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的一个政绩是重新建立科举制度，并在他统治时期更多地通过科举制起用官员。中举和应试的人数开始迅速增多，科举制的影响开始在最高一级官僚机构中表现出来。高宗的几个宰相都有功名，相当数量的官员开始以这种方式走上仕途。但不能夸大这个趋势。官员中中举的人依然是少数，大部分官员仍靠世袭的特权入仕，甚至靠更普遍的方式从胥吏升任。例如在永徽七年（656年），不少于1400名胥吏有资格进入正途，而同一年只有22人通过进士考试。

唐代科举

历史学家俞大纲、唐长孺、何忠礼、金铮等人认为唐朝开创了科举。

俞大纲对隋置进士科一条颇有疑义，他说：“若谓察举对策之法，已为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上溯两汉为权舆，若谓朝廷，开科待人，士子投牒自试，始可谓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以唐为始，不可谓肇基于隋，确定于唐矣。”提出士人“投牒自试”是科举制度起源的主要标志这一极有价值的见解。唐长孺提出了与俞大纲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唐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特点在于是否“准许怀牒自试”，而南北朝后期，已出现士人“怀牒自试”的个例，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正在萌芽之中。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著文指出：要确定科举制度起源于何时，首先要把握住它区别于其他选官制度的特殊本质，也就是解决什么是科举的问题。

何忠礼在《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一文中提出，考察整个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基本上可以概括出这样三个特点：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应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第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换言之，举人及第或黜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校才能决定；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试。并通过多方面的论证，认为上述特点中的“投牒自进”和考试黜落法虽然在南北朝后期已露出了端倪，但正式出现却在唐代，隋代尽管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实行的仍然是察举制。至于史书所载隋代已有进士科的说法，也查无实据。因此，科举制度正式形成的时间不是在隋代而是在唐代。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诏令“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提出了“每年十月”赴朝廷应试的定期，明确了州、县地方预试，即相当于后世“乡试”的办法，而且不必像隋代那样必须官府举荐。武德五年（622年）唐朝的诏书明确了士人可以“投碟自应”，下层寒士得不到举荐者“亦听自举”，“洁己登朝，无嫌自进” 自此正式确定了士人“自举”、“自进”的制度。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诏令标志着以自应考试为特点的科举制度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