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把锋利尖锐的短剑抹向脖颈的时候，他看了这个世界最后一眼——那是一个芦花飞扬、秋意正浓的季节，这是他出生三十多年来第一次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丽，他心里蓦然升起了一丝留恋和牵挂。他，豫让，不同人对他做出了不同的结论，心胸局促的范氏和中山氏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普通客卿，而慧眼识才的智伯却把他奉为国士敬重有加，当作了人生的重要知己，正是这“人生知己”的加持，使得豫让肝脑涂地、以身相报，“诸侯以礼遇士，宾客以身相报”。两千多年过去了，人们也许早已忘记了那位身为晋国正卿的智伯，而豫让这个振聋发聩的名字，却时刻提醒人们莫忘“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执念。

　　司马迁在《史记》的刺客列传里，一共记述了先秦五位著名刺客的事迹。但以当下价值观念来衡量和揣度，彼时司马迁心中并没有一个统一模式和固化标准：有的刺客属于见利勇为的侠肝义胆之人，有的刺客是受人之托的帮办辅助之流，有的刺客则纯粹是恪尽职守的职业杀手，有的刺客则是唯利是图的市侩之辈。曹沫作为鲁庄公手下的一名职业军人，前有管仲缘情理而举荐，后有齐桓公权利害而宽宥，遂使曹沫既保全了性命又赢得了声名，以致于后世将曹沫褒扬为侠客之祖并以诗咏赞“森森戈甲拥如潮，仗剑登坛意气豪。三败羞颜一日洗，千秋侠客首称曹”;“其怒有万人之气，甚不可当”的“厨师之祖”专诸，受雇于公子光伺机行刺吴王僚，这其中既有阖闾想自立为国君的深层考虑，又有阖闾对专诸封妻荫子的郑重许诺，于是上演了一出以“鱼肠剑”刺杀吴王僚的宫廷喋血案，后人写诗对专诸此举不以为然：“一剑酬恩拓霸图，可怜花草故宫芜;瓣香侠骨留残塔，片土居然尚属吴”;年轻好斗的聂政念及严仲子的知遇之恩，以白虹贯日之势刺杀了韩国宰相侠累，却没有摆脱酒肉朋友“献百金”庸俗关系，所彰显的无非是一介屠夫之鲁莽与勇毅，南宋诗人徐钧在诗中写到：“为母辞金义且仁，却甘为盗忍轻生。若非有姊扬风烈，千古谁知壮士名”;读书击剑、为人慷慨的荆轲倒是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刺客之一，这位临别前吟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侠客向来被后人所敬仰所膜拜，唐代诗人贾岛在诗中推崇“至今易水桥，寒风兮萧萧。易水流得尽，荆卿名不消”;而无论怎样“豫让刺赵”都是这五位刺客中最为典型的古道热肠的士人行为，豫让大义凛然、以死报主的故事，使其成为“赵燕慷慨悲歌之士”的代表性人物，清代诗人陈维崧在《南乡子》一诗中称许豫让“残酒忆荆高，燕赵悲歌事未消。忆昨车声寒易水，今朝，慷慨还过豫让桥”。

　　以漆涂身、吞炭使哑的豫让为知己者而死，其义举完全出自对传统价值观的坚毅追求，源于对仁厚主人的恩德图报。豫让既不是扶危济困的侠客，也不是意气用事的刺客，无论豫让的荣与辱、爱与恨、生与死，其灵魂都是弘毅而澄澈的。自古三晋多义士。在豫让刺赵之前三晋大地已锻塑了一个忠贞不二的千古义士，那就是“士甘焚死不公侯，满眼蓬蒿共一丘”(宋黄庭坚语)的介子推。介子推鄙弃功名利禄，愤懑奸伪欺罔，割股奉君、忠君赴义，最后远离朝臣义死绵山，名垂青史流芳百世，后人不仅创造了“寒食节”纪念他，而且修建了大量祠堂庙宇祭奠他。无独有偶，还是在春秋时期，晋国大臣屠岸贾对相国赵盾满门抄斩，家臣程婴将自己儿子作为替代，保护了忠烈的后代，著名京剧《赵氏孤儿》表现的就是这一历史故事。秦朝汉代以将，出生于河东郡解县(今山西省运城盐湖区解州镇)的一代“武圣”关羽盛大出场，更是如日中天、辉耀千秋，成为“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曹操语)的重要典范。鉴于历朝历代对关羽的顶礼膜拜，使他近乎一个义士的完美化身。但一种精神的流布与传承总是有它的历史源头，仔细梳理和反复推演三晋义士群像的精神脉络，“义”字当先的豫让堪称一个原点和基脉。豫让至死秉持“士为知己者死”“义不贰心”的信念，他“三跃刺衣”的执着和血染晋阳的悲壮，日趋衍化为后代义士尊奉的信条与法度，当然不可否认，豫让的舍生取义是一种狭义的爱国行为，但忠贞不渝的特质值得后人回味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