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怪愚(1911—1984)，本名严正，湖南邵阳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早期的著名新闻工作者；因其文风犀利，笔挟风雷，性格刚正耿直，成为与范长江齐名的全国八大名记者之一；尤其是他第一个揭露汪精卫叛国投敌丑闻，其胆魄令后人敬佩；1949年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长沙地下组织；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受到审查，后在长沙一中、长沙师专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调湖南师范学院任图书资料员；1979年，冤案得以昭雪，当选为第五届省政协委员；1

中文名

严怪愚

别名

严正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湖南邵阳邵东县九龙岭严家桥

出生日期

1911年

逝世日期

1984年

职业

记者

信仰

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

第一个揭露汪精卫叛国投敌

代表作品

《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凭吊台儿庄》《陇海东线》等通讯

人物生平

严怪愚（1911—1984），原名正，湖南省邵东九龙岭严家桥人。

民国15年：(1926)投身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组织被破坏，失去联系。民国19年在湖南农校毕业后，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严才思敏捷，眼光敏锐，课余从事写作，在校期间出版《百感交集》一书，在湖南新闻界崭露头角。

民国24年毕业后，投身新闻工作。 民国25年9月，严与康德、袁邵华、陈楚等创办长沙《力报》，任副刊主编，兼采访部主任。经常撰文，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

鲁迅逝世，严于10月22日，在《力报》上撰文，悼念鲁迅。称“高尔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个太阳，鲁迅去世，东方殒伤了一个月亮”。当时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主编壶公(罗尔瞻)，攻击鲁迅及其著文纪念鲁迅的人。严连续组织特刊予以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到徐州前线采访，连夜撰写战地通讯，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事迹。

民国28年，与康德等主办邵阳《力报》，聘请中共邵阳中心县委书记唐旭之任主笔，严自任采访部主任。严从重庆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处获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准备在南京成立汉奸政权，首先在《力报》发表《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文，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随后，严任《力报》总编辑。

民国29年5月，《力报》被薛岳封闭，严被逮捕，经多方营救，方获出狱。又相继在衡阳主办《正中日报》，在沅陵创办《力报》，在晃县、辰溪创办《中国晨报》，坚持人民立场，揭露时弊。 抗战胜利后，严任青岛《东南日报》驻沪记者。

民国35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受到周恩来嘉勉。是年冬，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时，严孤身冒险在风雪中送行。

民国37年7月，严在长沙创办《实践晚报》，任主编，宣传时事，抨击时政。7月31日开始，在第三版辟《大家诉》专栏，以社会各界底层人士的名义，写出专文，连续刊载17期。主要有《看农村百姓的痛苦》，《要求砸烂雇佣制》、《要履历、要登记，却不给工作》、《奴化教育毒害了我》、《物价暴涨风袭击邵阳》、《耒阳粮政漆黑一团》、《退役回乡生活无着》等。读者阅后，称《大家诉》专栏代表社会底层人士在说话。

民国38年春，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长沙地下组织。5月，严受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之托回邵阳，担任魏镇、宋涛起义前的联络工作。10月9日下午，陪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导车进入邵阳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先后担任邵阳《工商晚报》、《大众报》、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

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受到审查，离开新闻界，先后在长沙一中、长沙师专任教。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调湖南师范学院任图书资料员；1979年改正后，当选为第五届省政协委员。1984年3月病逝。 ;

2003年，其子严农（邵阳市政协副主席）将其一生的手稿、日记等资料共20余卷捐赠给邵阳市特色档案馆予以珍藏，以待纪念。

鲁迅悼文引起论战

严怪愚本名严正，湖南邵东县人。他之所以改名怪愚，是因为邵东乡下多鲶鱼，此鱼形象丑陋，习性刁钻古怪。乡人乃喜欢以“鲶鱼拐子”或“鲶拐鱼”来骂人。在湖南大学读书时，严正即谐“鲶拐鱼”取“严怪鱼”为笔名发表文章。

1935年，严怪愚从湖南大学经济系毕业。他放弃了所学专业的大好前途，却投身新闻界工作，开始了动荡危险的记者生涯。当时许多亲戚及同学劝他不要放弃专业，不要走“歪门邪道”，有人甚至说他人如其名，又怪又愚。他回敬说：人各有志，请勿勉强。

踏入新闻界的第一年，他第一次前往沪宁探访，即趁机拜会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对他说，做人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这句话竟影响他一生，也使他受了不少苦。

1936年，严怪愚婚后更是全力投入独立的长沙《力报》的工作。可是不久，鲁迅先生逝世，当时任采访主任的他与主编陈楚率先在《力报》开专栏悼念鲁迅，使许多其它报纸不敢采用的纪念文章得以在《力报》发表；并在长沙发起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因为这张报纸创刊时曾声称“拥护中共”，此举深为一些政要和右派文人不满。

刚好，随后段祺瑞也辞世了，当时在东南新闻界风头十足的《国民日报》主编罗心冰，就抓住鲁迅与段祺瑞两人的遗嘱大做文章，还出特刊追悼段祺瑞，与《力报》唱对台戏。他在一篇《随便谈谈》的文章中，说段祺瑞至死不忘国事，仍在为国家操劳，贬责鲁迅死也不忘个人恩怨，为儿女操心。因此，他得出结论说，“鲁迅之死不算得损失，段祺瑞之死才算得损失”。

严怪愚马上撰文回驳，他写道：“鲁迅的遗嘱，我喜欢他的‘硬’，喜欢它刻毒而近乎实在……段祺瑞的遗嘱，我喜欢他的堂皇，口气足，虽然实际上做不到，事实上近乎夸大，可是到底可以给‘幻想’一点安慰。但我更爱鲁迅，因为他一生没有做过‘媚’的文章，他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为民众的觉醒而呐喊。的确，段祺瑞功在‘民国’，那么，鲁迅则功在‘国民’了。”

罗心冰以他的老资格，万万意料不到会败在年仅二十六岁的严怪愚手里，他大骂严怪愚“领了俄国卢布”和“啃了俄国的黑面包”之余，只好央人斡旋调停。

1938年春，在台儿庄战役打响之前，严怪愚作为随军记者去到徐州前线，进行几个月的战地采访。他写了十几万字的战地通讯。揭露日寇的野蛮行径，讴歌了抗日军队的业绩，大大鼓舞了后方军民的斗志。

揭露丑闻险遭横祸

1938年底，严怪愚又到了大后方重庆。12月29日，汪精卫辗转到了越南河内，在那里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响应日本政府的近卫声明，对重庆国府建议“和平”，实是对蒋介石等人劝降。因为这是国民党内亲日派脱离中央投日的丑闻，使中央政府极为紧张，连忙封锁消息，免得家丑外扬。

当时重庆各报虽略知内幕，但国府不准报界披露，慑于当局威势，各报也一时不敢将消息见报。当时中共的名记者范长江也在重庆，他得到消息后由于种种原因发不出去，乃将有关材料转给了严怪愚。严怪愚虽无党无派，却有一腔民族激愤。他还未看完材料就拍案而起。正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觉得有责任揭露汪伪真相，就是杀头坐牢也在所不惜。当晚，他就写成《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稿，连夜电发长沙《力报》。

第二天清晨，这篇电讯在《力报》以头条刊出，东南一隅倾刻哗然，整个国统区为之震动，激愤的军民纷纷要求严惩卖国贼。湖南当局由于疏忽，让《力报》漏出这个消息，想抓严怪愚不得，慑于重庆当局的恼怒，只好登报谎称“严怪愚造谣惑众，诬陷党国，已在重庆捉拿归案，枪毙了”云云。

但是，纸包不住火，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消息迅速传开，国府只得改变策略，一脚踢开汪精卫，几天后就由中央社和各报报道汪精卫叛国丑闻，还宣布将汪精卫开除出国民党。严怪愚及《力报》也因此幸免于难。

1939年秋，严怪愚从重庆回长沙，出任《力报》总编辑。当时国民党桂系大员自吹广西“模范省”，有“国防强大”、“建设繁荣”、“道德高尚”三大成就。于是，严怪愚怀着好奇心亲自入桂采访，写了篇《春草遥望近却无》的通讯，揭露某些人弄虚作假制造广西繁荣的假象，使所谓“模范省”名誉扫地。 严怪愚的所作所为，令一些党国大员极为恼怒，但又一时没奈他何，只好对他威迫利诱。某些大人物给他种种承诺，有些更是送钱送礼，但他总是拒之千里之外。“政学系”在桂林创办《大公报》邀他加盟，他也拒绝，认为那会失去言论自由。然而，他对当时较弱小的中共，却冒生命危险去同情和支持。

触怒当局报馆被封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国府勒令中共代表团限期撤离上海。代表团启程时，迫于紧张的局势，各方人士都不敢在便衣盯梢下前往送行，月台上只有一个送行者，他就是严怪愚。第二天，上海《申报》消息称：“昨日中共代表团成员”全部离沪，只有《东南日报》特派员严怪愚先生一人在风雪中送行……”

除了正义，严怪愚也没有什么强硬的后台，所以他也因此吃了不少苦。《晚晚报》因发表了他一篇描写何键公馆黑幕的小说，就被当局查封，也使得他很久不能用严怪愚这个名字发表文章。1940年，湖南当局趁取缔八路军驻湖南办事处之机，诬陷严怪愚主持的《力报》“言论荒谬”、“协同‘八办’阴谋推翻政府”。于是，报馆被查封，三人遭逮捕，严怪愚被投入监狱达八个月之久。此举惹起民众抗议，许多读者拒绝办理退订手续，要求《力报》复刊。出狱后，严怪愚即与冯英子找省党部书记廖维藩交涉复刊，廖同意复刊，但提出复刊后的《力报》必须听从政府指令。严怪愚即刻表态：“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当即拂袖而去。

严怪愚记者出身，也当过文艺副刊的编辑，认识不少文艺界人士。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湖南省城及地方的好几家在全国有影响的报纸大都是他参与创办的。他曾在《力报》《晚晚报》《中国晨报》《实践晚报》等几家报社出任过社长或总编辑，还约请过沈从文、聂绀弩、王彦西、彭燕郊等著名作家为他的报纸主编文学副刊。在办报生涯中，他与冯英子、陈楚以及著名女作家谢冰莹等成了莫逆之交。

1980年，在严怪愚沉寂二十几年后，远在美国断绝往来几十年的谢冰莹，还写信给《湖南日报》，查询他的下落。

1950年代，严怪愚先生曾任湖南《大众报》副社长及省通俗出版社副社长。后来，他离开了报界，自请去湖南师范学院任教，讲授新闻学。

就是在这所学院里，严先生被指为“胡风分子”，继而在1957年被打为“右派”，受到双降处分，“文革”时更是下放师院在平江的农场牧牛，过着非人生活。他曾哀叹“搞到妻离子散”。

大音乐家雪中送炭

1960年，由于漫天的吹牛和“人祸”，人们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花生壳、树叶、红薯藤，都当成高级“人造蛋白”，供人们享用。

严怪愚全身都浮肿起来，一个月六十元的生活费，要负担六口之家，他每天只能靠几两粮食充饥，一分钱只能掰成几瓣来用。每到月中，家中便出现“财政赤字”。全家只能在肌肠辘辘中过日子，眼睁睁地看着严怪愚的面部越来越“胖”。

一个阴雨绵绵的冬日上午，破窗外突然响起邮递员低沉而略带惊异的声音：“严怪愚，你的汇款单！”当时全家一惊，这种时候，谁还能给严家寄钱？严怪愚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门口，用十分疑惑的眼光，打量着雨中的邮递员。邮递员将一张被雨水微微打湿了的汇单向严怪愚一亮，十分确切地说：“是你的，请签名吧！”严怪愚用颤抖的手，在单据上签了字，从邮递员手中将汇款单接了过来。拿到小屋里昏暗的灯光下一看，汇款单收款人一栏上确确实实写着“严怪愚”三个字，汇款人一栏上赫然写着“贺绿汀”三个字，留言栏上清楚地写着：“怪愚，知病重，汇上二十元，供买点营养品之用，请好好保重身体。绿汀。”在弯腰挨斗的日子里，严怪愚从未流过泪。这时，他的眼睛却润湿了。

严怪愚颤巍巍地走到破旧床边，从陈旧的有点霉湿味的褥子底下，慢慢摸出一张用旧塑料纸严严包好的小包，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照片。这是抗日战争时期贺绿汀在重庆嘉陵江边的寓所送给他的一张照片，照片上贺绿汀正坐在一架钢琴旁，在凝神深思。照片背面的题词是：“人，应当像嘉陵江水一样，百折不挠，激流勇进。”

划为“右派”被抄家时，什么都被抄了去，唯独贺绿汀亲自签名的照片，严怪愚想尽一切办法，将它保存下来。

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卷来，贺绿汀在全国第一个被打成文艺界的“黑帮分子”。上海来人找严怪愚调查贺绿汀的所谓“叛徒”问题，严怪愚一听，怒发冲冠，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桌上正好有一颗钉子，殷红的血，从他巨大的手掌上流了出来。他横眉怒对“调查者”吼道：“贺绿汀同志一生革命，他是旧世界的‘叛徒’！”“调查者”被他的凛然正气吓坏了，指着怒火中烧的严怪愚，哆嗦着说：“你，你……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右派！”严怪愚赫然一笑：“那就让你看一看这样的右派吧！”

事后，有人问严怪愚：“你当时是专政对象，处境十分艰险，造反派要搞死你，比搞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你不害怕吗？”“害怕？”严怪愚淡然一笑：“害怕就不是贺绿汀的学生了！”

1980年，贺绿汀再次回到湖南，第一件事，就是驱车前去探望正在马王堆疗养院的严怪愚。师生多年末见，有多少说不完的话呀！贺绿汀紧握着严怪愚的手第一句话是：“我们毕竟没有说过一句假话。”

1984年3月1日，严怪愚与世长辞。

他去世后，原《力报》同仁送的挽联是：

一支笔，骂何键，骂白崇禧、骂蒋介石，横眉冷对千夫指；

十几年，办力报，办实践报、办大众报，俯首甘为孺子牛。;

人物佚事

殚精竭虑

严怪愚的启蒙老师是人民音乐家贺绿汀，受贺老师革命思想的熏陶，严怪愚从小就走上了革命道路，16岁时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秋，严怪愚考入湖大中文系。新旧文学基础较好的严怪愚在湖大如鱼得水，才思泉涌，在湖大的校刊、《民国日报》、《晚晚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抨击旧社会黑暗的文词犀利的文章，在底层市民和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严怪愚因此名声大躁，被同学们誉为“岳麓山的三大名人”。1935年秋，严怪愚在湖大毕业，决心走新闻和新文学道路．因他最仰慕鲁迅先生，毕业之后他专程去上海拜谒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对这位文学新秀很器重，长谈之后语重心长地告诫严怪愚“作人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先生的这句话使严怪愚后来无论是在新闻事业上还是在做人上都受用了一生。

为了开辟一块属于自己的舆论阵地，严怪愚与好友康德、冯英子于1935年在长沙创办了《力报》，严怪愚任副刊主编兼采纺部主任。《力报》刚开办，即与省府《国民日报》打了一场“笔墨仗’。起因是：1936年10月 19日，文坛巨匠鲁迅先生的逝世；因国民党统治者对鲁迅先生深恶痛绝，下令禁止新闻界著文悼念、刚出道的《力报》却挺身而出；勇冒风险刊登了一系列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此举激怒了《国民日报》副刊主编、省党部主任秘书、当时湖南新闻界风头十足的人物一——壶公．事也凑巧，11月2日，北洋军阀大头目段褀瑞也一命呜呼了。壶公立即抛出《鲁迅、段祺瑞遗嘱的评价》一文，文中大肆吹捧段祺瑞“公而忘私”；贬责鲁迅“私而忘国”。严怪愚立即撰文反驳，称鲁迅先生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为民众的觉醒而呐喊。如果说段祺瑞功在“民国”，那么鲁迅则功在“国民”了．几个回合下来后，壶公理屈词穷，举手投降了。25岁的一介书生严怪愚“牛刀小试露锋芒；敢与权贵来较量”的勇气使《力报》名声大振。

抗战期间

抗战爆发后，严怪愚冒着枪林弹雨，与范长江等一批战地青年记者在战火连天的最前线坚持了两个多月。他零距离采访了台儿庄战役，受到了第五战区司今长官李宗仁将军的接见，写出了《凭吊台儿庄》、《陇海东线》、《我们新的长城——黄河防线》等 10万多字的战地通讯。

同时；严怪愚还冒着“倾共”嫌疑，毅然在《力报》上刊登了毛泽东主席的《论持久战》。

1940年国民党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以“内部复杂”、“言论荒谬”为由，下令于 1940年5月 13日查封《力报》。严怪愚被捕入狱；关押达8个月之久。

铁窗生活并没有挫伤严怪愚的傲骨和锐气。出狱后；他立即找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书记廖维藩当面理论，强烈要求复刊。他的义正言辞驳斥得廖维藩张口结舌。这次交锋虽复刊未果，但彰显其胆魄与睿智。

1941年《力报》在湘西阮陵复刊，柳亚子先生特为《力报》的复刊赋长诗为贺。复刊后的《力报》仍。一篇《不要拖》的社论怒斥蒋介石的退却政策。令蒋“龙颜大怒”，特偷陈布雷责成检查局查办。地方的一张小报竟惊动最高当局。足见《力报》的影响力和战斗力！

《力报》的坚持抗日救国，争取民主的正义立场以及在国统区的强烈反响引起了周恩来的极大关注。周恩来通过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抗战时设在邵阳）的徐特立每期寄送的8份《力报》，阅读了严怪愚的很多精采文章并击节赞赏。1946年秋；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亲自接见了严怪愚，并关切地说：“你留在国统区，望好自为之，注意斗争策略。三年后，我希望能在北京见到你，怪愚先生！”

首揭汉奸

1939年 12月，汪精卫秘密离开重庆经由昆明飞抵越南河内，于 9日在河内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响应日本政府的近卫声明，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中日和平”，力劝蒋介石投降，声言日本政府的声明是和平的原则，国民政府应以此为依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从此，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怀抱。这是国民党党内亲日派脱离中央的丑闻。国民党最高当局“严密封锁”消息，谁也不敢揭露。重庆各报虽略知内幕，但身处“陪都”之地，慑于国府之威，不敢贸然见报，都在观望时机。

国新社记者范长江急不可待，找到了当时驻重庆采访的严怪愚，并交给他有关资料，说：“这可是全国乃至国际上轰动一时的丑闻和要闻，重庆各报均不敢发表。《力报》办在湖南，‘山高皇帝远”，老弟，你敢不敢斗胆持虎须，把这个马桶盖揭开，以唤起全国民众的警觉！”

严怪愚未及看完；就被汪精卫的卖国可耻行径激怒了；不禁拍案而起，大呼：“可耻！可耻！真是民族败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领土；杀戮我同胞，而今竟有人认贼作父，想将五千年文明古国拱手相让；我必须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马上予以揭露。”

当晚，严怪愚就写在成《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稿；连夜电发《力报》。

主编陈楚收电后，翌晨即以头版头条刊登出来，这篇电讯稿一针见血地指出：“汪兆铭先生倡导的和平运动，是公开投敌的可耻勾当，也是片面抗战路线的必然趋势。日寇在华进行政治诱降，看来已初见成效；国人切不可等闲视之！”

消息既出，东南半壁，倾刻哗然，甚至整个国统区为之震动，群情激愤，纷纷要求严惩卖国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慑于重庆当局的恼怒，一时惶惶不可终日。因抓不到远在重庆的严怪愚，只有煞有介事的掩饰，忙登报谎称：“严怪愚造谣惑众，诬连党国，在重庆捉拿归案枪毙了”云云。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几天后；国民党中枢也只得改变策略，一脚踢开汪精卫，中央社和各报社才纷纷报导了汪精卫的叛国丑闻。国民党最高当局还宣布将汪精卫开除出党。这样，严怪愚和《力报》同仁才幸免于难。薛岳则转怒为喜；自鸣得意。他手下的文人政客们还厚颜无耻地吹捧道“湖南最先刊登汪精卫已投敌的消息；证明薛主席有胆有识，政治开明；领导有方，抗战坚决……”

《力报》因捷足先登揭露了汪粕卫的叛国丑闻，影响面迅速扩大，发行量由原来的三千份猛增到一万二千份。严怪愚因其果敢的壮举而赢得了“新闻勇士”的美誉。

不畏权势

1939年秋；桂南战争爆发；严怪愚赴战地采访。

当时；桂系李宗仁、白崇相、黄旭初大吹广西是“模范省”，有“国防强大”、“建设繁荣”、“道德高尚”这三大成就，以此欺世盗名，巩固和维护他们割据一省的势力。

严怪愚一向务实好奇，当他识穿了这套“西洋镜”里的把戏以后，与文化界的胡愈之、黄药眠、范长江等人商谈，他们都有同感；只是因为广西是李、白、黄的地盘，当时桂林又是后方的文化中心，必须“投鼠忌器”，顾点面子，不便尽情揭露。严怪愚经过反复权衡后，最后还是勇敢地站出来，义无反顾地写了一篇《春草遥看近却无》的文章，对桂系“模范省” 的真面口进行了爆光，对李、白、黄欺世盗名的作法进行了辛棘的讽刺和抨击．文中说：“广西的国防确实很强大，省城桂林有一架进口的暂时还不能起飞的军用飞机足以证明；广西的建设确实很繁荣，不睁开眼睛就看不到衣衫褴楼的难民流入湖南；说到道德那就更高尚了，要在离城三、五里的偏僻处才可以看到暗娼和抽大烟的、如此‘模范省’怪不得闻名遐迩了。”

这篇文章点到桂系的“要穴”，死要面子的“小诸葛”白崇禧阅后也顾不得斯文，气得暴跳如雷，拍案大骂严怪愚，并扬言要捉拿严怪愚并把他枪毙。但碍于新闻舆论，白崇禧只得按下怒火，暗中伺机报复。

1947年初，严怪愚在上海参加了民主同盟举行的反内战动员大会、散会后严怪愚刚步出会场大门，一辆军用吉普车停在严怪愚面前，车内钻出了白崇禧。白崇格假扮宽容，要邀请严怪愚到他家去做客，想伺机扣留。严怪愚识穿了白崇值的险恶用心，当即予以回绝。白崇禧碍于很多民主人士在场的公开场会，敢怒不敢言；气得一跺脚登车离去。

1949年4月；白崇禧退据长沙，紧张地部署湖南防务；但对严怪愚的一“箭”之仇仍然耿耿于怀．在他开列的“黑名单”中亲笔加入了严怪愚的名字．为了稳住严怪愚，白崇褡特意托人约请当时任《长沙晚报》社长的严怪愚与他当面谈谈。严怪愚料知凶多吉少，只得秘密回到老家邵阳暂避锋芒。

1949年8月，在衡宝战役中，一介书生的严怪愚加入湘中二支队，象战士一样居然也端起了汤姆逊冲锋枪，与桂系王牌军激战，昔日对桂系的口诛笔代演变成真刀真枪的较量，这是正处溃败之际的白崇禧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