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亡六国者六国也”，在孙皓晖老师的《大秦帝国》一书中，曾以一句“术治亡韩，失才亡魏，乱政亡赵，分治亡楚，迂政亡燕，偏安亡齐”将山东六国覆亡的原因一笔点破。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因“术治”而强，又因“术治而亡”的韩国吧。
韩氏，本是晋国公族，在骊姬之乱中深受打击，实力衰微，成为了依附于赵氏的家族之一，其家主韩厥更是被赵衰一手抚养长大，韩赵两家关系密切。
晋景公时期，为了分化各大卿族势力，晋景公将一些此前显赫的家族重新纳入了卿族之中，这其中就有韩厥带领的韩氏。不久，下宫之难(赵氏孤儿案的原型)爆发，赵氏遭到了灭顶之灾，在韩厥的护卫下，赵氏得以保存下了最后一丝血脉。
在韩厥的呵护下，赵武长大成人，而后，在晋厉公的扶持下，重振赵氏。感念韩厥之恩，赵氏与韩氏结成了坚实的联盟，大力扶持实力尚弱的韩氏，使得韩氏得以坐稳六大卿族之位。
后来的历史大家都很清楚了，经过了百余年的斗争，晋国卿族从巅峰时期的十二个，逐步变成了智、赵、魏、韩四家。而后，赵、魏、韩三家联手，灭掉了不可一世的智氏，进而三家分晋，晋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赵、魏、韩取而代之，由此，战国七雄正式形成。
说起“术治”，必然绕不开韩昭侯和他力主推行的那场“申不害变法”。
公元前351年，在韩昭侯的支持下“郑之贱臣”申不害拜相，在韩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史称“申不害变法”。
在韩非子整合法家各派之前，法家曾分为三大派系——以商鞅为代表，主张“法治”的法家法派;以申不害为代表，主张“术治”的法家术派;以慎到为代表，主张“势治”的法家势派。
作为法家术派的代表人物，申不害在韩国推行的变法，自然便就是以“术治”为核心，即不断加强君主集权，加强君王权威，而非重视法治，使得君王可以肆意凌驾于律法之上，在韩国形成了“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的局面。不仅如此，这场基于“术治”之上的改革，还在韩国形成了各种阴谋诡计不断滋生的土壤，使得韩国君臣开始不再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反而寄希望于阴谋诡计之上。
这种风气到韩桓惠王之时，达成了顶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就是韩桓惠王在位之时的“三大政治乌龙事件”。
移祸大邦
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出兵攻占韩国重镇野王，随着野王的失守，韩国本土与上党郡的联系被切断，上党郡已然成为了秦国的囊中之物。
为了做个顺水人情，韩桓惠王准备将上党郡献给秦国，以期换得秦国罢兵休战。哪知，消息传到上党郡，上党百姓群情激愤，在郡守冯亭的率领下向赵国投降。得到上党郡投入赵国怀抱的消息，韩桓惠王欣喜若狂，将此事自诩为“移祸大邦，脱我存亡之危也”。
正是因为上党郡的争端，秦赵两国之间的大决战提前爆发——秦将王龁领兵攻占上党全境，直扑赵国邯郸，与赵军相持于长平，而后秦国换上了沙场宿将白起，一举坑杀四十余万赵军降卒，成就了白起杀神之名。
在长平之战中，秦国为了保障前线物资运输的便捷，以偏师攻韩。韩国丧失了大河两岸全部重镇与要道，可谓是损失惨重。
肥周退秦
公元前256年，不甘失败的韩桓惠王又倒腾起了另一场政治乌龙。在此时，秦军进逼韩国重镇阳城、负黍，见这两座城池难以保全，韩桓惠王突然以侍奉天子为由，将这两座城池割让给了周赧王，并且鼓动周赧王以天子的身份，发起诸侯会盟，讨伐秦国。
短视的周赧王见轻轻松松就得到了韩国两座大城，喜出望外，便答应了韩桓惠王的要求，发起会盟，邀请燕、楚、赵、魏、韩、齐六国会师攻打秦国。可是，周赧王全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以为自己还是那个能够号令天下的周天子，殊不知此时的周王室已然衰微。
到了会盟之日，仅有燕、楚两国象征性地派出了一点兵力，再加上西周君手中的兵力也不过数万，而对面的秦军足有二十万之巨。无奈之下，西周君只能率军退回国内，而秦昭襄王大手一挥，命秦军长驱直入，接连攻陷了阳城、负黍，直扑周王畿，迫使西周君献出下辖全部领土，周赧王悲愤而亡。至此，历时近八百年的周王朝走向了灭亡。
不久，得知此次会盟是韩桓惠王在背后操纵，秦昭襄王又派出大军大举进攻韩国，歼灭十余万韩军，使得韩国从此再无实力对抗秦国。
治水疲秦
在“移祸大邦”、“肥周退秦”之策接连失败后，韩国国力大损，已经没有能力在策划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于是，韩桓惠王将目光投向了经济领域。
就在此时，秦国关内水旱灾害频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秦国向天下求取治水人才，入秦治水。此时，韩桓惠王又想以治水为由，派遣水利专家入秦，力劝秦国君臣以举国之力修筑大渠，使得秦国再无精力东顾韩国，甚至在必要之时，可以利用修渠之事，拖垮整个秦国的经济。
于是乎，就有了水工郑国入秦为秦国修筑郑国渠一事。在郑国修渠的十年时间里，秦国的确减少了东出攻略各国的次数，为韩国换来了短暂的和平时间。
韩桓惠王的“治水疲秦”之策，对于韩国来说虽有一时之利，但只要郑国渠修成，秦国关中之地将再无水旱之忧，将会成了继巴蜀之地后又一个天府之地，在此基础上，秦国国力进一步增强，灭亡山东六国便是手到擒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