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时林则徐轻敌:英国人贪婪又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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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奏折,展览在“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中。该展品为国家一级文物,由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林则徐主稿,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列衔。具奏日期为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一日(1839年9月18日),内容是向道光皇帝奏报七月二十七日(9月4日)中英九龙之战的战况,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对英国的认识。

  英军进犯九龙

  林则徐在奏折中把九龙之战的起因归结为“英夷义律于出澳后,率领该国夷船以索食为名,突向师船开炮”,而英人之所以“索食”,系“义律前因求在澳门装货,不准。辄将该国新来货船阻留尖沙嘴洋面,图卖鸦片,并主令奸夷空趸任意逗留。又命案抗不交充,给谕亦不接受。是以臣等断其接济,并勒兵分路严防”。事实上,“索食”之争只是表象,英人“图卖鸦片”、“命案抗不交充”,才是中英双方的主要矛盾,也是九龙之战爆发的根本原因。

  林则徐虎门销烟后,义律将英国商人和侨民从广州撤到澳门,利用澳门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贸易职能,不但拒绝签署“嗣后来船永远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林文忠公政书》乙集,卷一)的具结,并且拒绝交出陆续新到虎门商船上的鸦片。中英双方反复交涉,均无结果。

  1839年7月7日,一群英国水手到尖沙嘴醉酒滋事,将村民林维喜打成重伤。次日,林维喜因伤重不治而死。义律拒不交出凶手,先是用钱收买死者家属,继而又私设法庭,公然践踏中国司法主权。中英双方围绕具结、交凶、缴烟等问题交涉数日无果。8月15日,林则徐谕令澳门同知“断其接济”,并下令从澳门撤离为英国人服务的买办和工人。随后,林则徐进一步向义律施压,要求澳门的葡萄牙当局驱逐英国商人。8月26日,英国人全部离开澳门,寄住在香港、九龙一带的船上。

  林则徐认为,在不断施压之后,英人已经断水断粮,到了四面楚歌的地步,“要令就我范围,似已确有把握”(《林则徐集·奏稿》)。但他并不知道,义律一直在向英国政府求援,请求派军舰前来助战。8月31日,英印总督派出的“窝拉疑”号军舰驶抵广东海面。义律有此武力后盾,更加有恃无恐。当葡萄牙总督拒绝其返回澳门的要求之后,9月4日,义律率领几艘快艇和武装船只驶抵九龙,以“索食”为名,悍然挑起了九龙之战。

  清军重创英国军队

  九龙之战分为前后二次,持续四个多小时。关于战事的经过和结果,林则徐在奏折中有着精彩描述:

  七月二十七日午刻,义律忽带大小夷船五支赴彼,先遣一只拢上师船递禀,求为买食。该将正遣弁兵传谕开导间,夷人出其不意,将五船炮火一齐点放……少顷,该夷来船更倍于前。复有大船拦截鲤鱼门,炮弹蜂集。我兵用网纱等物设法闪避,一面奋力对击……我兵伤毙者二名,其受伤重者二名,轻者四名,皆可医治。师船间有渗漏,桅篷亦有损伤,均即赶修完整。嗣据新安县知县梁星源等禀报: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又渔舟迭见夷尸随潮漂淌,捞获夷帽数顶。并查知假扮兵船之船主得忌喇士(道格拉斯的异译),手腕被炮打断。此外夷人受伤者,尤不胜计。

  可见,清军以微小代价重创英军,可谓大获全胜。然而,清军取得胜利的前提是英军的“窝拉疑”号军舰并没有参加战斗,所谓“该夷来船更倍于前”,只是一些装有少量火炮的非正规战舰。因此,作为鸦片战争爆发前中英发生的第一起战事,九龙之战只是英国进行的一次试探性进犯,并没有体现中英双方真正的军事实力对比。但是,此次海战对林则徐关于“夷情”的判断和“剿抚”方略的制定,产生了很大影响。

  林则徐认为英人不堪一击

  清军在这次小规模战斗中取得的胜利,使林则徐产生了英军根本不堪一击的判断。他在奏折中认为:“英夷欺弱畏强是其本性,向来师船未与接仗,只系不欲衅自我开,而彼转轻视舟师,以为力不能敌。此次乘人不觉,胆敢先行开炮,伤害官兵。一经奋力交攻,我兵以少胜多,足使奸夷胆落。”此时,义律的日子确实并不好过,一方面,部分英商因迟迟不能进入广州进行贸易而心生不满;另一方面,对华用兵的请示还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因此,义律在九龙之战后尚不敢轻举妄动,转而采取缓兵之计以拖延时日。

  林则徐在“奸夷胆落”的判断基础上,认为义律已穷途末路,“其懔畏之状,亦已情见于词”,坚持英商先具结而后才能进行贸易。以后的事态发展,并没有如林则徐所料。在双方反复争执无果的情况下,英国人决定悍然发动鸦片战争。

  从林则徐的这一奏折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把当时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放在眼里,反而对传统的“羁縻”之策胸有成竹,一面下令中断所谓“天朝”恩赐的中英贸易,一面对“天朝”兵威抱有足够的信心。同时,林则徐对英国的军事实力和侵华野心估计不足,反映了他当时对“夷情”判断的局限性。

  清政府和士大夫昧于知时

  “康乾盛世”之后的清王朝已然处于“衰世”,其对手不再是冷兵器时代的游牧民族,而变成了拥有现代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和军事武装的英国侵略者。然而,在中国因袭上千年文化强势输出的环境里,士大夫阶层早已习惯于在“天朝”文化视野里恪守祖训。他们不屑与那些“未开化”的民族进行平等交流,被历代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的“羁縻”治边策略也随之日益固化。

  在这种文化环境下,即便是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也很难用完全“近代”的眼光去审视英国这个新对手。以道光皇帝为首的清政府则更昧于“夷务”,只希望尽快柔远怀来,多次对林则徐下达“亦剿亦抚”的上谕,“务使奸夷闻风慑服,亦不至骤开边衅,方为妥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囿于这些因素,对于在他看来十分贪婪野蛮而又非常软弱的英国人,林则徐只能采取“羁縻”之策,而这也是当时清政府的唯一选择。然而,在英国的“坚船利炮”面前,传统的“羁縻”之策已经不能奏效,既无法继续确保清政府的“天朝”权威,也满足不了英国的侵略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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