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天命年间，投靠努尔哈赤，隶汉军正红旗。久预机务，遇事敢言。历任内弘文院大学士、议政大臣兼太子太傅。康熙四年(1665年)四月卒，谥号文毅。雍正年间，入祀贤良祠。
人物生平
早年军功
宁完我。是明末辽阳的边民，清太祖天命年间，宁完我投奔了后金。初期为颖亲王萨哈廉做事，隶属于汉军正红旗。
天聪三年(1629年)，清太宗皇太极听说宁完我精通文史，将他召入宫中，入值文馆。宁完我进入宫廷之后，推荐了很多有才华的人进入宫内，鲍承先就是其中的一员。不久，宁完我就被授为参将。
天聪四年(1630年)，清军攻克了永平，后金命宁完我与满达海一起到永平宣谕安抚民众。接着又跟从清军攻克了大凌河并招抚察哈尔，因功被授为世职备御。
完善官制
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后金设置六部，下令儒臣之中有赐号“榜式”的仍然保留旧称，其余的改称“笔帖式”。宁完我遇事敢言，曾经上疏请求定官制，分服色。十二月，宁完我上疏：“自古以来国家设官定职，并非是帝王喜好铺张。实在是怕处理国事的时候乱了纲纪，故而设置六部分别进行管理;又害怕六部处事的时候发生偏私，所以设置六科进行监察;还要启发帝王的心智，所以设置馆臣;又怕底下的事情被蒙蔽，故而设置通政一职。这些事要同时办理，缺一不可。此外还要设置言官，纠正帝王官员的过失。
这是此古以来帝王明目达聪的秘诀所在。就像明朝纲纪败坏，并不是因为最初的制度不合适，而是他们的君主是非不分啊。如今我们的‘笔帖式’，在明朝称之为‘书房’，朝廷怎么能仅设置书房呢，那里官员和读书人杂居而处，名分等级也没有规定下来。朝廷如果不设置通政一职，那么下情就会拥塞，那怎么能做到励精图治，如果制定了服制，区别满、汉官员。汉官不通满语，大多因此而受到满官的怠慢，导致他们的积极性受挫，这样怎么能招来远方的贤德之人呢，所以臣才主张设置朝廷官员的服色。”宁完我的上疏递进之后，皇太极认为非常正确，命朝廷将他建议的内容依次施行。
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宁完我上疏说：“去年自从在大凌河班师而归之后，大汗就想要今年向明朝大举进兵，大汗对我至诚恳切，推心置腹，就如家人父子一般。臣敢不殚精竭虑，全都使用出心智吗。臣听说千里而战，虽胜亦败。近年以来将士贪墨堕落的习气，大体是始于先帝太祖之时，现在应该矫正这一习气。如果大军分军驻防，那就万难调停了，即使是诸葛亮再生，也无能为力。况且现在明军虎视眈眈，就怕背信弃义的祖大寿，率领宁、锦疲败的军队，在百里之外等待时机，这不是杞人忧天，而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啊。”
同年三月，皇太极决定率军讨伐察哈尔，而宁完我以为大凌河的降兵想要逃跑，应该先图山海关，回军的时候攻克锦州，于是上疏进谏。四月，后金军向西越过大兴安岭，逼近都勒河，侦察到林丹汗将要向西逃走。
宁完我与同值文馆的范文程、马国柱一起上疏重申以前的建议：“大军已度过大兴安岭，察哈尔望风而走，大汗的威名已经远扬到异地。现在我们应该暂时停止西征，转而向南攻打明朝。如果大汗怜惜士卒劳苦，不能长驱直入，仅仅携带截获的奴隶、女人和金银而归。那么大事去矣!昔者辽左之误，诿诸先帝;永平之失，诿诸二贝勒。今更将谁诿，信盖天下，然后能服天下。臣等为上筹之，以为当令从军蒙古，每人择头人三二辈，挟从者十馀人，从上南入，馀悉遣还部。
然后严我法度，昭告有众，师行所经，戒杀戒掠，务种德树仁，宏我后来之路。今此出师，诸军士卖牛买马，典衣置装，离家益远，见财而不取，军心怠矣，取则又蹈覆辙。上岂不曰‘我厉禁取财，其孰敢违’，上耳目所及，或不敢犯;耳目所不及，孰能保者，无问蒙古部长，及诸贝勒，稍稍扰民，怨归於上，此上所当深思者也。与其以长驱疲惫之兵入宣、大，孰若留精锐有馀之力取山海。臣等明知失上旨，但既见及此，不容箝口也。”
是时上已决用兵於宣、大，五月，上驻归化城，召宁完我等计事。宁完我等疏论机宜，语详文程传。翌日，上谕蒙古诸部及诸贝勒申军律，盖采宁完我等前疏所陈也。
天聪七年(1633年)正月，宁完我疏言：“近日朝鲜交益疏，南朝和未定，沈城不可以常都，兵事不可以久缓，机会不可以再失。汉高祖屡败，何为而帝，项羽横行天下，何为而亡，袁绍拥河北之众，何为而败，昭烈屡遘困难，何为而终霸，无他，能用谋不能用谋，能乘机不能乘机而已。夫天下大器也，可以智取，不可以力争。臣请以棋喻，能者战守攻取，素熟於胸中，百局而百不负。至於取天下，是何等事，而可以草草侥幸耶，自古君臣相需，先帝时，达拉哈辖五大臣，知有上不知有人，知有国不知有家，故先帝以数十人起，克成大业。上今环观国中，如五大臣者有几人耶，每侍上治事，不闻谏诤，但有唯阿;惟务苟且，不肯任劳怨。於国何利，於上何益，钓饵激劝，振刷转移，臣望上於旦暮间也。古人有言：‘骐骥之局促，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虽有尧、舜之智，吟而不言，不如喑哑之指挥。’此言贵能行之。臣谨昧死上言，惟上裁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