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中关于刘邦的高祖传几乎全部取材于《史记》，且绝大部分取自《史记·高祖本纪》，另有一小部分也是综合《史记·项羽本纪》及其它篇目得来，文字情节多所雷同，只有个别处稍作改动。这里的例子甚多，故不详细列举。也因为这种取法，《汉书》对于刘邦的写法基本还是做到了史家的秉笔直书，既不虚美，也不隐恶，既正面表现了刘邦统一天下的功绩，也毫不隐讳地表现了刘邦为人的泼皮无赖、刻薄寡思、老于世故等恶劣品质。而细读两书中关于刘邦部分全文，还是能发现许多不同之处，主要记列如下几点：

第一是题目的不同。《史记》中的传记题目是《高祖本纪》，汉书中的题目是《高祖纪》。这看一去似乎并无特别之处，而实际上关系到了纪传体例的问题。“本纪”是由司马迁开创的一种纪传体例，是用来纪传天子或权势功绩比于天下的文体。

在《史记》中，“本纪”并不是只记天子的，项羽、吕后皆不是天子，而司马迁却以“本纪”传之。《秦本纪》的很大部分写的都是秦嬴政未统一天下之前的事。然而无论项羽、吕后还是未统一天下前的秦嬴政，都是权比天子，掌管天下之势的。以“本纪”传之，取其“天下权之所在，而其人系天下之本”，故谓之“本纪”也。后人宗司马迁之史法，以君为“本纪”，臣为“列传”，颇有大功于天下者为“世家”，以此而成为通例。

《汉书》中所有君王传纪都只单取了一个“纪”字。颜师古说：“纪，理也，统理众事而系之于年月者也。”诚如颜说的话，比“本纪”是要少很多内涵的。虽则并不防碍理解，但“纪”比起“本纪”二字来，似乎仍有一些缺憾。

第二是在篇幅安排上，显然《汉书》比《史记》更想突出刘邦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性，用了上下两卷的篇幅，这是《汉书》中其他帝王都没有的待遇。虽然《汉书》中的某些“表”、“志”也采用了上下两卷的篇幅，但由于与《高祖纪》所记的内容大异趣旨，故不能相提并论。而《史记》中并没有给刘邦这样的特殊待遇，同所有的传文一样，都是一卷记之。

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史记》属于通史，作者是站在亘古自今的整个历史的高度来考查历史人物，虽然对这些人物也充满了鲜明的爱憎感情，但司马迁还是以客观公平的态度来记述他们，不因其爱憎好恶而擅作添减。而《汉书》是一部断代史，班固的眼光主要专注于汉代以降的历史，较于司马迁无疑是狭窄的。由于刘邦开汉一代基业，这一功绩远非其后世子孙能及，所以班固以上下两篇的篇幅记述他，突出其后无来者的历

第三，《史记》与《汉书》中对于高祖刘邦的称谓和态度多有不同。称谓上，从开篇至于始皇帝东游以压东南天子之气一段，两篇中称谓完全一致，此后司马迁便直呼高祖为“刘季”，亦即白话的刘三，到刘邦起事于沛后，方称其为“沛公”。而班固则避改《史记》中“刘季”为“高祖”，起事后亦称之“沛公”，避讳之甚，诚惶诚恐。至于刘邦被项羽王于汉中，两书均称之“汉王”，刘邦得天下后，亦均称之“高祖”或“上”。从称谓的细微差别，一方面能看到司马迁与班固对于刘邦的好恶态度，对于两位史家的性情和历史姿态亦可有管豹之得了。

第四，总体上看，《汉书》中的《高祖纪》既在篇幅上要比《史记》的《高祖本纪》长，掌握的历史资料自然也更加具体详实。在《汉书》中，多有对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乃至天象更为详尽的记述。如项梁死后，《汉书》便比《史记》多了“时连雨自七月至九月”一句。刘邦兵败于项羽，独于滕公车出成皋玉门，诈称使者夺韩信军后，《汉书》又比《史记》多了句“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诸如此类全篇不下二十余处，故此不一一举例。这可以说明的是，《汉书》在充分占有了《史记》的历史资料后，并非一味照搬，而是继续对当时其他历史记载和资料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弥其疏漏，补其不足，班固的著述还是下了极深的功夫的。

最后是论赞的不同，《高祖本纪》的最后，太史公的论赞由夏、商、周政之长短病敝始，提出了自己“三王之道苦循环，终而宴始”的历史观点，进而找到了汉之所以灭秦而兴的原因，亦即秦政不改周之文敝，“反酷刑法”，而汉能承敝易变，废苛法，与民休养生息。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唯物的观点，司马光是深谙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依照这一规律来看待国家的兴亡更替的。

而《汉书》中，班固先是不厌其烦地追证刘氏的谱系封国，得出“汉帝本系，出自唐尧，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这样无关宏旨”的谱系结论。进而又推论“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的荒诞结论，体现了班固落后的唯心史观，他还困溺于邹衍的阴阳五行中而未能跳脱出来。而从两个论赞和表现的结论看，司马迁与班固两位的史德、史笔先可不论，而作为伟大史家最重要的“史识”已分高下，趴在大汉遗尘里诚惶诚恐的班固与历史时空中自由穿梭的司马迁的距离，决不仅仅是一二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