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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沈从文都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不幸的是，这两位曾经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文学大师之间有着很深的鸿沟。他们从未见过面，甚至没有直接交流过。有些人说他们之间疏远的原因是他们政治和文学观点的不同，而另一些人认为这是由于他们性格的不同。当然，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鲁迅与沈从文之间产生敌意的直接原因是一种非常偶然的误解。

沈从文于1922年从湘西漂泊到北京，成为中国最早的“北漂”家庭。这是沈从文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读书时没有办法找到亲人。最后，他不得不以“休云”的笔名到处乱扔自己写的文章，挣些零零碎碎的稿费来维持生活。沈从文结识了文学青年胡冶坪和丁玲，他们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沈从文和丁玲都是湖南人，他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1925年春夏之交，丁玲因上学无望而感到尴尬，准备离开北京回国。临行前，她给鲁迅写了一封求助信，大意是一个弱女子无法在社会中生存。她在北京已经遇到了很多钉子，但是仍然没有出路。她想请鲁迅设法给她找一个吃饭的地方，哪怕是在一家报纸或书店当印刷工人。

当时，鲁迅已经在文坛上享有盛名，并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因此，一些无聊的人经常写信骚扰他。不久前，有人以“欧阳兰”的名义给鲁迅写信求助。鲁迅收到丁玲的信时，“欧阳兰事件”刚刚发生。鲁迅见他可疑，就请几个熟人帮他打听。当时正在编辑报纸副刊的孙福元觉得丁玲的信很眼熟:“这字体好像是休的字，但休是男的，不是女的。”第二天晚上，孙福元跑到鲁迅那里，报告说明先生(周作人)也有同样的信，他的笔迹与休的非常相似。

原来，沈从文、胡冶坪、丁玲都喜欢用硬笔在窄窄的信纸上写许多小字。字符的密度和涂抹非常相似。此外，他们的性格都有点女性化，尤其是微妙，所以在外人眼里几乎没有区别。他们三人的字体引起了许多误解，以致丁玲在《小说月报》发表文章时，编者叶圣陶以为是沈从文或胡也频写的。

鲁迅听了孙伏园的话后，误以为沈从文是假装成一个女人来取笑他，于是发了脾气。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胡冶坪又一次拜访了鲁迅。当时，胡冶坪正在编一部文艺副刊，一位熟悉鲁迅的朋友带他去学鲁迅。当他到达鲁迅的公寓时，胡也频先把他的名片放进里面，但是鲁迅看到它时勃然大怒。原来，胡也频是在追求丁玲。为了赢得恋人的青睐，他在名片上印了“丁玲的弟弟”几个字，所以鲁迅突然变得更加生气了。丁玲的前一封信是假的，现在还有一封“丁玲的弟弟”。这是什么意思？后来，丁玲在《鲁迅对我》一文中回忆说:“这一天，他(胡也频)只去见了鲁迅，交了一张“丁玲的弟弟”的名片，就站在门口等着。我只听到鲁迅在室内大声对拿名片的助手说:我不在家！他不得不毫无乐趣地离开，他再也没有去他的房子。”

鲁迅对此事极为愤慨，他把一切都归咎于沈从文。他在日记和给朋友的信中用一些尖刻的话来挖苦和讽刺沈从文。1925年7月12日，他在给钱的信中写道:“本期《国语周刊》的沈从文是休·云，他现在用各种各样的名字，玩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欧阳兰常是这样的。”鲁迅文章中提到的“欧阳兰”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她曾经以一个女人的名义发表文章，并写信给鲁迅寻求帮助。孙伏园也把他误认为“一个新的女作家”。

对此一无所知的沈从文，事后得知这一消息也很生气。几年后，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中写道:“丁玲女士的信被另一个自称聪明的人看到了。我认为这是我的创造。”后来，与鲁迅有关联的编辑荆从胡冶坪那里证实，丁玲是个真人，在北京没有生活，于是他回到湖南老家，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鲁迅。鲁迅心中的疑虑和误会都消除了，鲁迅仍然为丁玲感到难过:“那么，我又失败了。

既然她不是鬼，而且她正赶回湖南老家，她肯定不能住在北京了。“大多数年轻人都不愿意回家。她出乎意料地回家了，可以看出她回来时很痛苦。我没有给她回信，但我感到不舒服。”虽然鲁迅知道自己冤枉了沈从文，但他并没有因为疏忽或其他原因向沈从文道歉。这加深了沈从文的不满，以至于在鲁迅去世之前，沈从文从未想过要和他见面。说他们应该有很多机会见面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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