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以后，把反对她做皇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逐出朝廷。这对于武则天来说，是杀鸡儆猴，但这些关陇集团和他们的依附者，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既得利益的保守力量。把他们赶出政治舞台，标志着关陇集团从北周以来长达一个多世纪统治的终结，也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大唐新语·卷八》:“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城南门,亲自临试,张说对策为天下第一。”

武则天同时还通过各种途径扶植庶族地主官僚，从庶族地主中搜罗更多的人才，扩大其统治基础：

一、由朝廷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搜罗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亲自考试，这就是制举、策问，如《大唐新语》所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城南门，亲自临试。” 成绩优异者，不拘资格，破格录用，任以要职。

二、下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准许官吏、百姓自荐，以免荐举有所遗漏。

三、进一步发展以乡贡（贡举）为主的科举制度，不仅科目增多了，录取人数也大为增加，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起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以上；而且还首创殿试制度，如载初二年（690年）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另外，长安二年（702年），还“初设武举”，扩大了选官范围。

武则天选官范围广泛，不免有滥竽充数；但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如《新唐书》所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络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这些贤才不仅是当时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玄宗“开元之治”的名臣贤相，如姚崇、宋璟等。武则天一朝号称“君子满朝”，娄师德、狄仁杰等著名的贤臣均在其列。陆贽说：“（太后）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助。”

此外，武则天在同高宗共同执政时，还下诏修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更加明确规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进一步打击了旧门阀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因而中唐以后出现“冠冕皂隶，混为一谈”的情况；特别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有不少平民出身的士卒因军功得授五品官以上官秩，上升为士族，于是从前士庶之间严格界限便逐渐消失，凡是姓郑的都自称荥阳郑氏，姓李的都自称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无从辨别其为旧士族还是新士族。

武则天时期的科举文化

武则天时期，非常重视科举。科举改制是武周革命重要的政治策略，在中国古代政治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大致从两个维度展开：其一，研究武周革命者，如吕思勉先生在《隋唐五代史》“武后政治”一节，认为武后暴主任刑，着力揭露其高压手段和强硬作风，于其科举用人则否定批评，没有充分关注科举改制之于武周革命的意义。

其二，对于武则天的科举改制，学界重视不够，其实，陈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讲义及杂稿》、《金明馆丛稿初编》等论著中，早已明确指出，武则天科举改制旨在打击关陇贵族，对其颠覆李唐王朝的意图，从不同侧面曾做出过重要论断，他认为科举在武望之时特见隆重，武则天通过科举竭力使文学、经学分途，文智与武力分途，将科举与文学两相绾合，以科举对抗门荫世袭，以文学来弱化经学。武氏的科举改制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关涉门阀观念、儒学态度、文学思想等诸多方面。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政治指向为经，以科举改制为纬，发覆其深层内蕴。

传统观念来看，武则天在通往权力顶峰的道路上，其最大阻力来自两个向度：女人角色与庶族出身。武氏重视科举，是因为武周革命所遇到的难题，科举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科举制度是基于反门阀而出现的，它在发展过程中，生成权力集中性、斗争性、开放性、公平性与儒学化等主要特征。权力集中性与斗争性相伴而生。权力集中是科举制度生成的终极目标，而斗争性则是权力集中的手段，旨在对抗地方分权和地方垄断，通过开放性和公平性，达到权力集中的目的。

而被赋予正统性质的儒家思想科考内容，将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士子驯化为忠实的臣仆，这对于固化统一政府的权力集中性，极为奏效。以上诸多特征，权力集中性、斗争性、开放性、公平性是科举的结构性特征，而儒学化则是其精神属性。前者具有相对稳定性，而精神属性虽然能够按照历史的惯性发展，却可以被改易。武则天敏锐地认识到科举的特性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于是他改制科举，发展了科举的结构性特点，并利用文学来改造原有的儒学化精神属性，从而引发了一场前史无前例的社会巨变。基于女性与庶族这两大革命难题，武则天科举改制的目标始初便直接指向了儒学与旧门阀。

武则天一方面从精神层面，通过崇文抑儒来弱化儒学的影响，一方面将科举利益大力向庶族倾斜，以此来消解旧门阀特权，以新贵族群体的扩大来打击旧门阀。此其破也。科举制度的儒家精神是在历史中生成的，唐太宗时期，在学校建制上，使得科考生员教育儒学化、科考重点儒学化，以及政府对于儒学权威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