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是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失之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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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无疑是一位抵御外侮、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或者爱国者。但若称其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难免失之偏颇。

  “林则徐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是著名历史学家、近代史专家范文澜的看法,此观点一经问世,更被简化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被后人沿用。其实,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期,对于林则徐的评价还是多元的,但发展到后来,便只剩下褒扬、赞美与歌颂。

  应当指出,就焚烧鸦片、抵抗英军而言,林则徐当然是民族英雄。唯将其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则不无可议。当然,林则徐在作为钦差大臣受命查禁鸦片后,无论出于夷夏大防,还是出于了解对手,他的确做过一些了解外部世界的工作,比如“刺探夷事,翻译夷书”,于是就有了辑录与翻译《华事夷言》《四洲志》《各国律例》等事迹,就此而言,不能说林则徐没有“开眼看世界”,只能说他的视野极其有限——即使他看到了世界的巨大变化,但在应对上,仍然停留在封闭的园囿里。

  我们不妨先看一下民国时期的史学界对林则徐是如何评价的。著名历史学家、近代史专家陈恭禄认为:“林则徐……虽在交通便易之城,而亦不知外国之情况……其失败之主因,多由于对外知识之浅陋,以为英国毫不足畏,欲以武力恫吓解决,乃不辨明有罪无罪,一律围困之于商馆,使其饿而缴鸦片。”(《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近代史专家郭廷以则指出:“林文忠公则徐之为鸦片战争中的中心人物,这是中外所公认的。但是就外国人的眼光来看,总以为他太自大,太强横,他对外的态度完全是传统的东方式的,不若和他同时同在此幕剧中占同样重要地位的满洲人琦善、耆英等具有外交家的风度与知识。”(《近代中国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即使是范文澜,在赞颂林则徐的同时,也还保持了当时历史学界的部分共识:“林则徐的才能在当时虽然是第一流,但闭关时代的封建知识限制了他,使他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尤其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茫然无知。他起初和一般士人一样,抱着‘天朝声威’可以‘慑服夷人’,‘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绝市闭关,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一类自高自大不识时务的旧见解。”(《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只不过,这些话在现实政治对林则徐的选择性利用方面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来自外界的评价,当然是考察历史人物的重要维度,然而,从历史人物自身的言行来考察该历史人物本身,同样不失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林则徐眼中的“西洋景”

  在此,笔者想通过几个侧面分析一下林则徐是如何“开眼看世界”的,或者说他看到了外部世界的什么“西洋景”。(此处运用的资料全部出自林则徐个人的著述和文字)

  关于国际关系。在林则徐之前的时代,中央王国的士大夫们,不论朝廷以何名号、皇帝姓甚名谁,无不充斥着“华夏上国,怀柔万方”的“天朝”心理。天朝居于天下之中心,周围不外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而已。在林则徐眼里,仍然是夷夏大防,除了“藩属之邦”,就是“八荒岛夷”,如此而已。在清朝士大夫笔下或口中,对于不知来自何方、长相迥异于炎黄子孙的蛮夷,往往充满了丑化、矮化或妖魔化。1839年8月3日,林则徐代皇上起草的《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据说被英人看到后,曾经腾笑外邦,甚至为船上的水手、医生所嗤笑。林则徐笔下的清朝皇上以“天下共主”“全球上帝”“世界救星”自居,俯视众生;而林则徐则以上级责备下属的口吻教训英国女王:“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毕竟是天朝上国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按照批评与表扬相结合的原则,对英国国王说,“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林则徐全集》卷五,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因为林则徐已经“开眼看世界”,他已不同于古代中央政权将“化外蛮夷”当作动物世界的“猃狁”与“犬戎”,也确实有进步、有发展,在他起草的文件中,不时出现将“英吉利”称为“咭唎”、把美利坚称为“咪唎”等为今人不明所以的文字,这与当时中国民间将西方人称为“红毛番”实在异曲同工——当然这并非林则徐的发明。

  关于国际贸易。既然中英是天朝与蛮夷的关系,当然不存在平等的国际贸易,只能是天朝的赐予与施舍,或者是藩属的朝贡与沾恩。林则徐在檄书中道:“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著,赖有此也。”“至夷商来至内地,饮食起居无非天朝之恩膏,积聚丰盈无非天朝之乐利……”意为因为英国国王恭顺满清天朝,感激上国天恩,所以天朝才对这些蛮夷破格优待,让你们享受了200年的贸易之利。英国之所以能成为富庶的现代国家,不是因为你们工业革命的成功,而是全靠我们天朝的恩典。被官方史家负面评价的清朝大臣琦善,曾给道光帝上过一则《尊旨覆奏禁烟折》,其中言:“内地实有可制外夷之权……则大黄、茶叶是也……盖(西洋各国)地土坚刚,风日燥烈,又日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每日食后,此为通肠之圣药。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亦惟茶叶是急,英吉利较近,皆不能离此。”在琦善看来,英国人之所以强烈要求与中国通商,是因为他们离开中国的茶叶、大黄,会因大便不通而憋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琦善的看法,也是林则徐的看法。1839年3月,林则徐在《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的通令中指出:“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乃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焉!”他在代皇上起草的致英国女王的檄书中也说道:“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言外之意是,中英贸易的实质是,中国无求于英国,英国却离不开中国,比如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如果天朝不向英国出口,这些野蛮人就一天也无法活下去。即使英国的纺织品,也全靠天朝提供原料;如果天朝控制出口,英人也就无利可图。

  关于敌我局势。中国早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古训。然而,林则徐作为受命于朝廷处理重大涉外事务的钦差大臣,尽管搜集了一些敌国情报,翻译了一些外国法条,但在制订重大涉外战略时,仍体现了相当程度的封闭与盲目,以致在对敌我态势的分析判断中出现了重大失误。1839年9月1日,他在《请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中,向中央报告:“臣等细察夷情,略窥底蕴,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而其胠箧奸谋,总以鸦片为浸淫之渐。”事实证明,这只是林则徐的妄自尊大、自欺欺人。林则徐昧于情势,根本不了解英国政府对禁烟事件的反应。后来的发展证明,英国政府不仅在1840年之初就派出了由16艘军舰组成的侵华远征军舰队,而且向中国政府正式发出了外交照会(巴麦尊照会),照会称:“本文件签名人、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谨照会中国宰相:因中国官员伤害侨居中国的英国臣民,并侮辱英国女王,故女王陛下特派遣一支海军兼陆军前往中国海岸,向中国皇帝要求赔偿及匡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版)外交语言足够婉转,作战计划却相当完备。然而,这一切林则徐都懵然不知,他认为英国至多不过是“私约夷阜一二兵船”,“未奉国主调遣,擅自粤洋游奕,虚张声势”。

  在近代史上,谈到中国的丧权辱国,一些爱国人士往往归结为列强的船坚炮利,那么,林则徐眼里的英国海军是怎样的呢?1839年9月,林则徐在奏折中断定英船只适合外洋作战,一进入内河将无计可施。1840年7月3日,林则徐颁发的《英人鸱张安民告示》,几乎可以视为战争动员令,他对英国炮舰的看法一仍旧惯,“彼若敢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臌裂,再则伙食尽罄,三则军火不继,如鱼处涸河,自来送死,安能生全?”1840年7月,此时定海已被英军攻陷,林则徐却一无所知,他在给皇上的奏折中仍坚持认为:“夷船所恃,专在外洋空旷之外,其船尚可转掉自如。若使竟进口内,直是鱼游釜底,立可就擒,剿办正有把握。”

  此外,林则徐对英军陆战能力的判断也是典型的误判。1840年7月,林则徐在《英人鸱张安民告示》中,将英军视为不同于人类的“异类”,“一跌不能复起”的英军像没有膝盖的木偶。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舰队北上攻占定海,林则徐在上报的奏折中认为:“第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足以制其死命。”

  关于外国印象。1840年1月号的《中国丛报》刊登了英船“杉达号”医生喜尔与林则徐的接触经过,“提到土耳其的名字时,他问是否属于美国,或是美国的一部分。我们告诉他土耳其距离中国几乎需要一个月的航程。他似乎很惊奇。”(《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而此时的林则徐已到任广东一年有余。

  1839年9月3日,林则徐视察澳门归来,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对欧洲人的印象:“惜夷服太觉不类:其男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如演剧扮作狐、兔等兽之形。其帽圆而长,颇似皂役……其发多卷,又剪去长者,仅留数寸。须本多髯,乃或薙其半,而留一道卷毛,骤见能令人骇,粤人呼为鬼子,良非丑诋。更有一种鬼奴,谓之黑鬼,乃谟鲁国人,皆供夷人使用者,其黑有过于漆,天生使然也。”这就是林则徐眼中的欧洲人的形象,大抵畜类、丑类而已。

  如果说林则徐将从事不法鸦片贸易的欧洲人称为“西洋鬼子”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他把其中的黑人称为“鬼奴”,则属于鄙视或蔑称了。在另一份材料中,他对黑人的观念则明显地带有种族歧视的性质,他在《英人鸱张安民告示》中言:“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尔人人持刀痛杀,凡杀有白鬼一名,赏洋一百元,杀死黑鬼一名,赏洋五十元。”在世界近代史上,非洲大陆的黑色人种,长期遭受欧洲殖民者的欺压与侮辱。林则徐笔下所谓黑人只是“供夷人使用者”,大抵也属此类性质。就此而言,他们的命运与近代史上同样遭受列强欺凌的中国民众是一样的。可见,林则徐对黑人的侮辱与鄙夷,由此体现出来的对世界不同种族的文明视角,并不比欧洲白人更文明。

  关于爱国节操。尽管1839年9月1日,林则徐曾向朝廷作出了英军不敢对我侵犯(“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的误判,然而,三年之后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上旬,他在发配伊犁途中的私人信件里,竟然以“马后炮”的形式,为自己当初的错误判断而导致的战争失败进行开脱与辩解:“英夷兵船之来,本在意中。徐在都时所面陈者,姑置勿论,即到粤后,奏请敕下沿海严防之,亦已五次。”对于林则徐这样的朝廷高官,我们应当相信他对皇上事前的报告呢?还是应当相信他对友人事后的辩解?

  1842年8月,林则徐被朝廷贬谪伊犁路经西安,在与家人告别时赋诗两首,其一即《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曾被今人反复引用的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即出之这首诗。然而,几天后,他从西安走到兰州,在《致姚椿、王柏心》的私人信件中,他清醒而客观地分析了敌胜我败的原因:“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军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徐尝谓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指南宋名将岳飞、韩世忠)束手,奈何,奈何!”作为鸦片战争的当事者与指挥者,他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国家都是弥足珍贵的,都应成为国家防范与抵御外部侵略的极其重要的鉴戒与财富。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随后写下的几句话:“两先生非亲军旅者,徐之覙缕此事,亦正为局外人,乃不妨言之,幸勿以示他人,祷切,祷切。”此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深意荡然无存。他既没有向皇上报告敌国真相,也没有向国家提出改革建议;他眼见朝廷睡在梦中,国家日趋衰弱,却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在林则徐看来,个人的名誉重于国家危亡。

  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曾任国民政府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的蒋廷黻就指出:“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真可谓入木三分!

  与外国人的交往。“开眼看世界”即今日之“放眼世界”,而身边的外国人,正是最方便的媒介。那么,两广总督林则徐是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如何处理涉外事务的?林则徐与美国医生伯驾的交往恰为一例。

  伯驾是一位在广州行医的美国人。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因患疝气而间接托人请其开方诊疗。当年7月,林还请伯驾翻译《各国律例》若干段落。伯驾虽说是林则徐的医生,却从未见过林则徐。林则徐作为清廷的封疆大吏,也没有平等地接见过其他外国人。有史料称,伯驾打算送林则徐三样礼物:一本《各国地图集》、一部地理书、一架地球仪,林则徐却要伯驾先填“请愿书”,意思是:给我送礼是你的荣幸,要先请示,我答应了才行。伯驾一气之下便拒绝再送。其实,早在鸦片战争开始前,伯驾就看出林则徐“不了解西方法律和国际惯例”的弱点。

  1839年7月,伯驾给林则徐写信,详细阐述了他对中英局势的看法,并指出了林则徐禁烟运动的一些缺憾:“钦差大臣由于不了解各国的法律,不晓得他们的强大,无意识地采取了与友好国家惯例相抵触的措施,已经程度不轻地得罪了英国。”他表示:“鄙人愿不惜个人生命的安危,采取任何手段帮助大国之间恢复和好。”“我还要进而向阁下建议,最好能预见到战争的害处,撇开‘强硬的语言’,采取和平的解决办法……英国已经在世界各地占领了许多国家,我担心英国也希望占领中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有种种迹象证明,林则徐当年收到了伯驾的信,但他并未答复——于是,清廷失去了避免战争的最后机遇。1840年4月,伯驾给美国的亲属写信说:“中国和大不列颠的战争看来是无法避免了,而且在不远的日子就会爆发。我已经施加了我一点小小的影响,让中国能预见和避免这次不幸,但是他们太骄傲,不肯屈从,而且是深深地陷在无知之中,对已经被他们从兽穴中弄醒的狮子(英国)的力量,仍然毫无感觉。”两个月后,鸦片战争爆发了。三个月后,林则徐被革职。1842年8月,这场战争最终以清朝的割地赔款而告结束。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无疑是一位抵御外侮、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或者爱国者。但若称其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难免失之偏颇。只能说他比同时代的封建士大夫多看了“有限的”几眼。妨碍他视野的正是专制王朝、传统文化以及囿于自身的种种局限。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忘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一个历史人物,往往一好百好,以致一俊遮百丑,影响了人们对历史人物客观的、全面的、立体的看法。这样的历史教育,是应该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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