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时期，曾发生了这么一起事件：一个妃子上厕所遭遇野猪，皇帝命令贴身侍卫前去搭救，但对方竟然抗旨不遵守;而闻讯此事的太后不仅不生气，反而奖赏了这个侍卫几百斤黄金。

　　这个“侍卫”的身份可不一般，他名为郅都，不救妃子算小意思，后来他成了西汉知名酷吏，屠杀豪族、收拾皇亲国戚毫不手软，众人闻风丧胆，送给他“苍鹰”的外号;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司马迁也毫不吝啬的对他进行浓墨重彩的描写。

　　如果我们望文生义，认为这类人是“封建时代糟粕”的话，那就显得过于武断了：酷吏任何朝代都有，但最有市场、最具影响力的时期，正是在以强大著称的汉朝。他们的存在，高度吻合了特定时代下的人性、制度需求;甚至对照现代职场领域，也能让人产生一些共鸣。

　　结合郅都这个人，我们来探究下“酷吏”的独特之处。

　　在汉文帝时期，郅都是郎官，也就是皇帝的侍从;待到汉景帝即位后，他担任了中郎将，可以理解为侍卫长。但他给自己界定的工作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对皇帝进行人生保护这一概念，不但经常在朝廷上当面进谏，有时还跟大臣对面硬怼，喷得对方哑口无言。

　　有一天，汉景帝一行进入皇家园林上林苑游玩，郅都陪同护卫。途中，随行的皇妃贾姬(中山靖王刘胜的生母)如厕方便，众人在不远处等候。

　　突然间，一只野猪蹿进了厕所，汉景帝连忙给郅都使了个眼色，暗示他进去救人，但郅都压根不搭理，杵在那里纹丝不动。

　　汉景帝急了，操起武器就要自己杀进去，但却被郅都跪在身前苦苦挡住：“妃子死了，可以再找一个;但陛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向祖庙和太后交待?”

　　汉景帝也不禁犹豫起来，就在这时候，野猪自己走掉了，贾姬毫发未伤。窦太后听说后，对郅都赐金百斤以示褒奖。毕竟对于一个母亲而言，儿子肯定比儿媳妇重要，何况儿子还是个身担重任的皇帝。

　　郅都的那番话冠冕堂皇、合情合理，但并没有解释一个问题：他为啥不进去救人?

　　有人说他担心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所以才对汉景帝寸步不离。个人认为并非如此，而是出于郅都的头脑清醒：如果自己真的冲进去救人，但不幸看到了不该看的(甚至即使是嫌疑)对象，导致有损皇家尊严，届时的后果，可比贾姬一个人被咬死严重得多了。

　　也许这才是郅都获得窦太后重奖的主要原因，更是他接下来被汉景帝重用的考虑所在。

　　当时，在济南郡有个姓瞷(jian)的大家族，在当地呼风唤雨、彪悍强横，关系网盘根错节，搅得当地一塌糊涂;朝廷任命的太守也投鼠忌器、束手无策。汉景帝怒了，任命郅都前去收拾烂摊子。

　　郅都到任后，根本不和任何人讲情面，把瞷氏的刺儿头抓起来砍了脑袋，其他人吓得战战兢兢，再也不敢作恶。在郅都的铁血风格下，一年后，济南郡从曾经的治安落后郡，华丽变身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模范。

　　由于卓越的治理能力，郅都后来官至中尉(首都治安官)。他为人铁面无私、公正廉洁，从不接受私人请托，也不吃吃喝喝;工作中，无论对方是何等权贵，他都依法处置，绝不网开一面。他经常说，自己既然当了官，就应该“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即，为了工作，愿意不顾妻儿老小搭上自己的命(最终确实这样)。

　　秉承这种理念，郅都执法时特别严苛，就算是皇亲国戚、功臣列侯，如果犯了事，在他这里也免不了遭受酷刑折磨;甚至面对平定了七国之乱、位极人臣的周亚夫，他也是不卑不亢、毫不畏惧。由此众人对他极为惧怕，私下里称他为“苍鹰”

　　公元前148年，被贬为临江王的原太子刘荣因为私占公地被押进中尉府受审。面临严苛的审讯，他请求写信向父亲汉景帝认罪，但郅都坚决不允许。后来，依靠窦婴偷偷送进的笔墨，刘荣写下了一封谢罪书，其后自杀。

　　孙子被逼而死，窦太后自然要找麻烦。汉景帝为了保护郅都，起先把他免官在家，后来又把他派到雁门上任，授权他负责当地一揽子事务。

　　雁门郡地处大汉、匈奴交界，时常遭受对方的袭扰，向来不好治理。但听说郅都这么一位铁面无私、恪尽职守的官员到任后，匈奴人很长时期内都不敢骚扰。

　　然而，窦太后仍旧不依不饶，盯着郅都穷追猛打。不久后，郅都被处死，兑现了那句“奉职死节官下”的誓言。

　　郅都之死，刘荣事件只是导火索，长期以来对权贵、勋旧利益的触犯才是根本原因。结合郅都的案例，以及《酷吏列传》中提到的晁错、张汤等人，我们可以总结出酷吏的四大共同特征：

　　其一，他们不徇私情，是严刑峻法的忠实拥护者、执行者，手段无情到冷血;

　　其二，不畏权贵，不怕得罪既得利益阶层;

　　其三，深受皇帝信任;

　　其四，最终没什么好下场。

　　如果我们把上述四项结合起来，就能发现汉景帝、汉武帝时期酷吏横行的本质原因：

　　首先，他们的存在是“合法”的，有法理逻辑支撑。

　　汉随秦制，完全继承了秦朝的法律体系。在法家理论集大成者韩非子看来，儒家的仁义治国理论貌似很理想;但问题在于，品德高尚的圣人几百年才能出一个，指望这些人治国是不现实的。

　　相反，即使是个资质平庸的基层官员，如果完全按照法律条文行事、毫无私心，也能把恶人治的服服帖帖。即：“坏人”比“好人”更适合管理社会。

　　其次，酷吏实际上皇权的代理人。

　　在我们印象中，皇权至高无上;但实际上，在西汉初年，无论是文帝、景帝，甚至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都曾长期面临着后族、贵戚、功臣、世家等既得利益阶层的掣肘。面对这些强势群体，一般官员逢迎、拍马屁都来不及，哪里敢为了公家的事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但酷吏敢，作为法家理论的忠实拥趸，他们能够毫无惧色的以法令为武器，跟权贵较真、硬碰硬。而对于皇帝而言，也特别喜欢用这些认死理的“老实人”替自己干“脏活、累活”，目的达到了，黑锅由这些人背，何乐而不为?

　　其三，理想的替罪羊。

　　办事认死理、不讲人情，注定了酷吏们的名声不会怎么好;为了维护皇权，不畏权贵，又让他们被既得利益阶层视为眼中钉。因此，在需要这些人的时候，皇帝能够对其进行力撑;但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需要缓和冲突时，帝王们往往又能壮士断腕，“顺应人心”，果断舍弃这些成为众矢之的的工具人，让他们成为自己的背锅侠。

　　所以，皇帝需要酷吏，毕竟他们没有私心，不会徇私枉法，更不会以公家利益为代价替自己换取名声，是落实皇权的理想代言人;

　　同时，这些人的特点，注定了他们在政坛中是孤立的，不会拉帮结派，容易掌控，还能替皇帝吸引仇恨。在形势需要的时候牺牲他们，不但不会引起动荡，反而会让人们“喜大普奔”，再次有助于提振皇权。

　　这就决定了，历史上的那些酷吏，无论是汉代的晁错、张汤、郅都，还是唐朝的周兴、来俊臣，得势时是皇帝意志的代言人，形势改变时又会首先沦为牺牲品，这既是人性的真实反映，也是封建政治残酷性的体现。

　　但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酷吏”都是坏人。比如张汤，一生中得罪权贵无数，但在被逼自杀后，他的所有家产加起来只值500金;他的所有收入，都来自职场的俸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非法收入。相对于那些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背后却违法乱纪贪腐成性的权贵而言，酷吏倒也有可取之处。

　　其实在我们如今的职场中，也不乏酷吏类型的人：看似不好相处，但总能得到领导的重用。其实人家不一定是马屁精，极有可能是因为有原则、够忠心，能够完全执行领导的意志，愿意搭上自己的名声、人际关系，替上级干脏活累活。存在即合理，对于这样的人，咱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