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毛泽东为蔡协民烈士遗像题词

1929年7月，性情耿直，甘愿为理想，为革命牺牲一切，对党忠心耿耿的红四军政治部主任蔡协民（1901—1934，湖南华容人，1925年入党）携妻子曾志由军队转入福建，领导福建的地方斗争。1931年5月由于叛徒告密，中共福建地下省委绝大多数领导同志被捕牺牲，组织工作完全陷入瘫痪，在此紧要关头，机智躲过一劫的省军委书记蔡协民临危受命，勇挑重担，组建临时省委开展工作。

1931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暂不在福建恢复省委，省委的权力将由新设立的福州、厦门两个中心市委来行使，调临时省委书记蔡协民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负责领导闽东和闽北的党组织和革命运动。

伴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蔡协民和曾志的第二个儿子降生了。

孩子乖巧可爱，长得又结实，非常逗人喜欢。蔡协民农民出身，对牛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赞赏牛的品格，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因此，给儿子取名“铁牛”。一家人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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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协民、曾志夫妇福州合影

但是好景不长，1931年初，闽西发生了肃“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从此，党内路线斗争的风波开始困扰着蔡协民夫妇。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也开始在各地贯彻，中央派出许多代表巡视各地，对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的“改造”，对怀疑、不满或不支持他们的人，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加以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以致大批共产党员和干部受到污蔑和伤害。

1931年7月底至8月初，来福州检查中心市委工作的中央巡视员姚仲云找福州中心市委蔡协民、邓子恢、曾志等人谈话，这次谈话很明显是在做立场试探。为了党的利益，性格直爽的蔡协民对闽西党组织内一些领导同志在“肃反”运动中工作方法粗暴、轻率、简单，甚至为了排除异己而公报私仇，对自己的同志进行无情的迫害和残杀的极端行为进行了抨击，这样也就得罪了从中央来的“钦差大臣”。蔡协民很快就被圈定成了“立场倾斜，有社党之嫌”的对象。

1932年1月，在中央巡视员姚仲云的主持下，福州中心市委被改组，蔡协民被撤职，改任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曾志同时也被调到厦门市委任市委秘书，另调厦门市委巡视员陶铸前来担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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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与曾志

1932年1月25日，蔡协民一家从福州来到厦门。蔡协民原打算到厦门中心市委报到后便让曾志请一段时间的假，把小铁牛送回湖南宜章外婆家带养，但就在他们一家到厦门的当天晚上，市委书记王海萍和几位同志一起到旅店来看望他们。王海萍就厦门的形势和市委的工作情况向蔡协民夫妇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后，就开始心事重重地向两位新调来的战友诉苦，告诉他俩市委已经揭不开锅了，同志们正在挨饿，市委的经济状况非常窘迫。

当时的这些职业革命者，个人是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的，一切活动经费主要靠中央来提供，遇上特殊情况经费提供不及时，各地党组织往往陷入困境，这种情况对蔡协民夫妇来说也不是第一回了。

“现在到了山穷水尽的程度了，市委除了几个人，我别无长物，但我这个市委书记总不可能拿人去换钱吧？！”王海萍临走前对蔡协民无可奈何地说。

拿人换钱！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王海萍的一句话却触动了蔡协民的心思，当夜，一个近乎无情、思之又让自己不寒而栗的想法在蔡协民的脑海里艰难地形成了——他想拿自己的儿子去换钱，帮助组织渡过难关。

有了这个想法后，接下来就是征求妻子曾志的意见，他相信妻子会理解他的。曾志起初不同意，但考虑到革命的残酷性以及工作的需要，与其让儿子跟着自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不如帮儿子找个好点的人家领养。几番思想交流后，夫妇俩达成了共识，共同作出了这个让今人难以理解的决定。

写在照片背面的蔡协民手迹

蔡协民把他俩的决定向组织作了汇报后，通过组织出面，不久就打听到了有一位叫叶延环的小儿科医生，家境不错，结婚多年无子，很想领养个孩子，于是很快就办好了交涉。

在小铁牛被领走之前，蔡协民夫妇平生第一次带他逛了公园，然后，曾志给孩子喂完最后一次奶后，把孩子交给了来接小铁牛的人。

蔡协民夫妇把用儿子换来的100块大洋如数交给了组织，使厦门中心市委渡过了难关，各项工作又相继开展了起来。不幸的是，小铁牛到了叶家后不久，厦门天花麻疹流行，很多患病的小孩都到叶家诊所就诊，小铁牛不幸被传染，不久就夭折了。

古往今来，穷苦人民在逼处绝境之际，易子而食者有之，卖儿卖女以自救者有之，但像蔡协民夫妇这样为了主义，为了信仰，为了理想而卖掉儿子的事迹却是绝无仅有的，它揭示了共产党人博大无私的胸襟和可歌可泣的奉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