齐民友同志对道德建设,育人有着深刻的认识,强调对青年学生既要热情,又要严格。作为一名教师，他的工作对象是有思想和感情的人。因此，做一名好教师不仅需要他用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影响学生，还需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塑造一个人。只有把生命和伟大事业结合起来，才能获得真正的价值，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永远不会干涸一样。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是我们面临的伟大事业。齐民友同志一生热爱数学，献身数学。他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齐民友同志的死，不仅是武汉大学和武汉大学数学学科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数学事业的巨大损失。把悲痛转化为力量，努力把武汉大学建成世界一流的中国特色大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武汉大学原校长“齐民友”逝世，他究竟是如何去世的？
是因为得病的原因导致的死亡，治疗无效所以导致的死亡，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值得人们敬佩。他是生了病然后无法医治，最后去世了，这样的结果也是让人非常的心痛了。因病去世，他的身体一直都不是特别的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育家，对社会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武汉大学一直都是许多学子向往的高等学府之一，武汉大学的校长都能够得到学生的信赖。武汉大学曾经的校长齐民友离开人世，这也使得许多武汉大学的毕业生和在校师生悲痛不已。众所周知，老年人的年龄越大，身体患病的概率比较高。齐民友因病抢救无效后离开人世，不过他有给学生的不止是发小，还包含着许多理论知识。反观武汉大学原校长齐民友的一生，他将数学理论与统计知识掌握得非常到位，并且成为武汉大学的校长，任职为四年。如今老人已经离开人世，我们更应该以怀念的心态去看待此事。武汉大学原校长齐民友成为人们心中最值得尊敬的数学教授每一位大学校长的任职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每所大学的校长任职的标准不止考虑大学校长取得的成就，同时还要考虑大学校长的管理能力。1988年，齐民友凭借着优秀的影响力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并且成为了武汉大学的校长。与此同时，他还担任着数学与统计学院的教授身份，从而展开了教学和管理的双重工作。虽然工作任务很繁忙，但他依旧保持着优质的管理和优质的教学。武汉大学发布重要信息，原校长离开人世教育是一个传承的过程，当老一辈的教育工作者的经历大不如前十，他们会选择更可靠的年轻人继承教育事业。众所周知，我国高校的校长任命比较谨慎，不仅仅是因为每一所高校承担着的社会压力比较大，还因为校长的管理能力可以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行。武汉大学迎来了多个校长，每一个校长都可以将武汉大学的特色发扬光大，其中就包括离开人世的齐民友。武汉大学发布重要信息，信息中明确指出齐民友已经离开人世。总的来说，每一所大学的管理都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每所大学的校长在完成学校的管理工作之后，他们也会制定有利于学校发展的各项方针和政策。如果某一所学校的发展大不如前，相关部门都会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方式，从而避免学生受到影响。大学校长不仅能够收获许多人的支持和肯定，大学校长还承担着比较重要的社会责任。每一所大学的校长都在尽心尽力地完成工作任务
刘道玉：我当年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的真实原因
刘道玉，教育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 1988年1月25日至31日，国家教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直属院校工作会议，部署了新的一年工作的安排。回校后，我向中层以上的干部传达了会议的精神，要求各院系、各部处在放寒假以前，提出本单位新学期的工作计划，重点是转变教育观念，制定加大教学改革力度的措施。 与此同时，我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先后到法学院、经济学院、图书情报学院、管理学院、中文系、化学系进行调查研究，直到2月9日上午，我还在物理系召开教师座谈会。 我的打算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寒假的时间，制订《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育改革纲要》，以便从寒假以后的新学期开始，掀起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可是，到了第二天（2月10日），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是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汉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我到东湖宾馆谈话，宣布免除我的党委副书记、校长的职务。当天晚上，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免除我职务的传真文件。 我心想，是呀，我32岁任副教务长，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所以，有人说，我是个超前的人，不仅教育观念超前，而且任职和离退也都超前了。 过去，有不少人曾不解地向我提过相同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辞去教育部的任职和拒绝出任武汉市的市长？要不然，你现在也能当上一个什么大官了，至少地位、物质生活条件要比你现在强多了。”在某些人看来，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有些人为了往上爬，削尖脑袋投机钻营，到处跑官、要官，甚至不惜用重金去买官。 在一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中有一句俗话：“不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就不愿做官。 当然，我先后多次婉拒了堪为要职的安排，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放弃，可能使我失去了本可以得到的某些东西，但是我并不后悔。其实，在我的一生中，还有过很多的放弃，如放弃了在前苏联学习研究的优越条件，放弃了获得副博士学位（相当于中国的博士学位，俄式学制的副博士学位级别比硕士学位高，低于俄式学制的全博士学位）的机会…… 对此，有人就说：“刘道玉太傻，不该去响应什么‘反修’的号召，如果像其他人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门作研究’，他肯定会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副博士学位，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和勤奋精神，或许也评上了中科院的院士，也会名利双收。”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作了这样的评价：“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我很欣赏这一句话，也很敬仰这位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的做人行事的典范。 我信奉孟子的“性本善”的观点，在教育实践中也一贯倡导博爱精神。因此，对于我来说，不存在“有过许多敌人”，更不可能“有一个私敌”。 但是，我崇尚教育改革，身体力行地实践教育改革，在改革中两种观念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那些抱着极“左”路线不放的少数几个人，对我妒忌，左右都看不顺眼，把我当作“敌人”，总是欲除之而后快。 我突然被免职以及以后所遭受的打击，就是他们这一思想的表现，是对我的报复。其中的一个人，在他整我的目的达到以后，曾洋洋得意地对人说：“我把刘道玉整倒了，真是痛快得很，我毫不手软，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还是这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指使一个青年教师进京告我的状，并说如果没有路费，可以到他那里去报销。 本来，这个教师是我的学生，他原在外省的一所普通大学任教，但是他工作了十多年后还没有提升为讲师，他感到受压。于是，他写信给我，希望调回母校，报效母校。我觉得那所学校的做法太过分了，出于保护学生的思想，我把他和他妻子（本无对口工作）一起调入了武大。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很快解决了他的讲师职称，我还亲自为他的一本书写了序言。但是，他并不满足，紧接着他又要求提升副教授，我未予同意。就这样，他反目成仇，并立即投靠了那个搞“左”倾的人，充当了反刘的急先锋。 但是，这个教师恩将仇报的做法暴露以后，很快遭人不齿。他无法在学校呆下去了，于是要求调走，再次改换门庭。不知是出于良心自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在离校前居然来向我告别，并征求我对他的意见。 我接待了他，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十分重视道德文章，我认为你缺少的就是品德修养。尽管你做出了对不起我的事，但是作为你的老师，我还是不忘传道之责，至于听不听由你。怎样做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呢？我赠送给你三句话：不以胜败论英雄，不以好恶判是非，不以得失分亲疏。” 接着我解释说，这三句话是我的信条，包含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总是要争取胜利而避免失败，但是对胜利与失败也必须作具体的分析，那种靠整人起家，踏着别人身子而爬到高位的胜利，是“胜”而可耻；而那些因为说了真话而受到打击或因改革而遭受的失败，虽败犹荣。 是非是有客观标准的，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是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的。亲与疏也应当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念之上，不能因为得到了某人的好处就亲近他，或者反过来就憎恨他，如果这样，那岂不是把人降为普通动物一样了吗？ 更多的人是，在你得势时，他紧跟你，但是一旦气候变幻，他们马上变脸，或揭发批判，或划清界线，对此，一些好心的人问我：“你对那些无情无义的人怎么看，是否后悔过？”人本来就是形形色色的，从个人总结识别人的教训来看是应当的，但后悔却是不必要的。 我的信条是：宁可人负我，而我决不负于人。我还认为，爱是奉献，是以不求回报为前提的，如果你要求索取，那就是把爱心当作了商品，这是对伟大爱的亵渎。因此，我对任何人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自觉自愿的，是无怨无悔的。 1988年7月中旬，我的学生田安邀请我到通山县九宫山去避暑，正好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在那里写书，于是我同意了。说实在的，我太累了，在任副校长、校长和高教司司长的15年间，没有过一个寒暑假，没有游览过名山大川，甚至连校工会组织教职工分批到庐山夏游，我也未能享受。被免职以后，我真正品尝到苏东坡被贬谪黄州时所发出的“无官一身轻”感叹的滋味！ 一天，我携带一箱图书和文献资料只身上山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避暑胜地过暑假，一切费用完全自理。那时，旅游条件比较差，道路还是碎石路，坑洼不平，汽车颠簸得很厉害，沿着崎岖的山路，到午后1 时才攀上海拔1500多米的九宫山的天池，在一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的普通招待所住了下来。 8月5日，学校派车把高伟送到九宫山我住的招待所，她的突然出现使我惊愕不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你怎么来了，出了什么事？” 她说：“几天前，学校党办打电话找你，说教育部要你到北京去一趟。我告诉他们你出差去了，没有写信回来，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对他们说，刘道玉已经免职了，还找他干什么，没有什么好谈的。可是，昨天他们又来电话说是李铁映要找你谈话，好像很急迫似的。所以，我们商量一下，看去还是不去？” 我突然被免去校长已6个多月了，事前事后均没有任何领导人给我做工作，为什么现在要找我去谈话呢？ 我们分析意图有二： 一是对我免职的做法不民主、不公平、不公正，因而引起了校内外的强烈的反响，以至于教育部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他们请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出来约我谈话，目的可能是安抚，变被动为主动。 二是可能重新安排我的工作，因为我被免职以后，教育部一再放出了风声。我们认为，我被免职与李铁映同志无关，因此无论从组织原则抑或从礼貌上说，我还是应当去。于是，我和高伟乘火车于8月8日到了北京。 9日上午，教育部人事司负责人安排我与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见面，当我得知其中有实际上的一把手参加时，我提出不愿与他见面，如果他出席我就不参加，因为免我的职就是他一手包办的，而且是借机发泄对我进行改革的不满。 关系弄得很僵，一个想参加，另一方不要他参加，相持不下。怎么办呢？最后，朱开轩副主任多次给我打电话，说明那位负责人是诚恳的，是专程从北戴河赶回来见我的，希望我消除误会，有话当面说清就是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再坚持，还算是顾全大局的了。 谈话的场面十分尴尬，似乎谁也不想首先发言。沉静片刻之后，还是那位一把手先开了口，他说：“道玉同志，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其实，我们对武大的改革一直是肯定的，对你的工作也是肯定的……” 我插话说：“不是什么误会，而是你对武大的改革成见太深，你不是说：‘学分制在美国失败了，苏联不搞学分制也出了优秀的人才嘛！’这怎么能说你对武大的改革是肯定的呢？你既然对我的工作是肯定的，又为什么不明不白地免除了我的职务呢？校长可以不当，是非必须澄清。 还有，1986年12月15日，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可是，会后你派人搜集我发言的录音带，其用意何在？这是极不光明正大的，这篇发言在《高等教育学报》和《上海高等教育研究》都发表了，还用得着你去搜集吗？这是违法行为，粗暴地践踏了学术研究政策。” 那位负责人辩解说：“我不是对着你的。听说武大有个教授在会上发言时很激动，宁肯被开除党籍也要批评国家教委。我以为这一个教授是对我有意见，因此想找到录音带听听，以便检查自己的工作。” “不，绝对是冲着我来的，后来的一系列的事实均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在改革中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但决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持不同意见者。” 谈话当然没有结果，最后不欢而散。下午，人事司负责人陪同我们到了北戴河，住在全国教师休假活动中心。 按照约定，8月10日上午去接受李铁映同志的会见。那是一栋两层楼的别墅，隐藏在参天青松翠柏之中，四周是绿茵茵的草地和盛开的鲜花。教委人事司的负责人陪同我，穿过了戒备森严的层层守卫，最后来到了接待大厅。谈话是在我与李铁映同志之间进行的，他的秘书和人事司的负责人均没有参加。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彼此寒暄了几句。他首先打开话题说：“这一次请你来是个人间谈谈心，主要是想听听你对教育形势的看法，特别是希望你谈谈教育改革的建议，对国家教委工作的意见。同时，也想就你的工作安排问题交换一下看法。” 既然已经出了题目，我就本着实话实说的态度讲了以下的意见： 首先，我介绍了武汉大学8年以来的教学改革的情况。 总的说来，我们思想解放，改革步子迈得比较大，紧紧围绕着教学制度改革这个重点，创建了6种新的教学与管理制度，使教学质量大大的提高了，学生的素质全面提高了，毕业生深受社会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的欢迎。 此外，还进行了科学研究体制、人事制度、后勤工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使学校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科研成果和学术著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因而，武汉大学被誉为“高教战线上的深圳”。 其次，对全国教育改革形势也谈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全国教育改革的步伐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1985年通过的《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基本上没有落实，教育经费不仅没有增加，而且绝对值的比例下降了。 教学领域的改革根本没有列入国家教委的工作日程，以至于旧的教育观念、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我们学校教育中占着统治的地位。 再次，关于武大的所谓领导班子调整问题。我认为，这次班子调整是不民主、不公正、不分是非的。工作组在长达21天中，不仅没有进行广泛的民主测验，而且只找了6个教授个别谈话，置全校95%以上师生员工的意见于不顾。 所谓正常换届，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的任命本无任期，如果一定要4年换届的话，那也没有到期，而且与我同时任职的一位61岁的女副校长仍保留职位，却要免去一个励志改革、年方54岁的校长职务。对此，我口不服心亦不服，校长我可以不当，但我要求说明原因，分清是非。 最后，关于工作安排问题。我说，既然已经免职了，我希望就不要再安排了。同时，我国的干部仍然是终身制，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高不能低，只能官不能民，这种情况，迟早是要废除的。 我既然励志改革，那么也就决心从我做起，我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再说，干领导工作就像吃大肉一样，也有吃腻的时候。我现在腻厌了，太累了，我需要休息，尝试另一类的生活。 李铁映同志耐心地听完了我的介绍，中间基本上没有打断我的讲话。待我讲完以后，他针对我的讲话，一一作了表态。他说： “关于武汉大学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教育界的反映也是好的。你富有改革精神，事业心强，工作作风踏实，密切联系群众，这些都是必须肯定的。至于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我完全不知道情况，因此我说不清当中有什么问题。 不过，既然已经调了就要面对现实，承认现实。我希望你向前看，改革的成绩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是非将来自有公论，现在就不必再提了。我觉得重要的是把你的工作安排好，继续在改革中发挥作用，工作实践将说明一切。 至于你的工作，你自己可以选择，来北京也可以，去沿海城市也可以，到国外大使馆当参赞也可以。不过，我希望你到北京来，最近准备成立一个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工作，建议你来抓这项工作。怎么样？如果你现在定不下来，回去考虑后再作决定也可以。” 时针已指向12点了，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似乎应该结束了。于是，我说：“铁映同志工作很忙，感谢你拨冗接见。至于你谈到的工作安排建议，我还需要认真考虑再作答复。” “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有事再联系。” 实际上，这些都是客套话。我所说的“认真考虑”，只不过是礼貌性地、婉转地回绝了他的建议；他说的“再联系”，也是客套话，以后我们彼此再也没有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