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字少川，汉族，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中国近现代政治人物、社会活动家和外交家，北洋政府第十三位国家元首。

中文名

顾维钧

外文名

Vi Kyuin

别名

字少川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日期

1888年1月29日

逝世日期

1985年11月14日

毕业院校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职业

外交家

出生地

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区）

代表作

《顾维钧回忆录》《外国人在中国之地位》《门户开放政策》等

人物生平

顾维钧，字少川，1888年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七）生于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区）。

1892年，入旧式私塾读书。

后于1899年考入上海英华书院。

1901年　考入基督教会所办的上海圣约翰书院读书。

1904年　自费随施肇基率领的湖北官费生赴美留学。入纽约州库克学院读英语。

1905年　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

1909年　同时获学士、硕士学位。秋，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孙中山相见。

1912年　3月，以《外人在华地位》通过博士论文答辩。4月，回国抵北京，任总统袁世凯英文秘书兼国务总理唐绍仪秘书。8月，兼任外交部秘书。

1913年　6月，与唐绍仪之女唐宝玥在上海结婚。参与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

1914年　升任外交部参事。1915年春，参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7月，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10月，调任驻美国公使。

1916年　4月，签署中美《六厘金币库券合同》。11月，签署中美《芝加哥银行借款合同》。

1917年　4月，建议北京政府追随美国参战。11月，就《蓝辛石井协定》向美国递交照会。

1918年　10月，夫人唐宝玥病故，遗一子德昌，一女菊珍。12月，奉派参加巴黎和会抵达巴黎。

1919年　1月28日，代表中国就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上发言，驳斥日本要求。6月28日，拒签对德和约。

1920年　10月，调任驻英国公使。11月，与华侨富商之女黄蕙兰结婚。12月，兼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

1921年　11月，任中国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12月，会外与日本交涉山东问题。

1922年　2月，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和《九国公约》。8月，任王宠惠内阁外交总长，11月辞职。

1923年　7月，任高凌蔚内阁外交总长。

1924年　1月，任孙宝琦内阁外交总长。5月，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9月任颜惠庆内阁外交总长。10月，“北京政变”后弃职离京。

1925年　寓居上海。

1926年　5月，任颜惠庆内阁财政总长。7月，杜锡组阁，留任财政总长。10月，代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11月，发表终止中国与比利时条约宣言。

1927年　1月，署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6月，张作霖组织军政府，顾内阁总辞职。

1928年　7月，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离国赴欧洲旅居。

1929年　应张学良之邀，返国抵沈阳。

1930年　往来于沈阳、北京之间，为张学良提供外交咨询。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发生，任“国民党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11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2月，辞外交部长职。

1932年3月，任国联李顿调查团中国顾问。4月，陪调查团赴东北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8月，被委任为驻法国公使。10月，任国联中国代表。

1933年5月，任日内瓦裁军会议中国代表。9月，出席国联第14届大会。

1934年6月，请假返国。

1935年，暂居国内。

1936年2月，中法外交关系升格，任驻法大使。3月，与厉麟似、王正廷等人一同被推举为国际联盟中国分会——中国国联同志会理事。

1937年9月，在国联呼吁制裁日本侵略。10月，奉派为中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代表。

1938年初，与法国交涉中国军火从越南过境事。7月，与美国财长摩根索接洽援华事宜。

1939年3月，接国民政府电令，与法国探讨中、法、英合作事。11月，召集中国驻欧使节商讨外交方针，建议国民政府加强对美外交。

1940年6月，巴黎被德国占领，随法国政府迁至维希。

1941年5月，调任驻英大使。7月，抵达伦敦。

1942年春，交涉英国对华5000万英镑贷款。12月，参与中英新约谈判，对条约签订起了重要作用。次年，加入国民党。

1943年3月，返英途中抵美，力促宋美龄访英，未果。7月，宋子文访英，安排并参加与英国政府会谈等事宜。

1944年8月，任中国首席代表，赴美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商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事务和筹建联合国。

1945年4－6月，出席旧金山会议，任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代表，并代理代表团长，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12月，任中国出席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代表。

1946年6月，调任驻美大使。7月，抵达华盛顿就任。

1947年5月，向美国政府提出10亿美元贷款要求。

1948年11月，向杜鲁门总统提出援华要求。12月被中国共产党宣布为战犯。

1949年5月，与胡适等人向蒋介石建议推行改革，任用新人，随后，劝说胡适出山组织由留美学生组成的新内阁。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就杜鲁门声明向台湾提出应对建议。

1951年6月，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声明台湾有关对日和约的立场。

1952年10月，向叶公超提出辞职要求，被劝阻。

1953年3月，向美国提出缔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要求。

1954年11月，和叶公超一起与美国谈判“共同防御条约”。12月2日，条约签字。

1955年1－2月，与美国政府交涉国民党军从大陈岛撤退和美国协防金门、马祖事宜。

1956年2月，递交辞呈。4月，被免“大使”职务，同时被聘为“总政府”资政。

1957年　1月，经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多次投票，当选海牙国际法庭法官。

1959年　与黄蕙兰离婚。与严幼韵结婚。

1960年　开始口述回忆录的工作。

1964年　当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

1966年10月，顾维钧从任职了10年的海牙国际法院退休。

1967年，定居纽约，开始退休生活。

退休后定居美国，1972年9月，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曾拜见顾维钧并邀请其访问中国大陆。

1976年，口述回忆录完成，捐赠母校哥伦比亚大学。

1985年11月14日在美国纽约寓所无疾而终，享年98岁；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麦克逊大道坎培尔殡仪馆吊唁；顾维钧的遗体葬于纽约芬克里夫墓园（Ferncliff Cemetery）。

主要成就

1919和1921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以出色的辩论才能阐述中国对山东有不容争辩的主权，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

人物评价

20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提到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认为“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从1912年到1967年，五六十年间，顾维钧担任过无数的外交职务，驻美大使、驻法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外交总长、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等。到了晚年，他又以十七年心血完成了长达十三卷，600万字的巨著《顾维钧回忆录》。

顾维钧是位功不可没的爱国外交官，他本身传记，便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外交史。他一生坚毅果敢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他是近代中国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之一，改变中国屈辱的对外关系、维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尊严是他投身外交界时抱定的目标，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位爱国外交家以自己的智慧、修养和爱国热忱，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中国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毛主席也十分佩服他的外交才华和为人。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认为顾维钧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半个。

轶事典故

天资聪颖，不满婚约

顾维钧的父亲顾晴川是晚清第一任交通银行总裁。早年于光绪末年，由家乡江苏嘉定来到上海，当了上海道尹袁观澜的师爷。顾晴川本是青衣一衿，家境清寒，为生活计，只得到上海来作小吏。顾维钧从小聪颖过人，4岁时入私塾读书。12岁跟了父亲来上海读书。不久，便考入南京市育才中学。

当时同在袁观澜幕府的，还有一人，叫张衡山。此人的文字修养不及顾晴川，但他有一种罕见的本领，就是能看相。道尹衙门中的大小官员，不少人他都看过，据说十分灵验。那时袁观澜之子袁履登和顾维钧同在育才读书，两人很要好，课后常一起在衙门里玩。张衡山说，这两个孩子都非等闲之辈，惟履登不正，将来恐难有善终（后沦为汉奸）；维钧将来则一帆风顺，富贵双全。张衡山就常常买些点心给他们吃，但内心真正喜爱的只有顾维钧，对于袁道尹的儿子，不过敷衍而已。

张衡山膝下有一娇女，与顾维钧年龄相当，张很想得东床快婿，就托人做媒。从当时两家的景况看，张较顾好得多，况且张衡山又是袁道尹的姨表兄，晴川觉得这门亲事有点高攀了，岂有不乐意之理，维钧那时年龄还小，自然没什么意见，就由双方家长订了婚。

顾维钧在育才中学毕业后无力升学，晴川打算让儿子学习商业，并且已经向一家钱庄讲妥了。张衡山知道此事后，大加反对。他认定维钧必可造就，乃资助维钧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贵族学校，耗资甚巨，张衡山仍不惜工本。维钧在圣约翰毕业后，张又卖掉一部分祖产，供给他赴美留学。顾为人聪明，在校成绩名列前茅。回国时适逢民国初建，留美生在国内甚为吃香。维钧一到上海即去拜见岳丈大人，衡山大喜，设宴招待。

席间，维钧竟向衡山提出要见见未婚妻。那时风气初开，大家闺秀不能抛头露面。虽然父亲已经应允，女儿却羞答答地躲在房内，死也不肯出来。顾维钧大为失望，他觉得他的未婚妻太不大方，将来不能在交际场中显身手，配不上他这位留美博士，顿时兴趣索然，闷闷地喝了两杯酒，就告辞了。据说，顾所以亟亟一见未婚妻的原因，是因为他听说未婚妻的裙下，是一对三寸金莲，有点不时髦了。

1905年，16岁的顾维钧赴美国留学，入纽约州库克学院学英语，第二年便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攻政治和文学，4年间获文学学士和政治学硕士两个学位，继而获法学博士学位。在留美期间，先后担任了《哥伦比亚月刊》经理和纽约中国留学生会会长。

立志报国，求学海外

顾维钧生在鸦片战争后，此时的中国正一步步陷入列强的侵略包围之中，而上海又是一个中外交往非常集中的地方，顾维钧从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也因此从小就有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积弱状况的理想。一次，少年顾维钧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急着要去看跑马。拉车上桥本来就累得很，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顾维钧很愤怒，于是斥责这个英国人说：“Are you a gentleman？”（你还算是个绅士吗？）后来，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并说“我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剪辫易服，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选择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他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顾维钧在学校成绩非常优秀，曾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刊《瞭望者》的主编，这对于一名留学生是非常难得的。在校的学习，为顾维钧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到邀请，回国效力

顾维钧在美留学期间，有一次，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唐绍仪作为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当时正好是袁世凯执政，于是，他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时，他立刻向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那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

学业尚未完成，令顾维钧感到为难，他准备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导师约翰·穆尔，约翰·穆尔却不同意他的选择。约翰·穆尔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眼下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于是他让顾维钧把《序章》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告诉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写得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在导师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导师时说：约翰·穆尔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1904年，顾维钧赴美留学时，还是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而8年后他回到中国时，已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同名幸事，携女殿堂

1912年，顾维钧在哥伦比亚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归国，顾维钧回国不久，就由他的岳父张衡山介绍，北上去见唐绍仪。唐绍仪时任外交总长，顾维钧以留美博士的资格，在唐手下当了一个外交部三等秘书。他少年翩翩，公余出入于达官贵人的娱乐场所北京饭店舞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玥。唐宝玥没有出过洋，对外洋向往已久，所以她平时非留学生不交。顾维钧的英俊，更打动了她的芳心。自此以后，二人形影不离。有了这层关系，顾维钧开始步步高升，简直像乘直升机一样。每提出一项要求，唐宝玥就死缠着唐绍仪，不怕她老子不答应。顾在北京两年，官已至外交部情报司长了。远在上海的张衡山高兴得很，以为得此乘龙快婿，证明他的看相功夫已到了家。于是函电顾维钧回上海举行婚礼。顾置之不复，后来张衡山终于得知他和唐小姐的一段情史，把老脸都气黄了，并写了一封信给唐绍仪痛责顾维钧，请唐将顾送回上海。唐绍仪阅信后，勃然大怒，当即把顾叫来训斥了一顿，令他立即返沪。顾虽然不愿离开北京，但受不住良心的责备和亲友的劝导，只得收拾行李，预备南下。事情马上被唐女知道了，哭哭啼啼地跑在父亲面前道：“孩儿若不能和维钧结合，一定削发为尼！”一定要父亲出面干预此事。其时，唐绍仪已晋升为国务总理，总觉得不该凭着自己的权势，去强夺人家的女婿，没有答应。唐小姐仍不罢休，为了示威与恐吓，跑到了北京郊外的白云庵，并叫人通知她父亲说：已择期落发，唐绍仪仍未理睬。女公子见此计不成，再生一计，她又回到城里，使人通知她父亲，说再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只好到八大胡同（旧时北京娼妓集中区）去做生意，并且挂上现任国务总理小姐玫瑰的金字招牌。这一记闷棍，果然把唐绍仪打昏了。他立刻请回了自己的女儿，宣布“无条件投降”。

以总理的权势，干预这样一件区区小事，何须费力？他打了一个电报，给淞沪护军使（警备总司令）何丰林，叫他负责顾维钧退婚一事。何丰林原是一个老粗，奉到国务总理的命令如何敢怠慢？于是亲自带了百名士兵，跑进张公馆，找到张衡山，逼他立刻写退婚书。衡山向来不畏强暴，愤然地对何丰林说：“顾维钧不是东西，我当然不要他做女婿，退婚可以，但我不能受你的威逼，你带了大兵包围我的住宅，太侮辱我了。”何丰林拍桌子大声地直嚷：“你不退婚，我公事上怎么交代？我官做不成，和你拼命！”此时，衡山的女儿，顾维钧的未婚妻，突然勇敢起来，跑出来对父亲说：“爸爸退了婚，我们认错了吧。”何丰林兴高采烈地把退婚书拿走了。衡山长叹一声：“我只会看相，不会看心。”不久便抑郁而死。张润娥万念俱灰长斋念佛，在陆家观音堂落了发。张某落了发，唐某自然可以不当尼姑了。在何丰林把退婚书专人送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于1913年顾维钧与唐宝玥便在北京饭店举行规模宏大的婚礼。郎貌女势羡煞了多少青年男女！从此，顾维钧在北洋政府中的政治地位，又更稳了一层。不久便被派往伦敦，充任中国驻英公使去了。1933年，顾维钧再度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上海知悉张润娥生活清苦，特地写了一封忏悔信，附送一笔5万元的款子，派人送到陆家观音堂。张某把款子和信原封退还，她修行20多年，已到了不动凡心的地步。此是后话。

据说岳丈唐绍仪字少川，顾维钧也是字少川，翁婿同名，因此也曾在民国时期传为佳话。顾维钧和唐宝玥婚后感情笃深。1915年，顾维钧出任美国公使，夫人唐宝玥一同前往，同年他们的长子顾德昌在美国降生。

投身外交，崭露头角

顾维钧回国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1914年晋升为外交部参事。他的才华在工作中日渐显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法俄相继投入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也使日本获得了扩大在华势力的天时地利。8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11月，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后，日本并没有如先前所说的从中国撤军，反而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顾维钧也正是在这时，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

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然而，顾维钧感到此时的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于是，其它国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对日本构成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看到对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于中国，开始有意地让顾维钧继续透露消息。这一做法最终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的。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这次外交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其后不久，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公使。那一年，顾维钧才27岁，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这位年轻英俊的外交官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1916年11月，签署中美《芝加哥银行借款合同》。顾维钧在这里说：“袁世凯逝世，黎元洪匆匆接任，全国处于混乱中，北京必须弄到一笔钱以维持行政开支。财政总长陈锦涛博士急于举借外债，以获得财政支援。”中美成立了第四笔贷款，即11月16日美国芝加哥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大陆商业托拉斯银行。Continental and Commercial Trust and Savings Bank of Chicago）同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在华盛顿签订的五百万美元借款，名义上作为发展交通和实业之用，实际上是维持北京政府行政开支的紧急需要。这家银行还得到了再贷款二千五百万美元的优先权。此协议不带任何附加条件。

家庭不幸，爱妻去世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当人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顾维钧却正在为爱妻的去世深深悲痛。

顾维钧的妻子唐宝玥是唐绍仪之女，二人感情甚笃。然而，在1918年有一场疫病席卷全球，被称作西班牙流感。唐宝玥不幸染病去世，留下了一儿一女。此时，顾维钧接到了担任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北京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美公使顾维钧。顾维钧因为家事，一度想谢绝任命，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为国出使。起程前，顾维钧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

内忧外患，矛盾重重

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这一年，他31岁。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到了第一个打击--和会席位问题。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它一些国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虽只有两个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排名却被换成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中埋下了不和的种子。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

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时已是中午。这对于中国代表团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雄辩巴黎，声名远扬

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代替王正廷出席。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由中国代表次日进行陈述，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于危难，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仿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妙语应答，立场坚定

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国在巴黎讨论中国山东问题。战败后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先生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中国代表顾维钧听了，站起身面对其他四周代表问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说对吗？”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China can not miss shandong as same as the west world can not miss Jerusalem）”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听完顾维钧掷地有声的声明，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称他为中国的“青年外交家”。

断然拒签，名留史册

面对如此现实，代表团心灰意冷，名存实亡，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团长陆征祥住进了医院。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是33岁的顾维钧。

1922年2月4日，顾维钧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附约》，其中规定：日军撤出山东省，胶州湾德国租借地和青岛海关的主权归还中国，胶济铁路由中国赎回。尽管这个条约尚有不足，它仍然是中国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果，《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至此得到了重要修正。中国收回了山东主权和胶济铁路利权。

1924年1月，任孙宝琦内阁外交总长。1924年5月31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和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也叫《中苏协定》。主要内容：一、废除中俄间一切不平等条约；二、苏联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租界、租地；三、苏联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四、苏联取消帝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五、中东铁路同意由中国赎回。六、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中国在外蒙古有完全的主权。

外交角力 顾维钧主持废除中比条约

1926年11月，顾维钧发表终止中国与比利时条约宣言。1926年上半年。中国和比利时的条约到下半年就要到期了。1926年《中比通商条约》已满60年。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比利时驻华公使，表明中国政府决定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缔结新条约。比利时政府没有办法拒绝签订一个新的条约。他希望在新条约签订之前，旧条约继续有效，希望来拖延新条约的签订。继续享有旧条约。比利时政府显然并无谈判缔结一个新条约的诚意。中比修约陷入僵局。

这时候顾维钧是担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他认为不能让比利时这样无限制的拖延下去。如果在旧条约废除之前，你还要享有新条约，那么可以，我们定一个期限。比如说三个月六个月，不签订的话，你原有的特权就全部作废。

但是比利时拒不接受中国的提议，宣布终止谈判，将争议提交海牙国际法庭。面对中比修约的僵局，顾维钧认为中国不能屈服于比利时的无理立场，除终止中比旧约外，别无选择。北京政府就在1926年的10月份，在顾维钧的主持下，自主地宣布了终止中比条约的声明。

北京政府毫不退让的立场迫使比利时政府重新回到谈判桌，但是北洋政府时局动荡，中比谈判断断续续。直到1931年1月15日，比利时才正式将天津租界交还中国。

摆平《中比条约》是中国政府首次不怕西方缔约国强硬反对主动出击，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清末民初几十年，凡是中外谈判交涉的争执，总是中国吃亏收场。但是以巴黎和会开始，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一批职业外交官步步艰辛地转守为攻，极力争取民族利益。这批职业外交官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在军阀混战、派系纷争的特殊政局下，外交家在国内外威望崇高，超然于各政治派别，往往能被各路诸侯所接受。

1942年12月，顾维钧参与中英新约谈判，对条约签订起了重要作用。1943年1月11日，中国和英国在重庆签订《中英新约》。新约宣布废除英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顾维钧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1944年9月，顾维钧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敦巴登橡树园会议第二阶段的会议，这个会议提出了战后建立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顾维钧采取一些比较务实的方法，基本接受英美已经讨论的方案，在这个基础上，再提出补充的方案，比较好的处理了中国的地位问题。顾维钧的灵活应对保障了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中国提出的三点补充意见后来都在旧金山会议中写入了《联合国宪章》。

1945年4－6月，顾维钧任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代表，并代理代表团长。1945年6月26日顾维钧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正式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1945年12月，顾维钧任中国出席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代表。

三度婚事，难逃悲剧

1920年，经历了巴黎和会的顾维钧在外交界的声誉与日俱增。此时，顾维钧正任国联（一战后成立的一个类似于联合国的组织）理事。经人介绍，在纽约与慕名前来的号称“亚洲糖业大王”的华侨黄仲涵的女儿黄蕙兰相识，很快就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黄某为英伦华侨第一巨富，死时积财500万镑。他只有一个女儿，长得并不漂亮，可是华美的衣着、贵重的首饰，把她打扮得使任何男人都要动心。她嫁过人，前夫是英国的一位爵士，结婚不久便死了。高贵的门第，关不住春色，她仍旧出入于豪华的交际场所。早在唐宝玥未死之前，她对顾维钧已是种下了相思，据说日夜祈祷着唐某早亡。乃知天从人愿，她便狂热地追起顾维钧来。那时顾还年轻，虽羡慕她的豪富，但不满于她的容貌，那黄小姐却不耐再等，生怕顾维钧为旁人夺去。有一天晚上，她老练而坦白地对顾说：“我的金钱力量，可以保证你事业的成功，我们来开始合作吧。”

顾维钧对这个女人，仍旧有点犹豫，当时虽未拒绝，亦未慨然应允。翌日，他找了一位英伦有名的星卜家，出了一个金镑的酬劳，为他卦占这门婚姻的后果。卦占结果，认为佳偶天成，大吉大利。顾意始决，二人在伦敦结婚，时人称为“一镑缘”。两人于同年10月11日在伦敦结婚。婚礼后的次日，国联行政会议在日内瓦召开，顾维钧作为国联理事必须参加，因此，他们的新婚之夜是在去日内瓦的火车上度过的。顾维钧付出一镑算命钱，却收进了500万镑随嫁钱。依赖金钱的力量，回国之后，很快地升任外交总长。北京政局此起彼落，而顾则各方面都有拉扯。一时失败者，顾予以接济，来个“烧冷灶”，如失败者重新上台，顾当然可以更红起来了。不数年顾要组阁，事前有人问章士钊说：“顾少川（顾维钧字）要组阁，你看可能成为事实吗？”章士钊很痛快地答：“以顾夫人的多金，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一个国务总理！”未几，顾少川果然组阁，金钱能保护人，章士钊算是看透了。

北洋政府垮台以后，顾维钧遭到国民政府的通缉。他逃到国外，寄居了好久，本可以从此过隐居生活了。但他官瘾未过足，就叫他夫人回国活动。起初，宋子文夫妇不睬她。据说，后来顾夫人乃以重礼敲门，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获得宋氏夫妇的欢心。不久，顾维钧回国，从部长到大使，又一次成为中国政界的红人。

黄蕙兰女士精通几国语言，婚后跟随丈夫顾维钧活跃于国际政坛上，处处都能为丈夫助一臂之力。在我国驻外使节的夫人中，黄蕙兰女士是最出色的了。黄蕙兰生有二子顾裕昌和顾福昌。

顾维钧和黄蕙兰女士在一起生活了30余年，直到他1956年从驻美大使衔上卸任退休。大概是由于夫妻之间性格上的差异，而劳燕分飞。对于他们夫妻之间的这段姻缘，在黄蕙兰女士著的《没有不散的宴席》一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述。顾维钧与黄蕙兰女士分手后，住在纽约。

坚守底线，捍卫台海

1954年12月2日，台湾当局与美国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台美之间围绕《共同防御条约》的交涉由此进入递交各自立法机构批准的最后阶段。此时人民解放军对在台湾当局控制下的大陈诸岛发起进攻，沿海岛屿遂成为台美批准条约过程中的一个焦点。围绕如何处置大陈及金门、马祖等岛屿问题，台美之间展开了新一轮交涉。顾维钧作为台湾当局的“驻美大使”以及谈判《共同防御条约》的两个全权代表之一（另一名为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自始至终参与了台湾与美国间关于条约交涉的整个过程。在整个台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为叶公超的副手出现的。但由于其资深的经历、丰富的经验和对美国的了解，其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从与美方会谈过程看，叶公超较为强硬，常正面表达台湾方面的立场，而顾维钧则相对灵活，多对台湾的立场进行解释说明。在会谈陷入僵持时，总是由顾维钧出面转圜或另提办法，如1月31日会谈中对金门、马祖在声明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虽然由于长期职业外交官经历形成的灵活应对寻求妥协的习惯，在台湾发表声明的措词这样的问题上与蒋介石十分强硬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但在防范由沿海岛屿问题导致“两个中国”这一点上，无论是顾维钧还是叶公超，都与蒋介石一样十分警觉，这就为台美之间最后达成关于沿海岛屿的协议设定了一个底线。

严氏理家，顾氏最爱

顾先生的最后一位夫人是严幼韵女士。严女士是一位出身上海富商家庭的大家闺秀，早年为复旦大学的“校花”，也是上海交际场中的名流。她的第一任丈夫杨光泩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留美时，也曾任《中国留学生月刊》的主编，只不过比顾维钧先生晚10年。回国后曾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教授，不久进入外交界。那时的杨光泩与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接触较多，彼此交谊颇深。因此，夫人严幼韵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识顾维钧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杨光泩出任驻菲律宾总领事。不久，日军占领了马尼拉，杨光泩先生以身殉职。严幼韵女士与杨结婚后生有三个女孩。严幼韵女士小顾维钧20岁。婚后，严夫人对顾先生关爱有加。在顾先生看来，在他的四位夫人中，他最喜欢的是严幼韵女士。严幼韵与杨光泩的三个孩子后来自然也成了顾维钧先生的三个继女，他们早年丧父，顾维钧视他们为己出，三个女儿对顾先生如同亲生的父亲一般。长女杨蕾孟，资深编辑，曾任美国著名的双日出版社的总编，并亲自编辑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书，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回忆记录就出自她之手。次女杨雪兰是有成就的企业家，现任美国通用公司的副总裁。通用公司在上海投资生产的别克轿车项目就是由她促成的。三女杨葸恩，从事房地产开发。

严幼韵是位善于理家、精于治家和好客的女主人。顾、严作为继父、继母，对双方各自子女来探拜，一律欢迎，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对故旧亲朋的造访，殷勤款待，礼数周致。婚后的严幼韵把主要精力倾注在照顾丈夫的生活琐屑上。为他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同他聊天，让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让他恬静怡然；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取乐。牌局的定率出入甚微，顾维钧视它为“统战”。他打牌从不算牌，不扣牌，十必九输。有人表示礼貌，让他当赢家，他绝不接受，总把钱塞在输家的手中。

严幼韵熟知丈夫有晚眠晏起的习惯，考虑到晚餐到次日早餐有十多小时不吃东西，怕影响他的健康，每日凌晨3时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温馨地督促，呵护有加，百分百地充当了“好管家、好护士、好秘书”的角色。顾维钧在九十六岁高龄时，还完成一万一千页的口述回忆录，历时十七年，是与严幼韵的精心照护息息相关的。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大儿子顾德昌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她（指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退而不休，永著青史

顾维钧退休后先打算做三件事：疗养度假，以消除长期紧张工作带来的疲劳；写作和研究；开设事务所，提供法律咨询，解决生计问题。

他尚未着手做这三件事，台北便通知他，希望他竞选一个新的职位：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顾维钧早年学习国际法，对此颇有兴趣，精力和履历都足以胜任。经过一番竞选，获得任命，于是走马上任到了荷兰，一干又是10年，1964年当选为副院长。直至1966年，他才正式告退。越到晚年，他越思念故国家园。他每天的晚餐必吃中餐，特别想吃家乡上海嘉定的塌棵菜和罗汉菜。只要有上海来客，他都要问去过嘉定否。1983年，他的女儿顾菊珍回国观光，顾维钧再三嘱咐女儿一定要到家乡看看，并将他珍藏多年的明代“嘉定四先生”和民族义士侯峒曾、黄淳耀的墨迹带回，献给国家。

女儿回到美国后，把家乡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父亲。顾维钧激动不已，把画册翻了又翻，看了又看，后来每逢思乡心切，便要翻看画册。他还给家乡写了一封信，感谢家乡对他的关心厚爱，盛赞故土发生的巨变。

晚年的顾维钧身居海外多年，可他一直没有入美国籍，这是由于他一直心系大陆。女儿顾菊珍对父亲的这一份不绝如缕的故土深情看在眼里。为了了却父亲的这份心愿，顾菊珍每次回大陆时，都要代替父亲回到嘉定故园去看看家乡的亲人，转达父亲对家乡父老的深切问候，然后，再把家乡而今的深刻变化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以宽缓父亲对故乡的思念。

顾维钧的退休生活过得非常有规律。他上午9时许起床，早餐时间约一小时，一面饮食，一面阅读。每天看的英文报纸是《纽约时报》，中文报纸是台湾出版的《中央日报》和美国出版的《世界日报》。

每天下午，顾维钧都要拄着拐杖，外出散步。这是他的健身之道。他虽住在纽约这个大都市的中心，但公园大道离著名的中央公园只有一箭之遥，那里森林繁茂，绿草如茵，是闹中取静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只是六七十年代纽约的治安状况太差，他在散步时曾被抢劫三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失固有的幽默感，每次散步总要带些钱，说是不能让抢劫者空手而归。不过，被抢劫几次后，出于安全的考虑，就只能到大街上散步了。除了散步外，他还喜欢游泳。90多岁时，他还能游泳，并站在跳板上跳水。

顾维钧晚年最经常的消遣是打麻将。严幼韵操心最多的也是为他作好安排。顾维钧打麻将，思路敏捷，出牌极快。有人问他牌运如何，他答曰：“十九必输。这不是我的技术不如人，实因这是一种‘统战’，花样繁多，有时我的精力不能顾到全局，因此牌运对我不甚客气。”对于输赢，他认为，“这原来是消遣，定率低而出入微，输赢可不在乎。

晚年的另一消遣是画画。60年代末，顾维钧专程赴香港拜师学习作国画，并认真研读画谱。他的画题材固定，大都是梅、兰、竹、菊，颇得传统文人画的神韵，也是他处世立身之道的一种写照。他也画过工笔牡丹，那是赠送给夫人严幼韵的。

97岁那年，他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张嘉定县城的地图，图中央是家乡高耸的古塔，下面写“孔庙”两字，又画东西大街，西端写“西门”两字，那就是他美丽的家乡，一个典型的江南古镇。他说着，画着，思绪如潮，不能自已。当前嘉定博物馆中，保存着顾维钧于1984年亲笔书赠的杜甫诗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他退休后，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参加“中国口述历史计划”而完成的长达600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已成为历史学家的案头必备。

顾维钧晚年的另一乐事，是看到儿女孙辈欢聚一堂。顾维钧共有三子一女。

养生之道，长寿秘诀

睡

顾维钧曾说：“有人把睡与醒截然分开，认为‘醒’才是人生，睡着了浑浑噩噩南柯一梦，属于非人生。这实在是非常不确切的，‘睡’也是一种重要的人生。我这一生就非常注意睡。我认为，要保证醒时的理性和工作效率，‘睡’，可以算得上是人生第一要务。”

顾维钧长年思虑，很注意睡眠。夫人严幼韵在照顾他的日常起居生活时，就很注意安排他的卧室和寝具。

严幼韵为顾维钧选择的床铺高度以他上床时不费力、下床时伸腿可够着鞋为度。长度超过顾维钧身长30厘米左右。顾维钧睡的是木板床，上面铺6至9厘米厚的垫子。这样人体各部位自然下垂，并且可以和床面接触吻合。卧榻铺上厚的棉垫能适应睡眠者的身体表面曲线的需要，保持脊柱的正直和正常的生理弧度，对睡眠、健康都有好处。

在对枕头的选择上，严幼韵也是颇费了一番苦心。

首先，不让他睡高枕头。因为侧卧时枕头过高，犹如站立时的低头位，因颈部过于屈曲而压迫动脉，妨碍血液循环；侧卧时枕头过高，可使同侧肌肉、韧带疲劳、松弛而造成肢体麻木、疼痛及运动障碍。高血压、颈椎病、动脉硬化者尤其不宜睡高枕头。顾维钧枕的是菊花枕。菊花枕具有醒脑明目、祛风清热的作用，所以陆游有“头风使菊枕”的诗句。菊花“收之晒干做枕”的习惯从宋代就有了，可以治疗内热偏头痛、头昏、血压偏高等病症。具体方法是：在菊花盛开时摘下菊花晒干，取1500克左右，去除杂质及花梗，装入布袋，再套上枕套即可用。菊花枕质地柔软轻松，气味芳香，只是菊花容易受潮霉变或虫蛀，要常常翻晒。

吃

顾维钧晚年的生活被夫人照顾得很好。他习惯晚上11点睡觉，第二天早上10点起床。夫人严幼韵惟恐他从晚餐后到第二天早餐之间的十多个小时内不吃东西，对健康不利，因此规定他每天清晨5点醒来后，要喝一杯牛奶，吃一点点心，再继续睡觉。夫人每天凌晨3点必先起床，把热好的牛奶放在保温瓶里，然后连同一张“不要忘了喝牛奶”的字条一起搁在顾维钧的床头。等翌日起床，再去房间看他是否把牛奶喝了。严幼韵通常会给顾维钧准备一些点心，让他配着牛奶吃。这是因为牛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只能在摄入足量的淀粉食物后才能不被作为热量消耗掉。如果空腹时饮牛奶，便只有代替淀粉作为热量消耗掉，这样就太浪费了。

顾维钧的家乡盛产枇杷，他从小便极爱吃枇杷，一直到老。这对他的养生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吃了多年的枇杷，顾维钧总结出，枇杷还可以当药用。其实，枇杷的药疗作用在古书中早有记载，《滇南本草》载：“治肺痿痨伤吐血、咳嗽吐痰、哮喘，又治小儿惊风发热”；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说：“枇杷叶气薄味厚，阳中之阴，治肺胃之病，为下气之食品。”

顾维钧对果蔬的喜好一直都受着家乡的影响。顾维钧的家乡除了盛产枇杷外，还盛产桑葚，他一直也很喜欢桑葚这种水果。桑葚味甜微酸，以熟透发紫或发黑者为最佳，红色次之，而青红相间者说明还未成熟，不可吃。《随息居饮食谱》介绍它的吃法是：“可生啖（宜微盐拌食），可饮汁，或熬以成膏，或日落干为末。设逢欠岁，可充粮桑葚，以布滤取汁，瓷器熬成膏收之，每日白汤或醇酒调服一匙。老年服之长精神，健步履，息虚风，静虚火，兼治水肿胀满、瘰疠结核。”顾维钧最爱喝菊花茶。菊花泡茶自古以来很受欣赏，“九月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妍暖春风荡物华，初回午梦颇思茶，难寻北苑浮香雪，且就东篱撷嫩芽。”咏叹的诗句不少。

顾维钧晚年念念不忘曾经喝过的菊米酒。菊米酒是用菊花酿的酒，清凉甜美，是健身益寿的佳品。早在西汉年间，宫廷中就有重阳节饮菊花淀粉酒的记载，以后逐渐在民间流传。《西京杂记》中便有介绍菊花酒的酿制方法，大意是说：在菊花盛开时，采菊加黍米一并用来酿酒；《荆楚岁时记》中亦有“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耳，饮菊花酒，可令人长寿”的记载；陶渊明写诗赞美过菊花酒：“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酒能祛百病，菊解制颓龄”；陆游也曾题诗赞美菊花酒：“菊得霜乃荣，惟与凡草殊，我病得霜健，每却童子扶，岂与菊同性，故能老不枯？今朝唤父老，采菊陈酒壶，举袖舞翩跹，南缶歌婉转，秋晚遇佳日，一醉讵可无。”可见菊花酒作为健身益寿之佳品，已有悠久的历史。

动

顾维钧一生爱好体育运动，年岁逐渐高了，更偏爱散步。住在纽约时，他每天下午要去中央公园散步，因为曾遇到过几次打劫，为此他出门时总要在口袋里装些零钱好打发抢劫者。然而即使这样，他也坚持散步不懈，他自己戏言道：“我岂止是风雨无阻，简直是‘盗匪无阻我漫步’呀！”顾维钧的散步，从养生学来讲，是一种通过增强腿力来延缓衰老的办法。

顾维钧在散步时，要加入一段倒步走。倒步行走，虽非顾维钧所发明，但由于顾维钧的知名度和他本人对“倒步走”的推广，这种锻炼方法被称为“顾氏行走”。

顾维钧晚年最经常的消遣是打麻将。他打麻将，思路敏捷，出牌极快。有人问他牌运如何，他回答说，十必九输，“这原来是消遣，定率低而出入微，输赢可不在乎。”

顾维钧很擅长体育，90多岁还能游泳，并还站在跳板上跳水。水的导热性要比空气大20倍。人在摄氏12度的水中慢泳4分钟，能消耗100千卡以上的热量。人体热量的大量消耗，加快了新陈代谢，以补偿热量的损失，维持正常体温，从而使体温调节系统得到锻炼，也提高了人们的耐热能力。游泳时要克服水的阻力，这能使心肌收缩增强。人在水里呼吸，要克服水对胸廓的压力，这样就锻炼了呼吸肌。游泳的肌肉要加强收缩，故能使肌肉纤维增粗，肌块增大，骨骼坚实，使身体发育匀称，体型更加健美。游泳时身体还接触阳光和新鲜空气，这对身体吸收紫外线和氧气都有帮助。在一般的江河湖海中游泳还能降低血压。

主要作品

顾维钧晚年口述了计13卷，6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该著作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另有《外国人在中国之地位》、《致国联李顿调查委员会备忘录》、《门户开放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