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为您收集和整理了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谟:科研人生从组装收音机开始的相关内容:“我这一辈子,已经经历了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此时回头看,人生在世,无非是明白一些道理。比如,人吃过真正的苦后,才懂得什么是甜;比如,遇到挫折时,要坚持坚持再坚持;比如,能一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并把这件
“我这一辈子,已经经历了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此时回头看,人生在世,无非是明白一些道理。比如,人吃过真正的苦后,才懂得什么是甜;比如,遇到挫折时,要坚持坚持再坚持;比如,能一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并把这件事和为国家作贡献相连,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王小谟,我国著名雷达专家、现代预警机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被誉为“中国预警机之父”。
20世纪70年代他主持设计的“JY-8”雷达成为我国第一部自动化三坐标雷达,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世纪80年代,他设计我国第一部高低空兼顾的“JY-9”雷达,具有较强的抗干扰和低空探测性能,在国内外军事演习和综合评分中名列前茅,荣获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世纪90年代,他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代机载预警系统。新世纪开始,他任出口型预警机总师,预警机总顾问,为我国预警机实现从国外引进到出口,进入国际先进水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言传身教、甘为人梯,先后为我国培养出18位预警机系统或雷达系统总设计师。
2013年王小谟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我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研制雷达,然后负责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应用到预警机上,把设计变为现实。”“我只是一位普通人。国家给我这个奖,是对整个科研团队的肯定,我代表他们领奖。”
这些话,是这位皓首苍颜的老人,我国著名雷达专家王小谟院士的肺腑之言。当被记者问到您认为做人什么最重要时,王小谟脱口而出:不说假话。对此他坚守了一辈子。
科研人生从组装收音机开始
王小谟的父亲曾是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参谋。当年,冯玉祥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父亲携家眷从上海赶去北京投奔,不料冯玉祥中途蒙难于轮船火海。王小谟一家没了依靠,便在北京西城区的一个大杂院租房住下。那时王小谟12岁。
京剧是当时的“流行音乐”。高中时,王小谟成了学校京剧团的骨干。没钱进戏院,王小谟就从收音机里听,电波里流出来的“咿~呀~呀”的节韵也能让他废寝忘食。他想有台自己的收音机,但“家里根本负担不起”。好在宣武门附近有小市场,出售日本人留下来的旧货。王小谟积攒了几个月的早点钱,买了一个矿石、一根铜丝、一个耳机、一根铁丝当天线,回家一番鼓捣,组装起来的东西竟能发声。当梅兰芳的京剧从耳机里流出,他兴奋得一宿没睡,对无线电波的好感顿生。从此,组装收音机成了王小谟的一门“手艺”,也培养了他“自己动手”的习惯。
1956年,即将高中毕业的王小谟面临考大学。“当年考清华没有十足的把握,北方昆曲院相中了我,但家里反对。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挑上了我,我对无线电也有兴趣,就听从父母的安排,读了无线电系。”大学里王小谟的成绩在班上算中等。“我属于没好好上晚自习的。”王小谟说,“学校的京剧团、模特队,我都是活跃分子。大二时,因为相位没有讲清楚,我物理口试才得了2分,用现在的话讲,‘挂科了’。但《无线电原理》等一些专业课成绩还是拔尖的。毕业设计时,我首次应用最佳相速方法设计雷达八木天线,获得优秀毕业设计的成绩。”
“我这一辈子,已经经历了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此时回头看,人生在世,无非是明白一些道理。比如,人吃过真正的苦后,才懂得什么是甜;比如,遇到挫折时,要坚持坚持再坚持;比如,能一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并把这件事和为国家作贡献相连,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王小谟。
因祸得福掌握了计算机技术
大学毕业后,王小谟被分配到南京第14研究所。
14所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就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三坐标雷达的研制。1960年,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撤走了援助专家。1961年,研究室主任薛国伟找到刚到14所报到的王小谟:“你负责做三坐标雷达吧。”“跟谁一起做?”王小谟问。“就你一个人先做吧。”薛国伟说。然后,他就把厚厚的一沓资料放在了王小谟桌上。那沓资料,是苏联专家留下的手稿,也是当时所里仅有的资料。读完了那些资料后,王小谟又从各种渠道搜集国外资料。然而,资料都是英文的,对一直学俄语的王小谟来说,必须在短时间内掌握英语。他每天早晨起来就念单词,找雷达方面的经典文章,边看边查字典,花了一年时间,既把文章读通,又把英语学起来了。
正当他如饥似渴地钻研雷达技术时,1965年,他被派到苏北溧阳的农村“搞四清”。直到半年后,才从溧阳回到14所,这时,所里正在“闹革命”。一些留过学的科学家被扣上各种帽子打倒了。王小谟还算幸运,被“打入”机房管计算机。这对王小谟来说,可谓是因祸得福,方便了他熟悉计算机,有时,他甚至用计算机下下棋、唱唱歌。后来他说:“我感谢这段时间,因为在这里,我切实掌握了计算机,为后来把计算机技术应用到三坐标雷达上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9年,王小谟接到了一个新的调令:到三线去。当时“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口号响彻天南地北。一大批国家重要的钢铁、常规兵器、航空、航天、能源、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向三线战略转移。
跟王小谟一起从14所去贵州的有八九百人,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所——电子工业部第38研究所(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8研究所)。
1986年,王小谟担任38所所长。此时的38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暴露了很多问题,253名技术人才“南飞”。地处边远山区,每年分配来的大学生不仅数量少,而且报到率低。怎么办,对此,王小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工资和住房采取按贡献分配。对技术尖子给予浮动两级工资的重奖;对长期不干工作的人先是黄牌警告,如不改正就请出所。经过改革,人的积极性被调动,科研成果如雨后春笋,38所逐步走向国内一流水平。
终于研制出自己的预警机
上世纪90年代,我国与外方合作共同开发发展型预警机,王小谟担任中方总设计师。在合作期间,王小谟高瞻远瞩,意识到必须自力更生,部署安排了国内同步研制。在外方单方面赔款中止合同时,王小谟向装备研制主管部门和中央提出“立足自主、研制国产预警机”的建议,得到支持。
王小谟这么有信心,源于中国电科深厚的军工电子技术积淀和对国防事业的使命与责任。在预警机研制过程中,从中国电科集团总部到各个研究所,都将预警机项目作为“天字号”工程,以签订军令状的方式,将任务层层分解。信心,还源于王小谟已储备了一批年富力强的技术人才。“对年轻人有信心,敢于给他们重任再推一把”,这就是王小谟培养人才的绝招。比如吴曼青,我国最年轻的院士之一,他主导研制的数字阵列雷达获得成功,现已成为我国预警机采用的主要雷达。
西北大戈壁上的试飞现场,夏日骄阳似火,把漫天黄沙烤得热气腾腾。预警机封闭的机舱内,温度达到了40多摄氏度,在里面工作就像是在“蒸桑拿”;冬天滴水成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即使裹着羊皮大衣也瑟瑟发抖,每次下机后耳朵都不停地轰鸣,两三个小时听不清声音,而且预警机试飞会有生命危险。年近七旬的王小谟,经常带着技术人员苦干,一上机就是4个多小时,晚上经常加班到凌晨,一工作就是两个多月。
2009年10月1日,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由王小谟主导研制的空警2000预警机作为领航机型,引领庞大机群,米秒不差飞过天安门广场!2010年,这一预警机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回望人生无憾事
2010年10月22日,贵州都匀大坪镇,王小谟又回到了这里。看着颓败的厂房和依然苍翠的青山,他眼中含泪——他对这里,爱得深沉。这里,有他近二十年事业奋斗的日日夜夜,有他和妻子张湘云种菜养鸡的相守,有他一家人小半年吃一大块板肉的欢声笑语……这些,都是他生命中难以忘怀的记忆。“我这辈子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去了自己想去的地方,国家也给了我足够多的荣誉,我该知足了。”
知足,让这位老人笑对晚年。即便因患早期淋巴癌躺在病床上输液时,他依然关心我国的预警机事业,把设计师们请来面对面探讨交流。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赶赴热火朝天的试验现场。生活中,京剧和胡琴依然是良伴,《苏三起解》、《杨门女将》……他把京腔京韵唱得悠扬婉转,把胡琴拉得如泣如诉。戏里琴外,寄托着对那些为我国雷达和预警机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战友、同事的怀念,他让自己一辈子都是一个真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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