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1673年12月24日—1769年10月6日)，字碻(què)士，号归愚，江苏苏州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代大臣、诗人、著名学者。

　　乾隆元年(1736年)，荐举博学鸿词科，乾隆四年(1739年)以六十七岁高龄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乾隆帝喜其诗才，称其“江南老名士”。历任侍读、内阁学士、上书房行走，乾隆十四年(1749年)升礼部侍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加礼部尚书衔，乾隆三十年(1765年)，封光禄大夫、太子太傅。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病逝，年九十七，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悫(què)。后因卷入徐述夔案，遭罢祠夺官。

　　作为叶燮门人，论诗主“格调”，提倡温柔敦厚之诗教。其诗多歌功颂德之作，但少数篇章对民间疾苦有所反映。所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又选有《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等，流传颇广。

　　人物生平

　　花甲进士

　　沈德潜出身吴兴沈氏一支，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十七日生于苏州府长洲县葑门外竹墩村(今苏州市姑苏区杨枝塘) [3] 。早年家贫，从二十三岁起继承父业，以授徒教馆为生，过了四十余年的教馆生涯。尽管处境并不如意，但他并未弃学，在奔波生活之余，勤奋读书，十六岁前已通读《左传》、《韩非子》、《尉缭子》等书。他早年师从叶燮学诗，曾自谓深得叶燮诗学大义，所谓“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其自负可见一斑。

　　沈德潜热衷于功名，但这样一个满腹才学的读书人，竟然科举屡不中，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被录为长洲县庠生后，四十年间屡试落第。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应博学鸿词科考试又被朝廷斥贬，他的诗作被禁止流传。

　　四十岁所作《寓中遇母难日》中自表：“真觉光阴如过客，可堪四十竟无闻，中宵孤馆听残雨，远道佳人合暮云。”凄清之意和不甘寂寞的心情溢于言表。

　　从二十二岁参加乡试起，他总共参加科举考试十七次，最终在乾隆四年(1739年)才中进士，时年六十七岁，从此跻身官宦，备享乾隆荣宠。

　　天子词臣

　　乾隆七年(1742年)，授翰林院编修。次年迁左中允。累迁侍读、左庶子、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

　　此时沈德潜已年过七旬，乾隆皇帝召其讨论历代诗源，他博古通今，对答如流，乾隆大为赏识，称之为江南老名士，并对大臣们说：“我和沈德潜的友谊，是从诗开始的，也以诗终。”

　　乾隆十二年(1747年)，命在尚书房行走，又擢礼部侍郎。次年，充会试副考官，以原衔食俸。

　　乾隆十四年(1749年)，沈德潜乞归，乾隆命以原品致仕，后又为他的《归愚诗文钞》写了序言，并赐“御制诗”几十首与他。在诗中将他比作李(白)、杜(甫)、高(启)、王(士祯)。

　　七十七岁的沈德潜辞官归里，屋居木渎山塘街，著书作述，并任苏州紫阳书院主讲，以诗文启迪后生，颇得赞誉。后获特许，在苏州建生祠，祠址在沧浪亭北的可园西侧。

　　乾隆十七年(1752年)正月，乾隆召赐曲宴，恰逢德潜八十大寿，遂题赐匾额曰“鹤性松身”。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加礼部尚书衔。其间曾为父母乞诰命，乾隆给三代封典，并赐诗，其中有句云：“我爱德潜德，淳风挹古福。”侍郎钱陈群在旁唱和曰：“帝爱沈潜德，我羡归愚归。”赐诗与和诗中巧妙地嵌入沈德潜的名“德潜”、号“归愚”，一时被传为艺林盛事。

　　乾隆二十七年，皇帝南巡，沈德潜及钱陈群迎驾于常州，乾隆赐诗，并称二人为“大老”，三十年，乾隆帝再度南巡，沈德潜仍迎驾常州，加太子太傅，赐其孙维熙举人。

　　身后荣辱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九月七日，沈德潜去世，终年九十七岁 [4] 。追封太子太师，赐谥文悫，入贤良祠祭祀。乾隆还为其写了挽诗，以钱(陈群)沈二人并称“东南二老”，极一时之荣。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江苏东台县发生徐述夔诗案。已故举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楼集》诗词被认为悖逆朝廷，引起一场文字狱，沈德潜因生前在书中为徐写传而受株连。乾隆大怒之下，亲笔降旨追夺沈德潜阶衔、罢祠、削封、仆碑，沈氏所有荣华顷刻之间化为泡影。

　　主要成就

　　沈德潜年轻时曾受业于叶燮，他的诗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叶燮的影响，但不能继承叶燮理论中的积极因素。他论诗的宗旨，主要见于所著《说诗晬语》和他所编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后名《清诗别裁集》)等书的序和凡例。沈德潜强调诗为封建政治服务，《说诗晬语》开头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同时提倡“温柔敦厚，斯为极则”(《说诗晬语》卷上)，鼓吹儒家传统“诗教”。

　　在艺术风格上，他讲究“格调”，所以他的诗论一般称为“格调说”。所谓“格调”，本意是指诗歌的格律、声调，同时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富于变化的美感。其说本于明代七子，故沈氏于明诗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竟陵，论诗歌体格则宗唐而黜宋。他的所谓“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说诗晬语》卷上)，“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而“宋元流于卑靡”(《唐诗别裁集·凡例》)实质上与明代前、后七子一样主张扬唐而抑宋。所谓“调”，即强调音律的重要性，他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

　　但沈氏诗论的意义和明七子之说实际是不同的。因为他论诗有一个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有益于统治秩序、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其《说诗晬语》第一节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这首先是从有益于封建政治来确定诗的价值。他也讲“其言有物”和“原本性情”，却提出必须是“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如果“动作温柔乡语”，则“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见《国朝诗别裁集·凡例》)。所以，按“诗教”的标准衡量，唐诗已经不行了。在宗唐和讲求格调的同时，还须“仰溯风雅，诗道始尊”(《说诗晬语》)。因而沈氏的论调，和桐城派古文家虽推重唐宋八家之文，同时却认为他们的思想仍不够纯正，还须追溯到儒家经典的态度非常相似。在诗歌的风格上，沈德潜把“温柔敦厚”的原则和“蕴藉”的艺术表现混为一谈，主张中正平和、委婉含蓄而反对发露。又说：“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是即依永和声之遗意也。”

　　文学创作

　　沈德潜的诗现存2300多首，有很多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之作。《制府来》、《晓经平江路》、《后凿冰行》等反映了一些社会现实。但又常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说教内容，如《观刈稻了有述》，一方面反映天灾为患，民生涂炭的情景：“今夏江北旱，千里成焦土。荑稗不结实，村落虚烟火。天都遭大水，裂土腾长蛟。井邑半湮没，云何应征徭?”另方面却又劝百姓要安贫乐道：“吾生营衣食，而要贵知足。苟免馁与寒，过此奚所欲。”因此多缺乏鲜明生动的气息。近体诗中有一些作品如《吴山怀古》、《月夜渡江》、《夏日述感》等，尚清新可诵，有一定功力。

　　沈德潜的著作，除上述各选本外，有《沈归愚诗文全集》七十三卷，清沈德潜撰。清乾隆刻本。二十四册。全集内容包括《归愚诗钞》二十卷、《诗钞馀集》十卷、《诗馀》一卷、《归愚文钞》二十卷、《文钞馀集》八卷、《矢音集》四卷、《归田集》三卷、《八秩寿序寿诗》一卷、《说诗晬语》二卷、《浙江通省志图说》一卷、《黄山游草》一卷、《台山游草》一卷、《南巡诗》一卷、《沈德潜自订年谱》一卷。等。

　　天子故人

　　人家都说寿则多辱，但沈德潜是个例外，他不寿则多辱，寿则多荣。他家五代不仕，父母早逝，衣食不周;从青丝考到白发丛生，流年皆不利，连考十七次，名字都在孙山外，四十岁时写诗道：“真觉光阴如过客，可堪四十竟无闻。”何止四十，到了六十，依然不得一中。不过他痴心不改，“还思假我年，勿使终无闻。”也许真是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吧，六十六岁高龄的“沈老”一举夺魁，点中翰林院庶吉士。

　　一朝得中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栖。自称爱才如爱子的乾隆皇帝看到了白发苍苍的“沈老”，怜才之心顿起，挽着其手，穿行于翰林院里，共相唱和。在乾隆的算盘里，豢养着一个沈德潜是特别合算的事情，一可谓敬老，二可谓惜才。会引领多少人活到老，学到老，考试到老啊。夏天，两人唱和《消夏诗十首》，冬天，两人围炉对话，切磋诗艺。沈老为父母乞诰命，乾隆二话不说，即命给三代封典，并赐诗曰：“我爱德潜德，淳风挹古初。”皇帝题词就不得了，何况还特地写诗相赠呢，在当时，这就引起“文艺界”大震动了，当时歌咏其事的不知凡几。

　　乾隆给了沈德潜极高的礼遇，官职由少詹事升詹事，再升值书房副总裁，八十多岁退休以后，还封给礼部尚书衔，甚至到了九十岁还晋阶为太子太傅、太子太师;而且沈德潜年老归乡后，乾隆多次下江南，几乎每次都要他来陪护，都要唱和几首诗。乾隆十六年，乾隆游幸江南，沈德潜赶到清江浦迎驾，乾隆赐诗曰：“玉皇案吏今烟客，天子门生更故人。”这简直是光荣到极致了，文人做到这程度，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罢。

　　但是，皇权之下，也许做“门生”可，真的能够做皇帝的“故人”吗?沈德潜编了一部《国朝诗别裁》，当然是“盛世”之“颂歌”，并将此敬献给乾隆，不料，这回马屁拍到马腿上了。《别裁》将钱谦益列为集中之首，乾隆大为光火。本来呢，钱谦益投归了大清，算是自己人，但乾隆敬“英雄”不敬“叛徒”。沈德潜没有摸透乾隆心思，纯粹从“艺术”出发，没有“政治标准”，把钱某也列了进去，引得乾隆大骂他是“老而耄荒”!

　　后来，沈德潜又卷入已故举人徐述夔的“文字狱”中。事情是这样的：徐某与“沈老”是老朋友，徐氏写有《一柱楼诗集》，集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的“反动口号”，被人告发，乾隆把这事当政治案子查处，查到了沈德潜脑壳上，因他的“故人”为徐氏做了“传记”，这下乾隆老羞成怒，大骂他“昧良负恩”，“卑污无耻”。乾隆于是决定把原先封给沈德潜的所有荣誉全部“追回”，而此时的“沈老”已经入土多年，怎么办?鞭尸吧，乾隆命人把沈德潜的坟墓铲平了。

　　名节未保

　　沈老名士死后没有保住名节，骸骨都不得安宁，其真正的缘由肯定不是这种牵强附会的罪过，还是跟那倒霉的诗有关。用乾隆的话来说，就是，“朕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皇帝和名士虚荣心都强了一点，互相较劲的结果，最终，沈家丢了皇家给的好处，而皇帝则丢了人。其实呢，写诗，从手民之误，鱼鲁亥猪，到平仄不协，压错了韵脚，找人修改，本是寻常之事。然而，这种百姓的平常事，到了皇帝那里，就一定有麻烦，因为皇帝是圣上，一生下来就不能有错，有了错，需要改，也得悄悄地进行，假装从来没改过。臣子们也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捧臭脚到底。比如康熙给灵隐寺题字，把个灵字(繁体)上面的云字头写大了，下面不够写了，于是臣子就出主意改题为云林禅寺。

　　史传

　　沈德潜，字碻士，江南长洲人。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试未入选。四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年六十七矣。七年，散馆，日晡，高宗莅视，问孰为德潜者，称以“江南老名士”，授编修。出御制诗令赓和，称旨。八年，即擢中允，五迁内阁学士。乞假还葬，命不必开缺。德潜入辞，乞封父母，上命予三代封典，赋诗饯之。十二年，命在上书房行走，迁礼部侍郎。是岁，上谕诸臣曰：“沈德潜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是以稠叠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初不因进诗而优擢也。”

　　十三年，德潜以齿衰病噎乞休，命以原衔食俸，仍在上书房行走。十四年，复乞归，命原品休致，仍令校御制诗集毕乃行。谕曰：“朕於德潜，以诗始，以诗终。”且令有所著作，许寄京呈览。赐以人葠，赋诗宠其行。德潜归，进所著归愚集，上亲为制序，称其诗伯仲高、王，高、王者谓高启、王士祯也。十六年，上南巡，命在籍食俸。是冬，德潜诣京师祝皇太后六十万寿。十七年正月，上召赐曲宴，赋雪狮与联句。又以德潜年八十，赐额曰“鹤性松身”，并赉藏佛、冠服。德潜归，复进西湖志纂，上题三绝句代序。二十二年，复南巡，加礼部尚书衔。二十六年，复诣京师祝皇太后七十万寿，进历代圣母图册。入朝赐杖，上命集文武大臣七十以上者为九老，凡三班，德潜为致仕九老首。命游香山，图形内府。

　　沈德潜进所编国朝诗别裁集请序，上览其书以钱谦益为冠，因谕：“谦益诸人为明朝达官，而复事本朝，草昧缔构，一时权宜。要其人不得为忠孝，其诗自在，听之可也。选以冠本朝诸人则不可。钱名世者，皇考所谓‘名教罪人’，更不宜入选。慎郡王，朕之叔父也，朕尚不忍名之。德潜岂宜直书其名?至世次前后倒置，益不可枚举。”命内廷翰林重为校定。二十七年，南巡，德潜及钱陈群迎驾常州，上赐诗，并称为“大老”。三十年，复南巡，仍迎驾常州，加太子太傅，赐其孙维熙举人。三十四年，卒，年九十七。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悫。御制诗为挽。是时上命毁钱谦益诗集，下两江总督高晋令察德潜家如有谦益诗文集，遵旨缴出。会德潜卒，高晋奏德潜家并未藏谦益诗文集，事乃已。四十三年，东台县民讦举人徐述夔一柱楼集有悖逆语，上览集前有德潜所为传，称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上不怿。下大学士九卿议，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四十四年，御制怀旧诗，仍列德潜五词臣末。

　　德潜少受诗法於吴江叶燮，自盛唐上追汉、魏，论次唐以后列朝诗为别裁集，以规矩示人。承学者效之，自成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