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鹤龄（1868年－1934年）字礼遐，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人（今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与孙中山同村，自幼相识。1886年入广州算学馆，与尤列同窗，又与孙重逢相聚。1888年毕业后到香港，住在父亲开设的杨耀记商店里，与志同道合的孙中山、陈少白、尤烈昕夕往还，“高谈造反覆满”。1895年加入兴中会，在港澳一带协助筹募起义经费和开展反清宣传。辛亥革命后在澳门过着平民的生活，孙常寄钱接济。1919年5月16日杨鹤龄致函孙求职。孙批答他日有用人之地，必不忘故人。1921年9月14日被孙聘为总统府顾问。1923年4月4

人物生平

童年时代

杨鹤龄是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人，与孙中山先

生、陆皓东烈士是同乡好友，三家相距不远，且是年龄相伯仲的总角交，从小玩在一起。三人之中父亲与陆皓东同庚，孙中山先生年长两岁。他们童年时代正值太平天国失败不久，听到人们讲述洪杨革命故事，对洪秀全的英雄行为，幼小心灵燃起无限向往的火苗。

1878年孙中山先生随母赴檀香山读书，接受西方新兴资产阶级教育，则随祖父在港澳读书。1882年，杨鹤龄又到广州算学馆读书，以寻求新思想、新科学。在算学馆里，杨鹤龄与尤烈有同窗之雅，两人从而结成莫逆之交。1886年孙中山先生回到广州进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主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读书，就在这时，与孙中山先生久别重逢，倍感亲切，因均具新思想，所以他们谈论起来非常投契，彼此间的友谊远远地超过童年时代的感情。

支持革命

杨鹤龄是孙中山先生最早的战友之一，也是早期的兴中会会员之一，为人亢爽不羁，为了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毅然放弃富家子弟的优裕生活，投身革命。18岁那年，祖父去世，遗留给杨鹤龄一大批产业，但他宁愿自食其力，先后把这批产业变卖掉，用作提供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活动的经费，辛亥革命以后，家住澳门水坑尾斜巷十四号，还是从舅父曹氏家族中租来的。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聘请杨鹤龄为总统府顾问，并嘱许崇智拨款三千元把越秀山南麓的文澜阁修葺一新，改名为“三老楼”，廷请我父和陈少白、尤少纨三人前往居住，日夕共叙昔年“四大寇”的手足情谊。

退隐澳门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杨鹤龄见到内政逆转，革命事业遭受很大挫折，深感违背了革命初衷，不符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的和理想，内心痛苦，乃退隐澳门，淡于名利，深居简出，但他没有消沉，却把过去由于革命工作需要，混进烟馆而浸染阿芙蓉之癖戒掉，从而使原先面黄骨瘦的身躯，逐渐变得肥胖起来。他念念不忘孙中山先生为争取祖国的“自由平等”奋斗了一生，更向往着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风范衷心敬佩，对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虽只字片言，亦珍如拱璧，不只作为座右铭，并亲笔仿书，悬诸壁上，时时举以教示勉励，现家里仍挂着杨鹤龄亲笔书写的两张条幅，一张写的是“天下为公”，下款有一行小字：“昔仲尼言之，而志焉未逮，吾友逸仙言之，有志竟成，逸仙贤于仲尼矣。”另一张写着：“博爱”二字，下款也同样有这样的一行小字：“中山先生喜书此二字，蒙作效颦也，亦景仰景流风之意耳。”这二张条幅，历尽艰险，才得保存到今天。还有许多当年孙中山先生发给杨鹤龄的文件及有关革命活动的书信，十年浩劫中被烧去了。

不幸逝世

1934年8月29日，杨鹤龄突然患脑冲血抢救无效病逝于澳门，享年67岁。

当时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西南执行部有如下褒恤令：杨鹤龄同志，性行高洁，器识闳远，早岁翊勤总理，倡导革命，厥功甚伟，民国肇造，退隐家园，功成不居，尤足矜式，兹闻溘逝，轸悼良深，特给治丧费一万元并派秘书处第一股长黄泳台前往治丧，用示笃念革命同志之意。此令！遗骸运回故乡葬于中山翠亨金槟榔山。墓前竖立碑志，以表彰革命前辈的功绩，藉慰九泉之灵。当时中山县长唐绍仪曾作挽诗一首，较中肯地概括了我父的一生，兹抄录如下：总理有耆旧，名门出宏农，香江吟梁甫，契合比卧龙，同时陈与尤，少年气如虹，革命称四杰，足当万夫雄，公尤丰于家，夙家任侠风，慨以满簋金，来助军储供，谈笑决良图，缄默不言功，乡园杖履轻，淡泊明其衷，国帑周岁费，济困为酬庸，优游三十年，镜湖一亩宫，古物时摩挲，俯仰皆从容，方冀跻期颐，长为海上鸿，天限古稀龄，遽返蓬莱峰，忆公少壮日，谁当干莫峰，伏枥岂初志，蛰居宁道穷，祝公贤子孙，鳣堂亢其宗。

轶事典故

四大寇

孙中山先生的自传，《孙文学说》卷一第八章“有志竟成”其中的一段，对这一时期的鼓吹革命活动，亦有明确透彻的记述：“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肆业，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予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前排左起：杨鹤龄、国父孙中山、陈少白、尤列。后立者为关景良并不是四大寇之一。

从孙中山先生这一段话，就可以知道孙、陈、尤、杨“四大寇”，在革命初期的密切关系，然而革命的真理，初期不特未为人所认识，所接受，所支持，所同情，所理解，反而受人讽刺，不敢与之交谈结友，深感认识革命真理之不易。他们四人竟志同道合，意气相投，胆敢在一起聚谈反清抱负，抨击朝政，倡言革命，提出“勿敬朝廷”等口号，所以这四个金兰兄弟，被很多人视为可怕的危险人物，所以港、澳间的亲友皆呼之为“四大寇”，而他们四人亦居之不辞，可见“四大寇”并非寇，实为中国革命之元勋也，后来还把家族堂名，命名为“杨四寇堂”，以四寇堂老主人自称。“四大寇”的形成，最初滥觞于孙中山先生与杨鹤龄的总角之交，后来几乎同一时期，孙中山在香港结交陈少白，杨鹤龄在广州结交尤列，彼此同以抨击朝政，畅谈革命为快，四人相投相依，志同道合，交往、越来越密切，终乃缔成坚强的核心，在革命发轫时期，最初给这个坚强的核心提供物质基础，使其得以存在，得以发展，杨鹤龄尽了不少力量。孙中山先生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虽赖大可提携完成学业，但赤手空拳，初在港澳地区未有社会基础，杨鹤龄首先把自己的家“杨耀记”提供为结纳同志，鼓砍革命活动的“总部”，其次是1892年，孙中山先生毕业医校后，悬壶于澳门，在澳门筹借款项开创中西药店，须找借款担保还银人，当时（即杨鹤龄的七妹夫）吴节薇是澳门的豪富，通过杨鹤龄介绍和极力说项，吴节薇终于同意了作担保还银人，从而使孙中山先生在澳门大街的中西药店得以开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