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1526年12月8日－1590年12月23日），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yǎn）州山人，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今江苏太仓）人，明代文学家、史学家。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先后任职大理寺左寺、刑部员外郎和郎中、山东按察副使青州兵备使、浙江左参政、山西按察使，万历时期历任湖广按察使、广西右布政使，郧阳巡抚，后因恶张居正被罢归故里，张居正死后，王世贞起复为应天府尹、南京兵部侍郎，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卒赠太子少保。

王世贞与李攀龙、徐中行、梁有誉、宗臣、谢榛、吴国伦合称“后七子”。李攀龙故后，王世贞独领文坛二十年，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山堂别集》、《嘉靖以来首辅传》、《艺苑卮言》、《觚不觚录》等。

王世贞在文学理论方面明确提到了复古主张。《艺苑卮言》集中了王世贞对复古理论的提倡和一些具体看法。《艺苑卮言》是体现“后七子”诗文理论的重要著作，是这一流派的理论依托。面对文坛萎靡现象，王世贞曾指出：“盛唐之于诗也，其气完，其声铿而平，其色雅而丽，其力沉而雄，其意融而无迹，故曰盛唐其则也。

今之操觚者，日晓晓焉，窃元和长庆之余似而祖述之，气则漓矣，意纤然露矣，歌之无声也，目之无色也，按之无力也，彼犹不自悔悟，而且高举而阔视，曰：吾何以盛唐为哉？”这一理论与《艺苑卮言》中的文学主张一脉相承。王世贞通过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为什么要以盛唐为学习的标准，就是因为盛唐诗歌气象雄浑、辞色雅丽，意蕴悠长，符合了诗歌审美的所有特征，所以，盛唐诗歌当仁不让地成了诗人学习的典范。

王世贞推崇作诗要效法盛唐，但他的最高诗歌理想是汉魏古诗的自然质朴。他指出：“西京、建安，似非琢磨能到。要在专习，凝领久之，神与境会，忽然而来，浑然而就，无歧级可寻，无声色可指。这句话指出了汉魏诗歌的不可模仿，以及其浑然而来，毫无雕琢的天然创作过程，可见王世贞在具体诗歌创作中独到而精准的眼光。

王世贞对不良文风给予了严厉的指责，在《艺苑卮言》中多次提到了自己对宋代诗风的不满，他很重视诗欣的纯文学性，在谈及对乐府诗的拟作时提出：“近事毋俗，近情毋纤。拙不露态，巧不露痕。宁近无远，宁朴无虚。有分格，有来委，有实境。一涉议论，便是鬼道。”谈及七言律诗的取材时，他指出：“勿偏枯，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六朝强造语，勿用大历以后事。此诗家魔障，慎之慎之。”

王世贞把这种忽略诗欣文学性的写作方法称为“鬼道”、“诗家魔障”，从其描述的严重程度可见，王世贞对宋代诗歌重视说理、重视才学.在语言上用功的流弊的批判非常严厉。明代以来，僵化平庸的台阁体，以诗论道的道学体，以及摸拟抄袭前人的拟古派先后充斥于诗坛，造成了诗坛一股不小的萎靡风气.他们的共同缺点就是虚假抄袭、缺乏真情实感。所以.王世贞提出了“真情说’，这一说法在纠正当时诗人普边存在的虚假文风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王世贞不仅在文学理论方面为“后七子”，乃至后人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他具体的文学创作也成为了人们争相学习的典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故艾南英《天佣子集》有曰：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

骤读之无不浓田鲜华、约烂夺目，细案之一腐套耳’云云。其指陈流弊，可谓切矣。”虽然，这一评价对王世贞来说是负面的，有失偏颇的。但是，从另一侧面可以看出，王世贞在当时文坛的重要影响。可想而知，他所提到的复古说在当时文人中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仅《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移》、《艺苑卮言》就足以奠定王世贞卓越的文学地位。因为他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出了自己驾驭不同体裁作品的才能，足以成为后世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