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在上学期间学习历史，但其实历史的领域非常广阔，除了课本上的知识外，还有许多有趣的历史故事等待我们去发掘。今天我为大家整理的是关于怎么看待姚广孝的作为?这一历史内容的详细介绍。

怎么看待姚广孝的作为?

诸葛亮被誉为“卧龙”，虽然常常自称为布衣，但实际上，他的家族与“荆襄权贵”有着一定的渊源。在他“出山”之前，他的兄弟们几乎都在东吴做官。因此，严格来说，诸葛亮可以算作是一个“官员家属”。

而当时的姚广孝由于身为汉人，几乎没有机会做官，也就难以成为官员家属。据《明史》所载，姚广孝出生在一个行医世家。当时，行医如果不是“御医”，基本上相当于普通的“匠人”，或者说“手艺人”、“勤行”的人。这样的家庭在当时的社会地位稍微高些，他们的子女或继承家业，与他们的父亲一样从事医药工作，或者寻求其他出路，如出家为僧，设法在崇尚佛教的元帝国“体制”内寻求一个职位，算是一种“曲线发展”。

之所以将备受赞誉的“贤德忠良”诸葛亮与被负有“倾国之士”名号的姚广孝进行比较，是因为这两个人所从事的“大事”有相似之处。

诸葛亮以聪明才智和深思熟虑的决策而闻名于世。他在蜀汉丞相期间，经过艰难的战争时期，简政放权，实行选贤任能，使得蜀汉实力大增，并被后世视为辅佐刘备的杰出智者。

而姚广孝则以其勇气、智慧和忠诚而为人所称赞。他在南宋朝廷中历任要职，以其善谋善断和过人的领导能力，成功应对了大量军事威胁，稳定了南宋政权。

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姚广孝，他们都身处战乱时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然而，他们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过人的能力，成功地应对了这些挑战，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

尽管诸葛亮享受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姚广孝则处于社会底层，但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和为人民谋福祉的勇气使得他们成为历史上备受称颂的伟人。无论是出身于官员家庭的诸葛亮，还是行医世家的姚广孝，他们所做的“大事”都将永载史册。

之所以冒着被喷“大逆不道”而把世代称颂的“贤德忠良”诸葛亮跟负“倾国之士”名头的姚广孝摆在一起比较，是因为，这俩人所做的“大事”，很是相类。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耗尽国力而终不能实现北伐大愿，苦心“调教”个阿斗，到底也不成器。再看姚广孝，不仅“导师”出仁智多谋的皇太子(仁宗朱高炽)、文治武功的皇太孙(宣宗朱瞻基)，还有个了不起的“旁听生”郑和(三保太监)!

刘备称帝，是在曹丕“逼禅”汉献帝、建国称帝的紧后。说起来，名义上算是“复兴”了汉室。从今人的视角看，未必，在那之前，刘备丁点儿就没想过称帝?答案可能无争议吧!

说到底，至今，仍坚决抱定传统的“正确”，所争的，并非结果，更是“本源”——诸葛亮是“儒”，姚广孝是“僧”。二者的忠奸高下之分，本质上，是儒与佛之争。

《三国演义》就诞生于明朝，成书在姚广孝之后。那个时代的人文环境，趋向于对“儒”的绝对的、排他的尊崇，把一千几百年前的“布衣丞相”诸葛亮，装扮成了当时儒士们更喜欢的样子;而当世儒士们所尊崇的“儒”，却与诸葛亮那个时代的儒学，有了很大区别。

其中最凸显的，就是宋代的“程朱理学”——诸葛亮那时候，没那套形而上的教条，诸葛亮其人的军政成就，更在于权谋与用兵，跟儒并无绝对的依托式关联，跟明代以来“愚信”的“腐儒”意识形态，更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可明代儒士们偏就要他归并到自己熟悉、惬意的框架中!这个框架最鼎定也是最核心的，就一个字——忠。忠君的忠。于是，诸葛亮等辈“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的明智、倨傲、目标导向，就被“演义”成了“忠君不二”。稍稍细想，不难悟出，这便是典型的“历史服务于现实”!

姚广孝是僧人。他本名可能是“姚天禧”，出家后曾自号“逃虚子”，后法号“道衍”。七十岁前，他一直都是“道衍和尚”。“靖难”之后，他被敕封“国师”，御赐俗名“广孝”，但还是僧人。

说他是“妖僧”，也是因为他具有一些惯常认识中佛教徒(释子)所“不应”有的学问、技能，比如“阴阳术数”，再比如军事谋划。作为佛教徒，他不仅“超常规”地具有了这些能耐，更将其“贡献”给了“大逆”。这样说来，实在是很“不正经”的和尚。

前面说了，出家为僧，在姚广孝还是青年的元末，是汉人子弟的“出世之路”。在元帝国，人被分成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印欧白人)、汉人、南人(南方汉人及南方少数民族)。处于“第三等级”的汉人，几乎没有“入仕”机会，因而很多不那么虔诚信佛的知识分子，也剃度为僧，“不正经”的和尚，挺多的。

史书是儒士书写的。史书，跟其他书一样，有立场，有态度。儒士书写的史书，自然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持他们认为正确的态度。

他们的立场、态度是什么呢?别的不说，单就对“佛”，朱子(朱熹)就说过佛祖是“一懒胡耳”。连佛祖都只是“懒胡”，姚广孝能在史籍上有一段还算中性的“传”，没骂什么，已经是给了后来终究“承袭大统”的他那几个明朝皇帝学生面子了。

所以说，历史这个东东，光看史书，恐怕还是要多加小心。看史书时，还得留神著述者及其所代表的势力所持的立场与态度。

也许是料想到在儒士书写的史籍上不会有什么好话，姚广孝在晚年，就是得了“广孝”俗名之后，写了一部带“回忆录”色彩的《道余录》，扼要回顾一生的同时，很往深往透地讲了佛与“道”、儒与“道”、儒与佛，以佛教式的虔诚与思辨，做了自我剖析，并记述修行的心得，从头到尾没有自夸之词，也没有自辩之意。如果确实写完了，无未尽之言，且写的时候抱着印证自我的诚实，可以说，算得有深度、有客观风范的理性之作。

但是，因为“批”了明清儒士无比尊崇的“朱圣”(朱熹)，《道余录》，从来都没真正被当作“思想文献”上过任何“正经”台面。

诸葛亮戎马一生，没留下什么著述，传世的，只有两篇《出师表》，又以《前出师表》更为经典。到现在，这篇文章，还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被要求“全文背诵”。

像杜甫那样的质朴文人，能从出师表里读出且只读出“两朝开济老臣心”的温情;而只要稍稍“现实”点儿、“政治化”点儿，就不难从中看出勉励而为的尴尬，再透点儿，还能嗅出穷兵黩武的味道!

先帝不以臣卑鄙……字面上是“卑鄙”，实际上，更让人感觉到的是“标榜”。等于在说：我可是先帝(刘备)特特选中哒!

宫中府中，具为一体……这话可不只是标榜和暗示了。简直就是在摆资格!要说能从中感到“不臣之心”，也不见得就过分!

这样的立场、态度，跟“妖僧”、倾国之士姚广孝的《道余录》所表现出的“你讲你的道理，我讲我的道理”的机辩、洒脱相比，情怀之高下立现!

当然，不是说，诸葛亮不伟大、不忠诚。他有他的现实困境。相比姚广孝，同样是乱世，他的机会真的不算“好”。作为“受顾命”者，他也实在难以洒脱自己。

撇开这俩人太多的相似和不同，单就结果看，其中最主要的作用因素，还并非在于他们个人，而更是时代的趋向。简单说，诸葛亮所面临的“大势”，本质上是逆向的;而姚广孝却参与进了“适时”的潮流。或许，这个选择本身，带有他主观使然的投机性。但从历史唯物的角度来说，这一点，显然是无可求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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