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甫(1260年-1336年)，元代著名戏曲作家，杂剧《西厢记》的作者，与关汉卿齐名，中国戏曲史上“文采派”的杰出代表。
王实甫著有杂剧十四种，现存《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种。另有《贩茶船》、《芙蓉亭》二种，各传有曲文一折。《西厢记》在王实甫现存的3种杂剧中，5本21折的《西厢记》不仅是他的代表作，而且是元代杂剧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元代戏曲家 王实甫
天一阁本的《录鬼簿》中称他名德信。河北定兴县究室村人。在钟嗣成版本的《录鬼簿》中被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元代周德清在《中原音韵》序中说：“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但是，周德清虽以四人并称，却并未命之为“四大家”。
明代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说：“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但从明代以来形成的“元曲四大家”中，却没有了王实甫的一席之地。周德清在元奉定元年(公元1324年)撰写的《中原音韵》自序中首次把“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四人并列同等地位，但并没有称之为“四大家”。直到明人何良俊那里才真正将王实甫推出了“元曲四大家”之列。面对这样的说话，对于王实甫的评价就出现了很多争议。
王实甫以其剧作《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成就了他在中国戏剧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而后人对于《西厢记》的作者，剧作形式，故事情节的争议，以及明人对王实甫个人评价的贬语所造成。之后的“元曲六大家”似乎更有说服力。
但不管怎么说，王实甫在中国戏剧史上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中原音韵》曾把《西厢记》第1本第3折的曲文作为“定格”的范例标举。元末明初贾仲明的〔凌波仙〕吊曲说王实甫“作词章，风韵羡，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誉王实甫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可见，他的作品在元代和元明之际很为人所推重，《西厢记》其时已被称为杂剧之冠，是中国戏剧史发展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王实甫著作 《西厢记》
一、王实甫生平研究
关于王实甫的生平研究的资料很少。自古以来关于王实甫生活年代的说法各有歧义。清末的王国维曾在他的《曲录》里研究考证王实甫生活的年代是在金亡前后。20世纪30年代末，孙楷第也赞同了这个说法。之后在50年代的时候，孙楷第又提出王实甫是生活在元代的名臣。并在他1953年出版的《元曲家考略》中引录苏天爵《元故资政大夫中书左丞知经筵事王公行状》中的话，论证了这一说法。而在1955年出版的王季思《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中却推论王实甫戏剧创作的年代主要是在大德年间及前后。而后人一般也认可了这一说法。但在1956年，冯沅君撰写的《王实甫生平的探索》一文中，就站在了孙楷第的这一边。
而在2001年，谢美生和王华之在《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第26卷发表的《王实甫居家定州考析六则》中提出王实甫是定州人。也强调了这样的论证是“以孙先生关于《西厢记》的作者是王德信和苏天爵、滋溪文稿中的王德信是同一个人的结论为前提的。”
谢美生和王华之在他们的《王实甫居家定州考析六则》中根据两个王德信所生活的地点都与《西厢记》作者所生活的地点相似，以及两个王德信所生活的地点都与《西厢记》作者所任官职相似等方面论证了两个王德信是一个人，也认定这即是《西厢记》的作者，生活在定州。邓绍基在2012年第4期的《文化遗产》上发表的《王实甫的活动年代和〈西厢记〉的创作时间》一文中，对前人所做的关于王实甫的生平研究做了详细的介绍和总结。
对于王实为何没有被公认为“元曲四大家”，颜延军在2006年3月《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期第19卷发表的《王实甫不入“元曲四大家”原因管窥》中做了四个原因。第一是杂剧是元代戏曲的代表样式，但是王实甫的杂剧过于“本色”而不入流;第二是《西厢记》有其演变和供后人揣摩考验的过程;第三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关于《西厢记》作者是否是王实甫是有争议的;第四是则是明代人对王实甫的一些偏见所致。当然也有很多人为王实甫鸣不平。
然而，这些称谓都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作品摆在我们面前。这一切证明了王实甫在中国戏剧史上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太多的疑问，太多的争论最终没有得出一个让所有人都信服的说法。但不管怎样，王实甫和他的《西厢记》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可撼动的。他为我国戏剧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我过戏剧发展史上最杰出的剧作家之一。
二、王实甫作品研究
1.总体评论。根据元代人钟嗣成所撰写的《录鬼簿》记载，王实甫著有十四中杂剧，以《西厢记》最为有名。现存完整的杂剧有《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四丞相歌舞丽春堂》三种。另外还有残篇《苏小卿月夜贩茶船》、《韩彩云丝竹芙蓉亭》两种都有佚曲。王实甫以其杂剧作品《西厢记》最为有名。《西厢记》是我国古代爱情戏中成就最高、影响最深、流传最广的作品之一。具有“西厢记天下夺魁”的美誉。而王实甫也因此被誉为元杂剧文采派代表作家，被推崇为“才情富丽、真辞之雄”。对于王实甫作品的研究大都从其作品的语言特色、写作风格以及王实甫在其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细腻描写，这些都是历来专家学者研究探讨的对象。
2.王实甫作品的语言特色。王实甫的《西厢记》被誉为我国古典戏曲中的“花间美人”，她高度融合入了诗词意境美、语言美的“诗式戏曲”。自古以来“字字当行，语语本色”都是对王实甫作品语言评价最多的。孙宏兴在2012年发表在《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的文章《〈西厢记〉之“长亭送别”的语言及修辞魅力———从王实甫到许渊冲》一文中概括了王实甫作品的语言魅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说王实甫的语言雅俗共济;二是说王实甫的语言巧用多种修辞。
在语言多用修辞这一点上，孙宏兴又仔细分析了四点来说明，第一是王实甫作品中对偶、夸张等修辞的运用;第二是说王实甫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汉语典故的灵活处理;第三是原著中叠字的巧妙运用;第四是王实甫在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对押韵技巧的灵活运用。
可见王实甫作为一代名家，可以把生活中的言语带入到戏剧作品的写作中，既迎合了大众质朴的审美标准，又不失文人墨客附庸风雅的情调，这就是王实甫语言的精妙之处。
金圣叹评点 《西厢记》
3.王实甫作品的写作风格。明代朱权《太和正音谱》中点评“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婉转，神的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这主要就是评价王实甫《西厢记》的风格特点。张蔚、李燕在《“词如花间美人”———浅析王实甫〈西厢记〉的风格特色》一文中，从花间词所具有的风情和韵致两方面出发，对朱权关于《西厢记》“词如花间美人”的评点进行了具体的诠释。
“花间美人”实际上是指后蜀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里写美人的词而言，其词具有“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自南朝之工体，扇北里之娼风”等特色。文章也从花间、风情的善用镂金之错彩之笔刻绘精美的物象，和花间词人多关注女性丰富微妙的内心世界，注意到了女性美丽容貌下幽怨的心绪，以及花间词人在男女之事的描写上开放、直接等，这些特点都与王实甫作品描写极为相似上对王实甫作品的风格进行了分析。
4.王实甫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王实甫的《西厢记》塑造了一对不畏惧封建世俗压迫，勇于追求真爱的痴男怨女。男子是个穷书生，女子则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千金大小姐。不适宜的场合，不般配的身份，不平等的阶级地位，都没有将这对青年男女拆散。而这样一对年轻人，又恰恰都是收到过传统道德最严格的教化。莺莺是相国千金大小姐，这自然是不必多说的。张生是饱读诗书准备上进赶考的文人，也不必多言。而在这场自由爱情与封建教化的斗争中，莺莺的贴身丫鬟红娘所表现出的机智勇敢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她一边要顾及着这位千金大小姐的面子身段，一边又要帮着张生和莺莺私下约会，这还不算，更要在老妇人面前自圆其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也确实是难为了个小丫鬟。王实甫对这位不是主角的女性进行了细腻深刻的描写，更让我们留下的深刻的映像。
对于旦角莺莺的描写，作者在这位女性身上赋予了自己的女性观，即色美、情真、才高。王燕在他的《从崔莺莺看王实甫的女性观》一文中分析到：“美色，是中国古代男性作家的共同审美理想;情真，是王实甫的情感期待;而才高，更是作者对女性的最终要求。也正是因为这三点的融合，使得王实甫的作品在女性观上较以往文学作品有所超越。”莺莺的美色，是作者在作品中、用许多词语直接或间接描写出来的，张生在第一次见到莺莺的花容之后便大呼：“我死也!”，而后作者又借张生之口对莺莺的美貌进行了大肆的渲染：“我见他宜嗔宜喜春风面……解舞腰肢娇又娇，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
如果只是容貌的美，在王实甫的眼中，那还不算是“美”。王实甫对莺莺的描写，还突出了莺莺对感情的执着、真挚。这种真挚超越了礼法，抛开了功名利禄。在莺莺眼中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是不能拆散他们这对鸳鸯的。只有具备了色美和情真，还不是王实甫对女性的最终要求，作者对女性才情的欣赏才是终极。也正是因为王实甫在莺莺身上赋予了“才高”的要求，使得这部文学作品与以往相比更具有欣赏价值，是一种超越。
王实甫作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戏剧作家之一，对他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目前为止因资料稀少，没能深入的挖掘信息还有很多。我坚信只要继续寻找，一定会有更丰富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