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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6年5月18日，中国特使李鸿章到俄罗斯旧都莫斯科参加沙皇加冕典礼。根据美国记者的报道，在参与典礼的各国来宾中，李鸿章所受到的欢迎最为热烈，其排场仅次于加冕典礼的主角沙皇夫妇的入城仪式。

　　当然，在红地毯、仪仗队和隆隆的十九响礼炮声中，俄国人所要传达的，绝不只是对一个“大政治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语)的景仰，也绝不只是展示“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而是有着更为现实的利益考量：“借地修路”，借中国之地，修俄国之路。西伯利亚铁路可以从赤塔直线通向海参崴，所“借”之地归俄国所有，并可以派兵驻守。在这个如意算盘之外，一道精美的包装打动了中国人的心：中俄结盟，对抗日本。

　　这当然是一笔大买卖，所以俄方坚持要求李鸿章出访，而清廷也愿意玉成好事。甲午战败后，俄国联合法、德，强压日本归还辽东半岛，这在中国朝野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感激，甚至也引发了清廷外交战略的大调整。民国著名历史学家李宗侗就认为，三国干涉还辽后，中国的外交由“一体拒外”变为“有联有拒”，而“联”的对象，首先是俄国。李鸿章以古稀之年出使欧美，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天朝帝国终于放下身段，开始主动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政治了。

　　除俄国外，欧美各国也纷纷向李鸿章发出邀请。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回忆录中说，俄国当时很担心李鸿章先访西欧再到俄国，那样李鸿章可能会“深受欧洲各政治家种种诡计之影响”。因此，沙皇专程派遣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前往苏伊士运河北口的塞得港迎候李鸿章。李鸿章在向总理衙门报告行程的电报中也说，已经与俄国约定，“免由法德行，至多周折”。

　　李鸿章访俄，是一台“加冕典礼搭台、中俄盟约压轴”的大戏。在俄期间，李鸿章多次受到沙皇接见，有时甚至完全是极度机密的会谈。俄方强调对中国并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李鸿章与沙皇秘密会见(1896年5月7日)后，报告北京说：“(沙皇)谓我国(俄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

李鸿章

　　中国方面主张联俄的，不少还是李鸿章的政敌。李鸿章的首要政敌翁同龢就曾在日记中说“联俄结俄之事，同龢已视为必然”。在李鸿章离京前，翁同龢居然专程拜访，密谈联俄大事。而李鸿章从俄国所发回的所有密电，也均由翁同龢与张荫桓亲自译码，连军机章京都不能经手。

　　对于联俄的必要性，张之洞认为，五大国中，英国为商业利益大挖中国墙脚，法国依仗教会诱拐中国百姓，德国无任何殖民地与中国接壤，美国从不肯卷入他国的纷争，因此只有俄国能“立约结援”。而且自康熙皇帝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来，两国已经是有着两百年交往的“盟聘邻邦”，“从未开衅，本与他国之屡次构兵者不同，且其举动阔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若中国有事，则俄须助我以兵，水师尤要”。就是说，为了与俄结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俄国开出的价码，仅“借地修路”一项，当然令清廷喜出望外。仅经过几次电文往来，中俄密约就迅速得到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批准。吊诡的是，尽管李鸿章此时正夹着尾巴做人，对北京的指令言听计从，日后这笔“卖国”的账却依然只记到他一个人头上。

　　李鸿章在俄国的长时间逗留，令西方各国嗅到中俄之间正在发生某种大事。这一时期的西方报纸，都充斥着对中俄密约的猜测，以及两国政府对此的坚决否定。

　　一个广为流传的疑案是：俄国政府为密约向李鸿章行贿300万卢布。当时任俄国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的罗曼诺夫，和李鸿章在俄期间的“全陪”乌赫托姆斯基，都提到过有这样一笔特别经费。这笔对李鸿章的政治品格杀伤力极大的特别经费，虽名为“李鸿章基金”，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李鸿章收取的贿金。能够确认的是：一、的确存在这样一笔“交涉特殊用项之基金”;二、这笔基金一直存在华俄道胜银行账户中，由俄国财政部总务厅管理支配;三、这笔基金的确有170万卢布被中国人领取;四、该笔基金更多的是被沙皇本人当做了小金库，支出浩大。

　　中俄密约墨迹未干，俄国便突然翻脸，先是和德国一起演了出双簧：德国借口要为被“暴民”杀害的传教士讨个说法，出兵胶州;俄国以协助中国为名，随后派出军舰占据旅顺大连。史家一般认为，在中俄密约一事上，中国被暗算了，黄遵宪在挽李鸿章的诗中就有“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的慨叹。

　　中俄结盟，对俄而言未必是权宜伎俩。孙子兵法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攻。”在甲午战争“伐交”层面上，日本正是在英日条约修订后的次日，才敢下达向中国开战的总命令的。而英国扶持日本的目的就是遏制俄国。作为反制，中俄结盟对俄而言是必然的战略选择。英国报刊上就有评论认为，中俄结盟完全是有利双边的选择。

　　维特则认为，俄国执政者后来的短视，破坏了中俄密约的战略意图。他直率地指出，俄国强占旅顺大连的“侵夺行动，实为反条约，达到极点”。他担心如此背信弃义，会将刚赢得的中国对俄的好感一扫而空，对俄罗斯极为不利。为此，他与军方进行了激辩，甚至要求俄军立即从旅顺大连撤军，用实际行动赢回中国人的谅解。

　　维特的担心成了事实，俄军的铁蹄令中国人、尤其是李鸿章承受了前所未有的被出卖、被愚弄的痛苦和愤怒。经此创痛后，中国的外交再度由“有联有拒”往回收缩，且不只是退回到“一体拒外”，而是“一体仇外”，终于爆发了玉石俱焚的义和团运动。在随后的日俄战争中，尽管清政府宣布中立，但无论朝野，都一边倒地站到了日本的一边……

　　一段以海誓山盟开始的浪漫情感，本可以发展成相濡以沫的模范婚姻，却在野心者的短视中成为苟且的偷情，中俄之间从此注定挣扎在互不信赖却不得不时时勾肩搭背的孽缘之中。而对于1896年正沉浸在加冕盛会狂欢中的李鸿章而言，他所能做的的确只有为自己“以夷制夷”的再度成功而自豪，并终于有了足够良好的心情，去会见那等候在下一站的伟大的俾斯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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