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2日下午，武汉市社科院张笃勤教授应邀做客湖北国学大讲堂，做了题为“张之洞与湖北制造业”的讲座，在讲座中他详细讲述了张之洞与湖北官办制造业的历史渊源，加深了人们对湖北制造业历史发展概况的了解。本次活动为湖北国学大讲堂2017年度讲座计划系列之一。   一、 张之洞督鄂与湖北官办制造业兴起 讲座开篇，张笃勤先简要介绍了张之洞的生平事迹。张之洞原籍直隶（今河北省）南皮县，因他的父亲张瑛长期在贵州做官，1837年9月他出生于父亲当时任职的贵州兴义府知府官舍里。张之洞由科举踏上仕途后，先在京城做京官多年，外放后曾任过湖北学政、四川学政，职掌一省学校生员考课升降之事。后来他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先后担任过山西巡抚、两广总督，1889年12月调任湖广总督。从此直到1907年9月进京入阁止，张之洞任湖广总督18年，期间除了两次短暂去江宁（今南京）署理两江总督外，他一直驻在武昌。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内，大力兴办洋务事业，制造业就是其中主要内容之一。 同时张笃勤指出，尽管湖北武汉制造业的崛起，始于张之洞兴办的官办制造业，但在他之前就有外国人在武汉创办以机器为动力的工厂。因此在论述张之洞的官办制造业之前，张笃勤先简要介绍了湖北武汉外资制造业的早期发展状况。 汉口成为中国内河航运港口，是依据清政府1858年被迫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于1861年对外国开放的。汉口对外开放后，洋商蜂拥而至，在这里争相抢占商机，开辟航运、设立洋行、强划租界等等，为了更多收购汉口腹地价廉物美的农副产品，赚取高额利润，洋商在汉口陆续投资兴建了一批农副产品加工企业。目前所知，1873年前后俄国茶商在汉口英租界滨江地段（今兰陵路口）开办的顺丰砖茶厂是武汉最早的新式制造业。据统计，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外国商人在武汉创办的工厂共70多家。 在外资制造业出现约18年后，湖北官办制造业随着张之洞的到来而正式兴工。1891年初，汉阳铁厂在汉阳龟山北麓动工兴建。汉阳铁厂一昼夜出铁五六十吨，不仅是晚清中国唯一的机器炼铁厂，也是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钢铁企业。1908年3月，经清政府批准，汉阳铁厂与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组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成为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1907年，张之洞鉴于湖北枪炮厂分厂林立，厂各有名，已非枪炮的名称所能概括，报请朝廷批准改为汉阳兵工厂。该厂所产枪炮弹药除装备新军外，一部分拨解北京，一部分协济外省。  张笃勤补充说明了民营制造业的发展。他认为如果说在武汉，外资制造业是捷足先登，官办制造业是后来居上，那末民营制造业则是在外资制造业和官办制造业的刺激引导下缓慢起步的。它们有的是直接购置西式机器创办的，有的是由传统手工作坊发展而来的。根据建厂时间，湖北民营企业发展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905年前为第一阶段，20年间共办企业25家； 1906年至1911年为第二阶段， 在5年多时间里创办企业 97家，企业规模也比前一阶段有所扩大。   二、张之洞思想作风与湖北官办制造业特点  接下来张笃勤详细阐述了晚清湖北的民族制造业，尤其是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所具有的特点：一是发展速度快。尽管武汉民族制造业兴起于19世纪90年代以后，比东南沿海地区晚了30多年，甚至落后于同为内陆城市的兰州、重庆、南昌等地，可它一旦起步，便以矫健的步伐很快跻身中国制造业的先进行列。到1907年9月张之洞离任晋京时，武汉已经与上海、天津并列为中国三大制造业中心，在冶金、军工方面超过上海、天津而独占鳌头，充分显现了后来居上的态势。二是企业规模大。如汉阳铁厂有10个分厂，工人3000多人，是当时中国乃至整个亚洲规模最大的钢铁企业。三是投资额度高。如汉阳铁厂从1891年初兴工到1896年改归商办，先后投入白银580多万两。四是技术设备先进。如湖北枪炮厂生产的 “汉阳造”，是晚清中国性能最好的步枪，一直到民国中期仍然是中国陆军的主要武器。五是产业自成体系。武汉的制造业既有军工企业，也有民用品企业，既有重工业，也有轻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形成了相互支持的工业体系和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六是经济效益差。武汉官办制造业企业规模大，技术设备又很先进，有的产品还得到减税优惠，照理应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可事实上，除铜元局等个别企业盈利外，其它企业总体上都是亏损的。  紧接着张笃勤分析道，晚清湖北民族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官办与官商合办制造业的一些特点，既受时代的影响，也与张之洞的思想认识、行政作风相关。湖北武汉民族制造业与武汉整个现代化一样，比东部沿海地区晚了30多年，这既与湖北武汉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更与当时中国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密不可分。所以在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以前，武汉及整个湖北省除兴办了不多的轮船航运与邮电通讯外，没有一家像样的现代制造业。清政府把张之洞从广州两广总督的任所调到武昌任湖广总督，直接的原因是让他主持修筑卢汉铁路，深层的用意则是希望他把武汉建成内陆富强基地，一来可以抵御外国政治经济侵略，二来可制衡李鸿章淮系集团，防止其尾大不掉。  除此之外，张笃勤认为除上述客观环境外，张之洞的思想认识和事业追求是更为直接的原因。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期间在广州度过了5年时光，这对张之洞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形成了他工业兴国的思想。他之所以要建炼铁厂，就是因为他感到，无论是国防建设还是民间用品，都离不开铁，中国因为没有新型炼铁厂，洋铁于是乘机而入，这既有碍民生，更不利于国防，中国必须自行设厂，购置西洋机器，用洋法精炼高质量的钢铁，才能抵制洋铁进口，益于国计民生。  其次，湖北武汉民族制造业尤其是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发展快、规模大、技术新、投资多等特点，尽管与张之洞在事业上的励精图治、贪大求全有关，更是当时整个科学技术发展加快，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工业生产集中化趋势增强的结果。武汉制造业起步较晚，一方面，国内现代化的进展使其能够处在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当中，另一方面，西方工业设备技术的不断进步，也使从国外引进设备技术的湖北制造业，起点就比国内其它城市更高，这些所谓高位嫁接，形成武汉制造业后来居上的特点。 至于企业效益不好，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张笃勤认为总的看，不外乎外部环境影响与企业自身生产管理两个方面。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在《马关条约》中正式承认外国在中国内地通商口岸购地建厂的权利，从而为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华外资工厂不但拥有优良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而且享有不平等条约规定和实际占有的种种特权，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进行商品生产，与进口洋货共同抢占中国市场。  在这种情景下，中国企业不仅资金短缺，设备与管理落后，产品运销中的厘税负担沉重，与外资相比，在市场上已处于明显劣势，何况，作为新式制造业起步较晚的内陆城市武汉，企业和产品还受到开放早、发展快的上海等地的有力竞争。其次，武汉官办制造业投资规模很大，又以经济回报慢的重工业与无利润的军工企业为主，保持充裕的资金投入就成为企业运转的必要条件。当时的湖北并不是富裕省份，地方财力有限，朝廷因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和推行各项新政，财政捉襟见肘，不能给嗷嗷待哺的武汉官办企业追加投资，并提供补贴，从而使湖北官办制造业又陷进投入不足的窘境。 张笃勤指出，历史学界认为湖北武汉制造业在发展顺序和结构比例上，是先重后轻、以重为主，这是主政者张之洞不懂经济的表现，主张应该走先轻后重的道路。可事实证明，优先发展轻工业，固然可以获得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的好处，但在发达国家强有力的市场竞争下，一个没有本国重工业支撑的弱小轻工业很难发展起来。从企业自身来看，官办及其它由官府参与的企业，政企不分，实行衙门式管理，是导致企业亏损的致命弊端。这一弊端的产生，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虽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更为直接的原因当是张之洞偏重官营企业、轻视并控制民营资本的结果。  湖北的官办企业，除了像湖北枪炮厂这种不计盈亏的军工厂外，其它官办企业尽管产品是为了市场销售，希望能够盈利，但仍带有官府传统作坊的色彩，首先要服务于官府的特殊目的或需要，企业自身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同时，企业的管理权掌控在官府委派的总办、会办、提调等人手中，他们都是有品秩的政府官员，以衙门作风管理企业。这些人只管执行上级指令，组织企业生产，却不负责企业亏盈。另一方面，官办企业统管太死，一切经费开支都须请示张之洞，总办没有审批权，于是养成企业管理者无所用心，因循泄沓，遇事观望，相互推诿，加上冗员闲职太多，从而导致企业经营混乱，铺张浪费，包袱很重，更甚者则损公肥私、贪污中饱。这样的企业，焉有不亏损的道理？ 张笃勤进一步分析说，除官办企业外，还存在另外三种官商共同参股经营的形式，即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与官办招商集股，这三种形式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官府在自身财政困难、官办企业效益差的情况下，想通过这种方式利用民营资本，另一方面，民营资本也想利用官府这张虎皮保护自己权益。但事实上，在这些企业里，经营管理权仍操诸官府委派的官吏手中，商人股东不仅没有管理权，连股本有时也被官股吞噬。 三、关于张之洞的历史评价  最后张笃勤指出目前学界有关张之洞历史评价的讨论。 一、盖棺难定论。张之洞是一位晚清重臣，他一生跨越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具有广泛影响。他先后任督抚25 年，其中就有18 年任湖广总督。在此期间，他除先后两次去南京暂时署理两江总督近两年外，其余 16 年都是在武昌度过的。他在武昌任职期间，修筑了长达12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创办了包括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布纱丝麻四局在内的一批大型新式工业，建立了以新式学堂为载体的近代教育体制，编练了一支拥有新式装备和新式训练的湖北新军。这些活动和政绩，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首领的地位，也使他成为湖北省现代化的先驱。  另一方面，张之洞作为一个以爱国忠君为职志的清朝封建官僚，他视西方民主民权学说为洪水猛兽，声称“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清廷的封建统治就保不住了。他血腥镇压自立军起义，残忍杀害自己的学生唐才常、傅慈祥等英年才俊，被革命青年指为满清政府精悍的奴才。他的洋务新政既未能阻止近代中国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沉沦，也没能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命运。张之洞去世不到两年，就在他长期苦心经营的武汉，爆发了埋葬清王朝的辛亥革命！ 张笃勤认为，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给评判张之洞的是非功过提供了多维的思考空间，不同时代不同人们给予张之洞不同的评价，有时甚至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贬者多谩骂攻击之语，褒者多颂扬溢美之词。  起初张之洞还在湖北执政时，人们对他的评价就褒贬不一：张继煦在《张文襄公治鄂记》披露：公之初至鄂也，购机制械，提倡西艺，日不暇给，士夫之守旧者，以此病公，拟为变法之王安石。及庚子后，朝野昌言变法，异说飚起，言新者又诋公末窥西学途径。故公在鄂二十年，无日不在群疑众谤之中。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引发全国响应，导致清王朝土崩瓦解，一些清朝的孤臣遗子从怀念清王朝角度出发，认为张之洞是酿成辛亥革命的罪魁祸首，一个叫欧阳萼的人致书袁世凯称：追原祸始，张文襄优容新进，骄纵军人，养痈十余年，糜帑数千万，兴学练兵，设厂制造，徒资逆用，以演成今日非常之惨剧，殊堪浩叹。  张笃勤指出学术界对张之洞的评价，受时代与政局的影响，各种观点更是莫衷一是。有的说他是洋务派殿军，有的说他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殿军，有的称张之洞是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思想行动都呈现出新旧糅合、东西交织的特征。至于对张之洞具体思想、具体行为的评价，更是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总的看，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受阶级斗争观念和左倾思潮的影响，学术界对张之洞这类统治阶级的人物评价不高，尤其是文革期间，对张之洞更是全盘否定，进行全面批判。文革以后，学术界开始逐步有对张之洞肯定性评价，此后评价不断升高。几年前张之洞的故乡河北省某地网站评选当地十大圣贤，张之洞名列榜单。在张之洞当官执政最久的湖北省，社会上评价也是越来越高，有人称张之洞为武汉城市之父。 二、对张之洞评价的几点看法。与晚清政坛多数昏聩贪墨的官吏相比,张之洞堪称是个鹤立鸡群的人物。政治上,他曾直言谠论,名列清流，被政敌讥谑为"青牛"党的牛角。在节操上,他终身以学行砥砺,廉洁自持,不治产业,在官数十年，家产未见增加。在政绩上,他主持修筑京汉铁路，创办近代工业，开办新式学堂，编练自强新军，洋务事业成绩卓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清官?吏，因此赢得很高的时誉。湖北近代工业的创办，新式教育的兴起，新型市政的建设，成为晚清三大洋务中心之一，都是在张之洞督鄂时期。一百多年后，张之洞主持修筑的张公堤依旧巍然耸立，成为武汉人民感念的德政工程。张笃勤认为关于对张之洞的历史评价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不能随风摇摆，忽高忽低。在他看来张之洞既是一位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但也不宜美化成完美无瑕的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