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１９０６年—１９７０年），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１９２５年夏考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开始写新诗和小说。１９３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解放后先后在《工人日报》《说说唱唱》《曲艺》《人民文学》等刊物工作，１９６４年回山西工作，兼任中共晋城县委副书记。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于１９７０年９月２３日含冤去世。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

中文名

赵树理

别名

赵树礼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

出生日期

1906年9月24日（丙午年）

逝世日期

1970年9月23日（庚戌年）

职业

小说家

毕业院校

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院

代表作品

《小二黑结婚》、《灵泉洞》、《三里湾》《李有才板话》等

流派

山药蛋派

人物生平

赵树理是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人，赵树理在河南笔铺当过学徒，还走村串户卖过中草药。

１９０６年９月２４日出生在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农村中长大的他不仅了解农民，也热爱和深通农民的艺术。青年时代曾外出流浪求学，曾就读于长治的山西第四师范学院，一度接触到新文学，受到极大影响。

１９２０年赵树理考入磕山完小，一次考一九二三年赵树理从磕山完小毕业，去小学教书，因为没有靠山，不久便被解雇了。赵树理的父亲对此耿耿于怀，又向地主借了债，让儿子去长治读书。　

１９２５年夏，赵树理考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校。

１９２９年春扩沁永县招考小学教师，他名列魁首，被分配在薪水比较高的西关模范小学教书，引起同行的忌妒。有人告密，说他是共产党。于是被国民党县党部逮捕，送到省陆军监狱，不久又把他过渡到反底，赵树理到太原，没有职业，卖文为生。史纪言、王中青主编的《山西党讯》文艺副刊经常登载他的稿件。

从１９３０年底开始，赵树理一边流浪一边开始写作，在抗战前的几年间发表了《金字》、《盘龙峪》等小说。

１９３２年亲一生务农，会编簸箕、治外科、看风水、还是八音会的重要成员。赵树理从小热爱劳动，还常跟他父亲到八音会里凑热闹，在那里他学会了吹拉弹唱。

１９３６年夏，史纪言、王中青回长治办乡村师范学校。他们邀请赵树理到“乡师”当国文教员。　

１９３７年投身抗日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山西从事各种文化事务，编报纸副刊，写出了许多反映农村社会生活、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小说。历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协会主席。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以后，“乡师”停办。赵树理回阳城参加了“牺盟会”。当了区长，公道团团长，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因为他出生于农村，对民间戏剧、秧歌小调及农民的口头语言颇熟悉，所以上级调他到《黄河臼报》太南版主编《山地》副刊，专门揭发阎锡山派到各地的爪牙的劣迹。

１９３９年十二月，阎锡山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逮捕牺盟会员。上级把赵树理调到一二九师《人民报》编通俗副刊。不久又把他调到《新华日报》太行版主编专发小报《中国人报》。在这三次办小报的过程中，赵树理写了几十万字的鼓词、小小说、小杂文，可惜都没有保存下来。

１９４１年赵树理调到太行区党委宣传部工作。针对黎城县的离卦道暴动，他写过一个批判会道门的戏《万象楼》。还写过一个清算地主剥削的戏，叫《清债》。

１９４３年赵树理和王春一块调到北方局党校政策研究室工作。他在左权县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民兵队长岳冬至和智英祥搞恋爱，被混进村政权的坏人害死了。经过艺术概括，他写成了著名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同年十一月，赵树理又写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这部作品是配合减租苟成息斗争的，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农村阶级斗争的错综复杂的形势，对没有工作经验的干部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１９４４年赵树理被调到华北新华书店专门从事文艺创作活动。这年夏天晋冀鲁豫边区召开群英会，赵树理采访了孟祥英、庞如林等人事迹，写了报告文学《孟祥英翻身》，鼓词《战斗和生产结合—一等英雄庞如林》。同年他还写了个短篇《地板》。

１９４５年冬，赵树理回家探亲。他在故居西小楼上创作了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这部小说揭露了旧社会地主集团对贫下中农种种剥削压迫，它是为了动员人民参加上党战役的。

１９４６年赵树理在阳城县见到好多归人员到处钻头觅缝找事干，恐我们有些新同志认不清楚，所以写了短篇《催粮差》。此后不久，作者又写了短篇《福贵》。

１９４７年，赵树理写了三幕话剧《两个世界》，揭露国民党庞炳勋部队在陵川的血腥统治。同年还写了短篇小说《刘二和与王继圣》、《小经理》。《刘二和与王继圣》原计划反映抗战爆发前后，地主与农民的对抗和斗争的，只写了抗战前的一部份，后因提纲失落，小报停刊，未再续。

１９４８年赵树理在河北平山县写了中篇小说《邪不压正》，叙述土改后期（平分土地），一个流氓乘机窃取权力后被整顿的故事。　

１９４９年，赵树理随新大众报社进入北京。新大众报社被全国总工会接管后，赵树理就被调往文化部戏剧改进局曲艺处当处长。不久又调北京市文联，被选为文联副主席。他看到北京市的文艺阵地充斥着封建主义的东西，新老文艺工作者没有很好组织起来，于是积极筹备组织成立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创办了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对推动北京市的普及文艺运动作了有益的贡献。

１９５１年春，晋东南地区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他到武乡县监漳村协助建社，还到窑上构、枣烟两个农业社住了一个时期，对农业社成立后农民的思想状况以及劳动组织、经营管理情况作了全面考查。

１９５２年春，赵树理重返晋东南，到平顺县川底村郭玉恩农业社蹲点。从秋收、分配、扩社、并社一直到准备开渠他都参加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矛盾冲突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有着深刻的了解。年底赵树理回到北京，拟订了长篇小说《三里湾》的创作计划。

１９５４年赵树理还写过一个短篇叫《求雨》，它说明土地改革虽然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但是没有清除农民的封建意识。　

１９５５年秋，赵树理参加了高级社运动。来年春写成泽州秧歌《开渠》。反映了在高级社运动中怎样促进人们改天换地的积极性。

１９５７年赵树理在自己的家乡尉迟村参加了全民整风运动。他看到中农干部中有一种和事佬思想，对有落后思想的人进行庇护，对新生力量进行压制。这种现象虽不太普遍，却有一定代表性。为了教育这部分人，赵树理创作了短篇小说《锻炼锻炼》。　

１９５８年，赵树理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故事为题材，创作了长篇评书《灵泉洞》（上集）。赵树理说，灵泉洞下集早想好了，等年龄大了、行动不方便时，再去完成它。可惜作者的宏愿没有来得及实现，就被“四人帮”夺走了生命。

１９５９年十月到一九五九年十月，赵树理任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他看到千部中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现象比较严重，特意把下边看到的情况反映给中央某负责同志。五九年反右倾时，他成了全国作协重点批判对象。这年九月，赵树理写了短篇小说《老定额》，这部作品是反对不靠政治教育，而专靠过细的定额来刺激生产的。

１９６０年三月，写了《实干家潘永福》，不久又写了短篇小说《套不住的手》，积极提倡实干精神。　

１９６２年一月，赵树理写了短篇小说《杨老太爷》，讽刺有资本主义思想的老人。同年五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赵树理应林默涵之约，写了短篇小说《张来兴》，是通过一个老饮事员之口写二十年的社会变化的。

１９６３年赵树理写了短篇小说《卖烟叶》，描写一个投机青年的卑污行为。作品一发表，就受到批判。实际上作者的主观意图还是好的，想通过扎火针的办法，教育犯错误青年迷途知返，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年夏天，赵树理到长治黄碾公社曲理大队参加四清运动。一九六四年春，又到陵川县黑山底大队采访董小苏的模范事迹，回到长治以后，写了剧本《十里店》。作者自以为重新体会到政治脉搏，接触到了重要主题。演出后，争议很大。

１９６５年春至１９６６年夏，赵树理在晋城县任县委副书记。工作中他发现学毛著学大寨都有形式主义的倾向，提出了要讲究实效，不图虚名的主张。

１９６６年春，全国人民都在学习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赵树理亲自到兰考县体验生活，回晋城后，着手创作《焦裕禄》剧本，只写了三场，就被打成“黑帮”揪出来了。

在文革中赵树理成为“周扬树立的黑标兵”，遭到长期的迫害、批斗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光明日报》发表《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被押著游街示众，曾被打断肋骨，又在批斗台上被推下，跌断髋骨。

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３日被“隔离审查”，９月１７日继续接受批斗，９月２２日病危，９月２３日含冤逝世，终年６４岁。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

赵树理的家乡在山西省晋东南的沁水县端氏镇慰迟村。从１９１２年起，祖父就教他认字、写字，念《三字经》、《百家姓》等一些封建或宗教道德格言。所以在青少年时代的一个很长时期内，占据他头脑的依然是封建礼教的正统思想。

１９２２年冬天，赵树理与同邻村张家山一位姓马的女子结婚。这位马家姑娘是一个守封建妇道的女人，比赵树理年长一岁，高大结实。刚结婚之初，赵树理的头脑中仍然是夫为妻纲那一套，为了维持纲纪礼仪，他时常摆起男子汉大丈夫的架子要妻子服从，有时还到母亲那里告状，以婆婆压媳妇。

高小毕业后，赵树理先后在外地上学、教书，妻子在家操持家务，备受辛劳。１９２９年春马氏夫人不幸病故，年仅２４岁。马氏夫人生有一子，取名大湖，学名赵广元。

赵树理的第二位妻子关连中与赵树理共同生活了３８年，他们在风雨之中相互扶持，情真意笃。关连中不仅是赵树理家庭里的贤妻良母，也是作家当之无愧的知音。

１９３２年，赵树理与关连中结婚。婚前两人互不相识，婚后也是聚少别多。抗日战争期间，赵树理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编辑过《中国人》、《黄河日报》等报纸的副刊，四处辗转，在一次日本人的扫荡中，差一点在悬崖掉下，成为烈士。

在赵树理投身革命的几年中，一家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关连中身上。她贤良淑德，任劳任怨。虽然赵树理一走就杳无音讯，左邻右舍更是众说纷纭，但是关连中却始终如一，她坚信洞房里俩人曾经立下的“白头约”。

１９４３年冬，赵树理的父亲赵和清老人被日本兵抓住，惨遭杀害。关连中满怀悲愤，代丈夫安葬了公爹，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继续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穷苦家庭。

解放后，赵树理有固定的工资，有源源不断的稿费，仅《三里湾》一书，赵树理收到上万元的稿费，加上国外出版机构汇来的外汇，使他有些不安，最终决定不再拿国家的工资。

生活上富裕了，然而，他仍然改变不了自己的生活习惯，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都在下乡，与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妻子、儿女们总是离多聚少。　

文革生活

“文革”开始后，赵树理被打成“黑作家”、“周扬黑帮”、“写中间人物的祖师爷”，他的作品被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他本人也遭到肉体上的残酷迫害。关连中为丈夫吃了不少苦头，但她毫无怨言。当造反派对她进行人身攻击，骂她是“黑帮的老婆”时，她毫不示弱地回答：“做黑帮的老婆是我的本分！”有时候，赵树理的指导关连中读书认字，让她能够读书看报。

１９７０年９月，赵树理在“文革”动乱中被迫害致死，年仅６４岁。　

个人作品

作品	时间
《小二黑结婚》	１９４３
《李有才板话》	１９４３
《李家庄的变迁》	１９４６
《福贵》	１９４６
《锻炼锻炼》	１９５７
《求雨》	１９５４
《灵泉洞》（上集）	１９５８
《实干家潘永福》	１９６０
《三里湾》	１９５５

写作风格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小说流派“山药蛋派”。这个流派以作家赵树理为代表，其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

“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材，具体深刻地反映了３０年代到６０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我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赵树理小说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最突出的有三个方面：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

赵树理的小说中有大量恋爱婚姻习俗描写，借以反映农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时代精神。《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３０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１５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她“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登记》里的小飞蛾的婚姻悲剧，也是由封建礼教造成的。《邪不压正》则表现了妇女对以势压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时代的变迁。《登记》中的“罗汉钱”，是小飞蛾和艾艾母女两代人都曾用过的爱情信物，也是晋东南特有的习俗，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　

社会影响

当赵树理在解放区的文坛上崭露头角，他的《小二黑结婚》等通俗小说尚未引起知识分子圈子中作家充分认可时。赵树理被解释为一种新型文学方向的代表，是能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文艺路线的典范。赵树理的创作顺应了大众化的文艺方向，这种“方向性”的提倡对整个解放区文学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有巨大影响。　

由于赵树理作品与中共其时对文学的要求契合无间，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解放区”文学界对赵树理进行了大力推崇，甚至一度还提出了“赵树理方向”的口号。

人物评价

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评论家周扬评）　

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中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形成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

赵树理全身心投入到为农民写作之中，被誉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四十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五六十年代，赵树理的小说创作，都真实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他既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又经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礼；他既懂得农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农民的阅读水平和审美情趣。赵树理在表现农民的愿望和心声的同时，也深入地表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作品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中国作家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