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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是北宋神宗熙宁年间有名的改革家和思想家。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市）人，史称：“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即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其文章受到当时人们的赏识，他的朋友曾巩把他文章给欧阳修看，欧阳修把他擢为进士上第，宰相文彦博推荐他，欧阳修荐他为谏官，富弼与韩琦都是北宋的贤相，推荐王安石为侍从，司马光与范缜都与他相友善，熙宁元年（公元一Ο六八年）宋神宗即位以后，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这样他可以直接与那时只有二十一岁的宋神宗直接交谈时政了，宋神宗接受了他改革也就是变法的建议，次年王安石拜参知政事，也就是宰相，在他的建议下，设置三司条例司，他变法的中心议题是理财、包括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市易、保马、方田诸事，也就是王安石所谓的“变风俗、立法度”，举两个例子，所谓“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倡议青苗法的目的是避免农户在青黄不接之际，受高利贷者的盘剥，又如“免役之法，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实施免役法的目的是减少徭役扰农，这些变法的立意不能说错吧。但付之实施的过程，往往问题来了，结果往往与王安石当初的立意相反，因为从决策到实施的过程，在层级结构下，这些变革往往成为各级官员扰民谋利的一种手段，因而王安石的变法受到当初推荐他的君子们的反对。
　　神宗即位时，司马光也是翰林学士，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当时的御史中丞吕诲论王安石的改革有十大过失，韩琦也上疏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司马光在神宗当面非议王安石新法，他反对设置三司各例司，反对青苗法，逼得王安石归家求退，宋神宗让司马光为枢密副使，负责军事方面的事务，司马光拒绝了，认为神宗不用他的话，他宁可不做官，如果“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过谓使者骚动州县，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贫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资于人。今出钱贷民而敛其息，富者不愿取，使者以多散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负，必令贫富相保，贫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代偿数家之负。春算秋计，展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外，百姓无复存者矣。”《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司马光这一番话，不是没有道理，三司条例司是改革的设计机构，执行者是派往各地的提举官和各级地方机构，各地情况不同，执行的官员队伍情况参差不齐，兴一事，必然添不少问题，所以司马光宁可不当枢密副使，带了一帮子助手去修《资治通鉴》了。尽管有许多元老及官员们的反对，宋神宗仍然坚持放手让王安石推行新法。苏轼，即苏东坡，他是中间派，对新法也是抱反对的态度，他在神宗召对时，对神宗说：“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宋史·卷三百三十八》他向神宗建议撤销三司条例司这个机构。他说陛下：“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对于青苗法，苏轼弟弟苏辙在与王安石对话时，也说了一大堆话，他说：“安石出青苗法示之，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笞必用，州县多事矣。”可见决策时一厢情愿地想好事，到执行时，在科层结构这个体系下，小人掌权，便发生问题了。故苏轼和苏辙这些话确有道理，既然君子们都不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主张，王安石要推行变法只能依靠吕惠卿之类六、七人了，改革过程中，许多好的设计，没有训练有素大公无私的执行队伍，往往适得其反，这个问题上的教训古今是相同的。所以产生这个弊端，往往与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有关，这个宝塔式的科层结构的体制，上下之间信息不对称，在这个体制内总会有相当一部分人靠溜须拍马，拨弄是非，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来升官发财的。上有政策，他有对策来为自己谋利，好事到他们手里便变成坏事了，而且他们可以依靠官位把持一方，为所欲为，所以毛泽东一生对科层结构的官僚体制特别不满意，这是他要自下而上发动文革运动来整一下以地方当权派为代表的党政系统的官僚队伍，但打击面宽了，好的干部也受委屈了，而且派仗不断，所以这次运动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却惹来了官僚体系大部分成员的反感。整顿好我们的干部队伍，反腐倡廉，既要有自上而下的监督和整治，也要有自下而上地让群众来监督，许多大案要案不正是由小偷与情妇来揭开盖子的，其实这就是自下而上的一种表现。现在有了互联网，就提供了自下而上监督我们干部队伍的办法，它可以使我们党更加兴旺，更加多地取得人民的支持。
　　再说王安石使用吕惠卿这帮子小人的结果，也正是吕惠卿他们排斥王安石，在这个问题上，王安石的儿子王雱给父亲帮了倒忙，王雱通过御史中丞邓绾弹劾吕惠卿，王安石不知情，这个状子到了神宗那里，而且说此事“安石私书曰：‘无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以问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宋史·卷三百二十七》有一次王安石与程颢谈话时，“雱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数为人所阻，故与程君议。’雱大言曰：‘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安石遽曰：‘儿误矣。’卒时才三十三，”《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儿子掺父辈的事，往往不知轻重，周围自有一批攀龙附凤之小人，帮着衙内，出坏点子，这件事应是王雱负责。他做事出言不知轻重，其实林彪最终还不是坏在他儿子林立果手上吗？毛泽东怎么要求毛岸英才是我们家庭教育的榜样，王安石因邓绾那件事最终罢为知江宁府，终老在今天的南京。朱刚当然不是什么衙内，我现在无权无势，相反他因为我的事，受牵连，考大学时到了分数线而故意不被录取，结果苦了他一辈子。他的同学，大都已飞黄腾达了，就他的处境还是如他所言“贫病交加”。依我为生。贫是他因病退职，没有固定收入，病是患肺部疾病而不能正常上班劳动，在家里帮我料理这个博客，故有时会有一些愤激之言，我则一笑了之。反正，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神宗去世以后，宋哲宗元佑元年（公元一O八六年）司马光复职，他的第一句话便是“四患未除，死不瞑目。”《宋史·卷三百三十六》所谓“四患”便是青苗法、免役诸法等新政措施，结果是烙饼翻了一个身，实际上变成两面都焦黄了，与司马光同时被启用的还有苏轼，当年苏轼最得罪王安石的还不是政见上的歧异，而是“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安石滋怒，”《宋史·卷三百三十八》结果是苏轼外放为杭州通判，当司马光执政时，苏轼为中书舍人，处于决策的中枢地位，对司马光对待新政全盘推翻重来的办法表示异议了，史称：“初，祖宗时，差役行久生弊，编户充役者不习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产，狭乡民至有终岁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为免役，使户差高下出钱雇役，行法者过取，以为民病。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差官置局，轼与其选。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苏轼的意见是对的，不能翻身烤烙饼，百姓两面都受害，为政不能走极端，司马光所以会那样走极端，复职那一年的如此作为，也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作情绪过激的表现，故君子也不是完善无缺的啊！为政者千万不能如此，政局反复时，千万不能以个人恩怨作情绪性过激的表现，即便是好的用心，也会留下难以处理的后遗症。任何事情不能做过头，过头了，今世不报，后世也会报的，历史是会做出公允的结论的，我是读历史的，这一类事在历史上实在太多太多了。《礼记·中庸》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下之达到也。”（《礼记》卷五十二）对执政者而言，说到底是用理智来节制自己的喜怒之情，惟其如此，才能取得社会的和谐，下面才不会有怨声。司马光去世以后，苏轼以论事不得主政者之意，只能又回到杭州去做地方官了。苏轼先后二次被贬到杭州做地方官，对苏轼而言，那就是“在上位而不陵下，在下位而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礼记·中庸》卷五十三）即便贬职为地方官，他也在地方做了不少好事，杭州西湖有一条苏堤，那是纪念苏东坡的。故好人被贬斥降级不一定是消极的，如苏东坡那样一辈子不得意，不是给我们留下那么多好文章吗？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失意反而能造就他们出好的作品，白居易、韩愈的作品有不少都是出于他们失意的时候。问题看自己如何为人处事，千万不能一受打击便一蹶不振，消极沉沦不再振作精神，对此，我体会最深。
　　尽管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人在政见上各相持不下，但他们私交仍相笃，不为过甚，在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我们不妨看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qiǎng）聒（guō），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王文公文集》卷八）从这一段开场白，可见王安石对司马光还是念旧情的，这是君子之交。在苏轼与王安石之间，也私交笃好。元丰七年（公元一O八四年），王安石六十四岁，那时他在金陵，七月，苏轼由黄州奉旨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七月过金陵，与王安石相聚，二人日与相邀，并有诗相和，苏子瞻有《与荆公书》二，“某启，某游门下久奂，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已别终宿，怅仰不可言，伏惟占侯康胜，不敢重上谒。伏冀顺时为国自重，不宣。”（《苏轼文集》卷五十，尺牍）那时王安石在江宁府，正是失势的时候，从这封信中可知苏轼对在金陵与王安石相聚还是显示了两人之间的深情厚谊，后来在另一封信中，苏轼还说，“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履，老于中山之下，既已不遂。” （《苏轼文集》卷五十，尺牍）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到苏轼对王安石并未因王安石失势而表现出世态炎凉的那种势利眼来看他，对王安石的人格仍然抱着仰慕的态度。到元佑初，他在司马光面前为新法辩解，也就不是偶然的了。我讲这一段话，只是说明君子之间，为了政见上的不同，可以针锋相对的互不相让，但大家还是有礼貌，尊重对方的人格，在私下仍然可以保持良好的私交，这才是一个很好的传统。这是我们应该珍惜并发扬的君子之交。对于小人，那当然应该敬而远之了。从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上的一些细节，也许我们能学到一点今天仍是有益的。（作者：朱永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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