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1447年7月21日-1516年8月17日)，字宾之，号西涯，出生于顺天府玄武湖，明朝官员。
正德年间，刘瑾等八个太监倚仗权势胡作非为，引起了朝臣忧虑，于是爆发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弹劾“八虎”的斗争，为首者是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位内阁大学士，他们也是受弘治遗命辅佐正德的顾命大臣。结果，昏庸的正德一心护着刘瑾等人，刘健、谢迁只好辞官而去，李东阳也多次请辞，但未被批准。从此，李东阳踏上了一段艰难的做官和为人的途程。
李东阳虽出身于行伍世家，其父却是饱学之士，以开私塾为业，对他教育有方。他三岁就能写一尺见方的书法，有“神童”之誉。他17岁中进士，从成化到弘治初期，入翰林院任编修、侍讲学士、太常少卿近三十年，虽远离政务，却很关心天下大事。
李东阳
弘治五年(1492年)，天下大旱，朝廷征集对策，他摘《孟子》七篇大义，并将自己对时政的意见数千言一并呈上。弘治很赞赏，将他升任礼部右侍郎、侍读学士入内阁，专门负责诰敕之事，后又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在弘治朝，李东阳可谓春风得意，他在内阁与谢迁和首辅刘健同心协力辅佐弘治。弘治比较贤明，善于纳谏，注意节俭，不让宦官得势，因此，天下比较安定，旧时史家有“弘治中兴”的好评。对三位位同宰相的大学士，民间也有“李公谋，刘公断，谢公独侃侃”的称赞。
李东阳关心民间疾苦，直言敢谏。弘治十七年，山东的阙里庙重建，他奉命前往祭祀，一路考察民情政情，回京后将所见灾患、时政弊端如实上奏，痛切地指出：“我自己若非经过其地，只在官府中看看公文，尚且不知详情，何况是高居九重之上的皇帝呢?”他最后说，过去皇上因灾异征求意见，群臣尽言无讳，但屡次下的诏旨因涉及内廷权贵，常常不了了之，这次他的上奏可不能再重蹈覆辙。弘治并未因李东阳触犯自己而愤怒，而是将他的建议付诸实施。
李东阳还极力帮扶后辈，举荐才品兼优者，他推荐的士大夫学有所成者不在少数。他还是文章大家，朝廷的大著作多出自他的手笔，天下传诵。他又擅长诗词、书法、篆刻，是文学上“茶陵派”的领军人物。这个流派力图摆脱明初“台阁体”的一味仿古，对以后的明代诗风有相当影响。史书称赞：“自明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世奇后东阳而已。”
这样看来，李东阳的官场生涯也算顺风顺水，唯一憋屈的是，正德期间，李东阳独留内阁，居于首辅之位，却须仰刘瑾鼻息，“悒悒不得志”。
李东阳画像
正德由于年幼即位，只知玩耍，因此朝中大权都落到了掌管机要的司礼监太监刘瑾身上，正德只负责签字，对内容并不感兴趣。对此，刘瑾采取了特殊手段，所有奏章都要先呈送给他，称“红本”;刘瑾没多少文化，便带回家中，由其妹夫礼部司务等人篡改，心腹焦芳润色，称“白本”，再上呈皇帝。刘瑾下达的皇帝敕旨真假混淆，难以辨别。于是，这时期出现了许多迫害百姓和正直官员的暴政。
对于内阁首辅李东阳，刘瑾表面尊敬，称他“先生”，实则将他当作可以任意处置的下属。焦芳被刘瑾安排入内阁后，因李东阳位在己上，便常向刘瑾说他的坏话。因此，李东阳主持编写的《通鉴纂要》完成后，刘瑾派人挑出一些文字笔画上的小毛病，就革除了几名誊录官，并欲株连李东阳。李东阳“大窘”，赶紧降身屈尊，请焦芳向刘瑾求情，这才免了灾祸。
阁臣中还有个正直的大臣王鏊，为削弱焦芳的力量，李东阳又缓引王鏊入阁，可是，王鏊忍受不了刘瑾的凶暴，辞官而去，刘瑾立即又安排其他亲信入阁，所以李东阳在内阁始终势单力薄。
但他没有像王鏊那样一走了之，而是小心翼翼地“委蛇避祸”，对刘瑾炮制的那些上奏的“白本”，他常不置一词;刘瑾在京城修造玄真观，他为之撰写碑文。这些有污他昔日清名的窝囊表现也为气节之士诟病。他的一个门生写信给他，说他如不辞官，就请他削去自己的门生籍;有人还向他投寄匿名诗，讥讽他是“伴食中书”，并以鹧鸪和子规两种鸟的啼声为喻，劝他不如归去。他忍受了这些误解，默默地坚持他当初独留内阁的打算，如他后来所说的：之所以委屈自己，就是希望能对朝廷起到一定的好作用。
他毕竟有很高的声望，正德也信任他，所以刘瑾有时也不得不有所忌惮。如刘瑾实行对犯法者的连坐法，株连无辜的人，经李东阳努力求情，无辜者才得以幸免;刘瑾对被贬斥的官员实行罚米实边(将米搬到偏远地方，以充实边境)，经李东阳周旋，改为在其原籍交付，免去了他们长途搬运之苦;还有几位官员因得罪刘瑾，“皆荷重校(枷刑)几死”，经李东阳出手相助，改为谪戍或贬为百姓。
正德三年(1508年)，御道上发现一封历数刘瑾罪恶的匿名书，刘瑾竟罚百官在烈日下跪在奉天门外，接着又将五品以下的三百多人关进了监狱。经李东阳力救，刘瑾也听说匿名书是太监所为，众官才得以赦免，可是仍有几人已被晒死和赐死于狱中。
刘瑾对当初弹劾他的刘健、谢迁恨之入骨，他们辞官后不久，刘瑾就将他们列为奸党，后来又捏造“循私援引”的罪名，准备抄他们的家。也是多亏李东阳努力解救，他们最后以被削职为民了事。
得到李东阳解救的贤臣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杨一清，他是后来诛除刘瑾的关键人物。此人文武兼备，曾总制西北三镇军务并任右都御史，因不依附刘瑾，被诬为“冒破边费”下狱，后经李东阳力救，去职还乡。后来，陕西的安化王反叛，据说经李东阳推荐，杨一清被重新起用当总制军务讨伐叛乱。平叛后，杨一清以安化王反刘瑾的檄文为引，与监军太监密谋，告发了刘瑾的大罪，刘瑾因此被处死。
当初若没有李东阳的解救，杨一清就不可能复出;他不复出，刘瑾还会猖狂下去。后来，杨一清曾对人说：“宾翁(指李东阳)补天捧日无迹。”
刘瑾被除后，正德开始继续宠信太监、游乐无度，荒于朝政，李东阳屡上谏言均不听。李东阳于65岁时以老病退休。《明史》说他：“立朝五十年，清节不渝。”可见他是廉洁白奉的，也没置什么产业，致仕还家后生活并不宽裕。由于他精于诗文书篆，名满天下，前来购买书画者“填塞户限”，直到他69岁辞世。
李东阳独留内阁，忍辱蒙诟，与刘瑾之辈相周旋，是源于他对为臣者的价值判断。他在所写的文章中曾将唐代的褚遂良同狄仁杰作比较，认为褚遂良死武则天之立，狄仁杰不死武则天之篡，是“死者难而易，生者易而难”。刘瑾乱政时，李东阳选择的是效法狄仁杰。对于狄仁杰，明末的思想家李贽有很高评价：“梁公(狄仁杰)……同尘合污，与世委蛇……非但全唐，亦以完躯，其事伟矣。”这评语基本也可用在李东阳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