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进攻合肥,曹魏诸州均抽调兵力屯驻于扬州,以防备孙权。然而,曹魏最大的隐患,却不是合肥,而是在荆州方向。
此时汉水流域已经进入汛期,江水高涨。温恢敏锐地察觉到关羽即将乘水势上升之利北上攻打襄樊,但此时坐镇襄阳的曹仁却毫无防备之心,连能涉水的大船都没有准备。温恢为此忧心忡忡地对兖州刺史裴潜说:“此间虽有贼,不足忧,而畏征南方有变。今水生而子孝县军,无有远备。关羽骁锐,乘利而近,必将为患。”
另外,罗贯中为了增加《三国演义》的可读性,也在书中将曹仁的缺点加以放大。如在新野之战中,曹仁就被描述成一员莽将,他先是鲁莽入城,中了诸葛亮的火攻之计,急奔出城后,又在白河中遭遇水攻,最终大败,可以说是被诸葛亮玩弄于股掌之间。
那么,真实的曹仁究竟是曹操麾下第一名将,还是一员“非智勇”、经常被人操碎心的庸将呢?
数据不会说谎。所以,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最有说服力的方法就是从曹仁的战绩入手客观分析,然后得出结论。
江陵之战:曹仁犯下低级战略性错误,完败于周瑜、刘备
在赤壁之战前,曹仁跟随(从)曹操逐鹿天下,所到之处攻必克,战必胜,难觅敌手。但在此过程中,曹仁都是从征,曹操才是正面战场的主角。直到赤壁之战后,曹仁才获得在重大战役中担纲主帅的机会。而南郡之战,就是他担纲主帅的第一战。
赤壁之战后,遭遇败绩的曹操撤军北回,留下大将曹仁镇守南郡(治所江陵)。随后,周瑜、刘备联袂进攻南郡,南郡之战爆发。南郡的治所是江陵,所以周瑜、刘备的主攻方向毫无疑问就是江陵,这点曹仁倒是判断的很准确,因此他选择坐镇江陵,以逸待劳。
曹仁的选择看似没毛病,但是,曹操要他守的是南郡,而不是江陵,所以,曹仁实际上是犯了主将的大忌,即主次不分的战略性错误。曹仁此时还没有意识到,在周瑜、刘备面前犯这种低级错误,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
1、错误一:忽略北通道的重要性
刘备与周瑜围曹仁於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三国志·李通传》。
汉陵以北,襄阳以南之间的通道(区域)就是北通道。在地理上,襄阳的曹军要到江陵,不管是走陆路,还是顺汉水而下,都必须经过北通道。同样,江陵的曹军要撤回襄阳,北通道也是必经之路。一旦北通道失守,江陵就成为一座孤城,此时曹仁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趁敌军未完全封锁北通道之前,撤回襄阳。
刘备深知北通道的重要性,于是派关羽率军进入北通道。由于兵力有限,关羽的任务并不是攻占北通道,而是想方法阻止曹魏的援军经北通到达江陵。
曹操同样清楚北通道的战略意义。因此,他在北归前,除了留曹仁(总指挥)镇守南郡外,还留有其它五路人马(徐晃驻守于樊城,于禁、乐进镇守襄阳城,满宠驻守当阳,汝南郡太守李通驻于朗陵以及文聘驻守江夏),这五路人马在确保北通道畅通的同时,可随时策应曹仁。然而,由于曹仁后知后觉,没有提前给这五路人马分工,导致他们各之为战,被关羽在北通道拖延了行军速度,无法第一时间到达江陵援救曹仁。
另一方面,刘备又以荆州刺史刘琦的名义,招降了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进一步孤立了江陵。由此可见,曹仁在与刘备这一回合的较量中,遭遇了完败。
2、错误二:临江郡不设防
除了北通道以外,临江郡(夷陵)是决定南郡之战胜负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夷陵在地理位置上与江陵互为犄角,可以说是江陵的卫星城,一旦夷陵失守,江陵不但失去唯一的侧翼,东吴的军队也会趁机抢占北岸(周瑜军在南岸),此时江陵又会失去长江屏障。另外,当时的益州牧刘璋臣服于曹操(汉献帝),如有必要,曹操可令刘璋派援军顺流而下支援曹仁。对曹仁来说,夷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曹仁却再次犯下罕见的低级错误,他竟然忘记了在夷陵城布置守兵。孙刘联军一方,担当进攻江陵的是周瑜。他识别到曹仁的重大失误后,迅速派甘宁攻占了夷陵。此时的曹仁才如梦初醒,急忙派兵去争夺夷陵,结果被早有准备的周瑜击败,周瑜乘势渡过长江,驻兵北岸,与曹仁相持。
此时,江陵城的西、南、东三面已被周瑜控制,而襄阳方向的援军又在北通道被关羽拖住,无法及时到达。在这种情况下,曹仁的败局已定。
综上所述,此战暴露出曹仁战略目光短浅的软肋。作为主将,他无法在战前识别出北通道以及夷陵的战略意义,从而被刘备、周瑜捷足先登,轻松建立起战略优势,并最终包围了沦为孤城的江陵。可以说,曹仁就是南郡之战曹魏失败的罪魁祸首。
当然,曹仁此战的表现并非一无是处。他以一敌百,杀入重围解救牛金等人的惊人之举,就深深地震撼了三军,陈矫为此称赞道:“将军真是天人!”另外,他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能够坚守江陵不失达一年时间,也显示出了他深厚的防守功力。
所以,曹仁是一名防守出色、武力过人的将军。但他并不是一名合格的统帅。
襄阳之战:曹仁短板再现,助攻关羽水淹七军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为了达成《隆中对》中“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关羽趁曹魏内部叛乱四起之机,率军从荆州南郡出兵,进攻曹魏占据的襄阳、 樊城两城,襄阳之战爆发。此时襄阳的主将正是征南将军曹仁。
战役初期,准备充分的关羽势如破竹,利用水军优势迅速封锁了沔水,切断了襄阳与樊城之间的联系,围困了两城。随后又利用汉水暴涨的机会,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一时威震华夏。在此过程中,兵力占优的曹仁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毫无还手之力。
今水生而子孝县军,无有远备—温恢。
曹仁兵力占优,为什么会被动挨打?魏国大臣温恢一语道破,那就是因为曹仁“无有远备”。也就是说曹仁的战前准备不够充分,或者说他根本就没做任何准备!
1、曹仁在其位,不谋其政
襄阳是曹魏南部的屏障,一旦襄阳失守,就会危及许昌(这也是曹操一度想迁都以避关羽锋芒的原因)。因此,曹操非常重视襄阳,特意将曹仁从扬州调到荆州接替乐进,担当镇守荆州的重任。然而,曹仁却在其位,不谋其政,辜负了曹操的期望。
曹仁到襄阳后,既没有训练出一支强大的水军,又没有设法封锁沔水,防止南郡方向的来犯之敌。更离谱的是,明知东吴、关羽拥有强大的水军,而汉水流域每年的汛期都会涨水,他竟然不提前准备好可涉水的大船。可以说,曹仁的战备简直就是一塌糊涂。
不仅如此,在襄阳之战爆发前,种种迹象表明关羽将会进行北伐。这点连身在外地的温恢都看得清清楚楚,但作为镇守襄阳的主将,曹仁对此却毫不知情,实在是严重失职。
所以,关羽之所以能够在战役初期势如破竹,重创曹军,就是因为曹仁的备战工作太糟糕,给了关羽可乘之机。
除此之外,曹仁还在临战指挥中出现了重大失误。
2、曹仁指挥失误,关羽水淹七军
关羽从江陵一路畅通无阻到达襄阳后,曹操就知道大事不妙,于是紧急命曹植率军救援曹仁。但曹植却喝得酩酊大醉,无法受命,曹操大怒之下,改派于禁率七军共三万人前往樊城。
据史料记载,关羽攻打襄阳的人马最多是三万。这就意味着,于禁率援军到达襄阳后,曹军就占据了人数优势,形势对逆流作战的关羽不利。然而,曹仁却犯下大错,他忽略了当时正值汉水汛期这一基本常识,竟让于禁与庞德屯驻于樊城北部的低洼处。
果然,随后秋雨连下十多天,汉水流域发生了“汉水溢流,害民人”的水患,于禁的三万大军以及庞德所部均遭洪水冲淹。此时,曹仁战前准备不足的恶果开始显现,缺少大船的于禁等人在大水中寸步难行,而关羽军却乘大船在洪水中来去自如,如履平地。很快,关羽就逼降了于禁及其部下、擒获庞德。
所以,正是曹仁临阵指挥失误,才使关羽轻易逼降(水淹)了于禁的七军。
综上所述,作为坐镇襄阳的曹魏主将,曹仁在其位,却不谋其政。他既没有采取军事措施防止吴、蜀军队北伐,又没有训练水军以及建造大船,备战工作极其糟糕。同时,他没有及时识别到关羽北伐的意图,暴露出其战略目光短浅的短板。另外,他在汛期命于禁、庞德率军屯驻于低洼处,则暴露出他应变能力差的又一短板。
濡须口之战:终结曹仁的一役
黄初二年(221年),曹丕拜曹仁为大将军,随后又迁为大司马,总督诸军据守乌江,还屯于合肥。此时的曹仁虽然位居三公、大将军之上,但战绩却与职位不匹配,因此,他急需一场大胜来为自己正名。
仁欲攻濡须洲中,济曰:"贼据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为自内地狱,危亡之道也。"仁不从,果(然)败—《三国志·蒋济传》
很快机会就来了。黄初三年,曹丕总督三路大军进攻东吴。其中曹仁统率中路军,进逼东吴裨将军朱桓据守的濡须城,史称濡须口之战。
曹仁使出声东击西之计。他命蒋济向东佯攻羡溪,以分散朱桓的兵力,朱桓果然中计,急分兵驰援羡溪,曹仁却率兵直扑濡须口。此时,濡须口东吴守军只有五千人,而曹仁却拥有步骑数万人,双方兵力相差悬殊。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如果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就将胜券在握。
然而,自恃兵多的曹仁不仅要取胜,而且还要胜得漂亮。他不顾散骑常侍蒋济的劝告,执意兵分两路出击,一路由其子曹泰督军攻城,另一路由将军常雕督领,乘油船攻打朱桓兵眷所在的沙州岛。而朱桓则审时度势,以退为进,故意偃旗息鼓示弱,引诱曹军攻城。曹泰果然中计,率军轻出,被朱桓放火烧了营寨并大败,被迫退兵。
曹泰败退后,朱桓掉头攻打深入吴军身后的常雕部。常雕部损失油轮后,无法返回大营,惨被朱桓围歼,全军(五千人)覆没(常雕本人战死)。
曹仁身为魏国大司马,而且兵力数倍于吴军,但却败在裨将军(低级将领)朱桓的手下。这让心高气傲的曹仁羞惭难当,无脸回去见曹丕,旋即卒于军中。
综上所述,此战曹仁虽然成功实施了声东击西的战术,获得破敌良机,但随即就由于轻敌,反而中了朱桓的诱敌之计,遭遇了一场完败。
此战再次暴露出曹仁战略目光短浅,以及临战应变能力不足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