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在古代，想要跻身万里挑一的将相之列，必须得有独到之处：要么能力超群、能文或能武;要么情商极高、精于钻营。

　　不过在特定的时期，总会产生特殊的个例。比如在《汉书·万石卫直周张传》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位奇人：西汉石奋。

　　这位仁兄连同他的四个儿子，个个都资质平庸，既不能文，更不会武，但却悉数位居公卿之列，甚至有的还担任了宰相。他们父子五人都享受二千石(dan)的俸禄，加起来共一万石，所以石奋被送封号“万石君”。

　　而且，石奋父子的活跃阶段是汉高祖至汉武帝时期，那正是一个蓬勃向上、明君辈出、华夏步入全新阶段的大时代。石家父子这样的庸人却能在官场如此风生水起，初一看来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如果探究那个时代的特征与诉求后，这一切都有理可循。我们先看看石氏父子的具体状况。

　　出道就成了刘邦的亲信，石奋的秘诀很简单。

　　楚汉相争时，年仅15岁的石奋在赵地河内县当个小官，家里仅有双目失明的老母、待字闺中的姐姐，生活较为困顿。但即使如此，他既没自暴自弃、也没随波逐流，而是恪守恭谨为人之道，待人接物极为有礼。

　　时任汉王刘邦路过时，石奋负责鞍前马后的伺候。对这位懂礼数、态度恭敬的小年轻，刘邦极为欣赏;在征询对方的意见后，刘邦把石奋姐姐纳入后宫(身份是美人)，俩人成了姻亲，其后石奋本人以“中涓”之职负责接待宾客事务。接下来，他们全家以皇亲国戚身份迁入长安，人生得以改变。

　　虽然身为皇帝的小舅子，但石奋一直恪守自己的恭谨之道，从始至终毫无改变。因此，即使他既不懂经学儒术，又不会纵横谋略，更不明白带兵打仗，但凭借这份处事态度，不仅避过了血腥残忍的宫廷争斗、历经多朝而不倒，而且还逐渐升迁。

　　到了汉文帝时期，石奋已经升为太中大夫，待遇是“比二千石”，已经踏入了高级官员的门槛。

　　后来，太子太傅、东阳侯张相如被罢免后，石奋在众人的一致推举下关荣接任此职，待遇是中二千石。

　　太子即位后，即为汉景帝，此时的石奋已官至九卿之列(可以理解为古代中央部分行政长官的统称)。

　　此时的石奋，还是一如既往的恭谨有礼，但这种态度带来的压抑气氛让汉景帝实在受不了，于是将其调到地方当藩国的相。

　　除了石奋本人外，他的四个儿子跟他也一模一样，“皆以驯行孝谨，官至二千石”，长子石建、四子石庆尤为知名。汉景帝极其赞赏石家的门风：“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举集其门”。此后，石奋正式被称为“万石君”。

　　孝景帝执政晚期，石奋高龄退休，但他的人生态度并没有因此改变：

　　退休高官每年要上朝一次，此时的石奋仍遵守老规矩，每次经过宫门前必定弯腰小步快走，在路上看见御驾必定敬礼致意;汉景帝赏赐到家的食物，石奋会磕完头、趴在地上地，就像跟皇帝面对面一样;

　　每当有担任公务员的子孙后代探望自己时，石家没有寻常人那种儿女绕膝、其乐融融的温馨局面，众人正儿八经的穿着朝服会面，整个过程极为肃穆，仿佛是上下级的公务来往;平日里居家时，所有的子女乃至佣人们也都随时一副毕恭毕敬、彬彬有礼的模样;

　　每当家人犯错，石奋从不责骂，而是安静地坐着绝食“抗议”。直到子孙们痛哭流涕、负荆请罪、承诺痛改前非，甚至请来同宗前辈担保时，石奋这才点头饶了他们。

　　汉武帝在位时，汉王朝改变以往的无为作风，变得积极开拓、锐意进取，对外南征南越、东攻朝鲜、北驱匈奴、西讨大宛;对内建章立制、推行儒学，整顿经济、开辟财源，一大批能臣、酷吏得到重用。石家这种“老实的庸人”是不是就过气了?

　　并没有。起初，石建被任命为郎中令，石庆为内史，兄弟俩一招鲜吃遍天，靠着父亲传下来的恭谨家风，照样混的风生水起。

　　石建的撒手锏可以归结为俩字：忠、孝。

　　在朝廷上，每逢人多时，他从不乱讲话，表现得沉默寡语;私下独处时却经常向皇上畅所欲言，汉武帝也把他当亲信看待。在给皇帝的奏章里，某个字少写了一点，他都会诚惶诚恐。

　　石建每次休假回家，都会亲手为父亲清洗内衣裤、便器，并且从来都不让他知道。父亲去世后，他悲痛欲绝，以至于扶着手杖才能走路，并且在短短一年后就在忧伤之中死去。

　　号称在四兄弟中最为爽快的石庆，其实也一样的小心谨慎。凡是皇帝交代的事，即使再微不足道，他也会认真核对。元狩年间，他被升任为太子太傅，几年后又升为御史大夫。公元前112年，他被正式任命为丞相，封牧丘侯。

　　这时的汉武帝，仍旧在强势展示自己的文治武功，但身居宰相之位的石庆，除了家传的“恭谨”之外，在治国理政、行军打仗、运筹帷幄等方面没有丝毫才能。因此，他担任宰相多年，几乎毫无建树，纯粹是一个摆设而已。

　　公元前107年，关东地区遭灾，难民达到200万、不在户籍之列的流民40万。公卿们的建议很粗暴：把这些人迁移边境。

　　这引起了汉武帝的极大不满。他认为，老百姓如此贫苦，不仅仅是因为天灾，官员们的徇私枉法、横征暴敛也难辞其咎。如今这些公卿们不去想办法管束官员，反而要迁走无辜的百姓，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对那些主张迁徙流民的大臣，汉武帝一律治罪;而对于应该担负首要责任的丞相石庆，汉武帝鉴于他“老谨、不能与其议”，即原本就不能干啥事，就让其“告老还家”。

　　石庆虽被汉武帝赶出了权力中心，但毕竟也得以善终。死后，他被赐以“恬侯”的谥号，意为恬静、安逸，倒是很符合他的人设。此后，曾经显赫一时的石家就此衰败。

　　为什么看似碌碌无为的石家两代人，在励精图治的西汉官场能够这样如鱼得水呢?无为而治的初期就罢了，雄才大略、任人以才的汉武帝时期也如此，多少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这其实是那个特殊时代的内在需求。作为承接秦朝的第二个大一统帝国，西汉历代统治者对秦王朝因穷奢极欲而二世而亡的教训极为忌惮，因此，他们极其重视规则的确立、官僚队伍的建设，以及良好社会风气的塑造。

　　按照如今史学界的观点，西汉重用的官吏分为三种;

　　一是循吏，可以理解为标准儒家官员，他们以宽缓政策治民，同时还注重教化，推进移风易俗，施仁政、恤百姓，政绩显著，深受民众及后世赞誉;

　　二是酷吏，比如大名鼎鼎的郅都、张汤，这些人虽然名声不好，但确实皇帝最忠诚的打手，专门替统治者干一些口碑不好、但很有必要的脏活、累活;

　　第三类就是石奋家族这样的俗吏。这类官员毫无作为，只是按部就班完成朝廷、皇帝交给的任务，既没有改革的能力和勇气，也没有关系老百姓冷暖的动力，只是安分守己、循规蹈矩而已。

　　相比较积极有为、功劳显著的循吏、酷吏，为什么显得庸碌无为的石家父子能够长期位居公卿呢?从上文我们可以发现，石氏有两大秘诀：忠、孝。

　　忠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即：受忠于君国，孝于父母。“移孝作忠”，是儒家伦理政治化的关键思路;“忠籍孝崇”，个体在家的孝行，也是对国忠诚度的衡量指标。通过这种方式，个体、家、国形成一个密不可分、互为依存的整体，是中国古代巩固大一统认知的思想基础。

　　因此，汉朝历任皇帝都信奉“以孝治天下”，所有皇帝的完整谥号，其中都有一个“孝”字。汉文帝，全称是“孝文皇帝”;汉武帝，则是“孝武皇帝”。西汉统治者从上至下推行孝道，通过强化家长权力，培养老百姓对家长的绝对服从、对大一统的认同;因此，孝道不仅是社会的伦理准则，也是维护国家一统、维系君主专制的秘诀所在。

　　而百无一用但孝顺到极致的石氏，则成了官员阶层中最好的代言人;而且这种人容易控制、没有野心，绝对忠诚，这就是历代皇帝都对他们尊崇备至的真实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