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肥原贤二是侵华战犯，早已被消灭。然而下文以一个不同的视角，给我们展示了另一个土肥原贤二，十分值得我们思考与警惕。

　　土肥原贤二为了国家利益，默默奉献，不计个人得失，如果站在日本的立场来看，他简直是个模范国民。抗日战争艰苦卓绝，我们付出了空前的牺牲。为什么呢?原因当然有很多，而从敌人方面来看，敌方有无数的土肥原贤二，他们把侵略当理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去实践这个理想。这值得我们警醒、反思。如果我们浑浑噩噩，那悲剧就可能再次降临到我们身上!

　　另一个土肥原贤二

　　英国前驻日本大使克雷吉爵士，曾经这样描述过一个人。他说日本陆军在中国的一切阴谋诡计和恩威并施当中，日本方面有一个小人物始终活跃地上窜下跳，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他沾边，哪怕是写上几个字，作上一番鼓动就注定要出乱子。这个人就是土肥原贤二。

　　当市长无处报销自掏腰包

　　如果看历史会发现，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控制沈阳后的第一任市长，竟然是空降来的。这个人，就是东京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日军炮轰北大营时，土肥原身在东京，正在向军部汇报中国东北的情况，事变三天后土肥原便紧急乘飞机赶回，随即出任了奉天，即后来沈阳市的市长。

　　土肥原干这个活儿，可谓是费力不讨好，会让人误以为这个甲级战犯的人品也有过人的一面。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辽宁省省长藏式毅等中国官员，或随军撤离，或以各种消极或积极的方式反抗着日军的占领。当时的奉天市已呈无政府状态，同时，关东军根本没有准备资金和人员来维持治安，管理市面。此时，这个土肥原竟自掏腰包来干起市长来。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土肥原其人自己没有存款，当了市长以后他以个人名义去借了一笔钱，贷款来维持日本占领下沈阳市政府的运作，一直运转到日军对沈阳的占领稳定下来，才转交给伪政府。但是他做这件事情，由于没有得到上级的授权，所以这笔钱自然也就无处报销。此时土肥原是怎么样做呢?他没有去到处找人核报这笔钱，而是默默无闻地把这笔钱从自己的工资里一个月一个月地来偿还出来。结果土肥原贤二在很长时间里全家只能住在一所仅两间的租来的小房子里。

　　“土肥原不说谎”

　　其实，土肥原“为国吃亏”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从陆军大学毕业，土肥原进入参谋本部的第二年，以陆军上尉的身份来华，他进入了日本驻北平的特务机关坂西公馆，在坂西机关工作过五年，从此成为日军中最有名的中国通之一。土肥原在北京潜心研究中国文化，他熟读《三国》《水浒》，会说多种方言。当时，日本人对陆军大学毕业的精英，有个形象的说法，叫“十年人事”，即只要不犯错误，一般十年内可升至大佐。但因为土肥原在日本参谋本部和中国大陆之间来回调动数次，在中国待的时间太长，影响了升迁，用了十五年，才达到这个职位，但他对此从无怨言。

　　此外，土肥原与人打交道时形象通常和蔼可亲，带有冈山人特殊的乡土气，甚至，在一些与之接触的中国政客中，也流传着“土肥原不说谎”的说法。

　　从为国家牺牲自己利益而毫无怨言这个角度，土肥原贤二可以算一个品格高尚的日本模范国民了。

　　然而，战后中国政府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的战犯名单当中第一个就是土肥原。这样一个“克己奉公”的人，怎么成了万夫所指的战犯呢?

　　炸死张作霖，策划“九一八”事变

　　1928年3月，土肥原应聘出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顾问，他借助关东军的势力，巩固了张作霖在东北的地位。他希望张知恩图报，满足日本人对东北的领土要求。张作霖借直奉战争之际，占领了北京，控制了北洋政府。但张作霖虽出身绿林却颇明民族大义，一直力图摆脱日本人的控制。土肥原对他十分不满。1928年北伐军剑指北京，张作霖无奈中退回东北。此时，土肥原与河本大作等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只是由于东北军方面应对得当，张学良出关继承奉系领袖地位，日军才没能立即占领东北。

　　1929年3月，因皇姑屯事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被打入冷宫的土肥原转任高田第三十步兵联队联队长，失意地回到了日本，不久，他又等来了一个机会，1930年中国爆发了军阀混战。土肥原曾是阎锡山在陆大的同学，他回中国穿梭于军阀之间，拼凑了所谓“北洋派大同盟”，以对抗蒋介石和张学良。1930年被调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次年又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此时，张学良的十一万东北军被调入关内。土肥原遂与关东军的少壮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趁东北兵力空虚，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是发动事变的中心。

　　接溥仪出任伪满皇帝

　　侵占了东北之后，怎么进行统治，日方最初并无定论。石原莞尔提出统治东北要用日本陆军大将或中将，建立一个总督府。像对台湾和朝鲜一样，建立一个殖民地。板垣征四郎则提出，直接把东北满蒙变成日本的领土。

　　就在争执不下的时候，土肥原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本土的满蒙五族共和国，关于这个国家的首脑，他提出利用闲居在天津的前清宣统帝溥仪。因为当年

　　1935年6月，土肥原苦心经营，策动阴谋，逼迫国民政府签署《秦土协定》，取得了察哈尔大部主权。造成中国丧失察哈尔省80%的领土。

　　拉拢唐绍仪和吴佩孚

　　1935年10月，土肥原策划华北自治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率日军第十四师团入侵中国，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多次与中国军队发生激战。徐州会战中，土肥原指挥部队从徐州西侧南下，但因孤军深入，1938年在兰封险些被中国名将薛岳的第一兵团围歼。

　　1938年6月后，土肥原专心于特务工作，“土肥原机关”改称“重光堂”，在上海设办事处。该特务机关成立后，在土肥原的主持下，先后对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做工作，但因这些中国旧军阀多仍有民族气节，土肥原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其间，土肥原被指暗杀了不肯与日方合作的吴佩孚。

　　土肥原所谓的“出乱子”，对中国人来说，伴随的总是屠杀，劫掠，丧失家园和无穷尽的灾难。他可以牺牲五年时光等待升迁，只是因为深信自己的努力，对帝国征服“支那”有着重要的意义。他的“守信用”只因为更能网罗汉奸为日本的侵略政策服务。为此，给无辜的人们带来怎样的苦难，“好人”土肥原是不会在意的。

　　土肥原现象其实很值得我们深思。东北抗战之所以打得艰苦卓绝，不仅仅因为敌人的残暴，还因为敌人中有大批象土肥原这样，把侵略当作理想，并全身心为这一理想而奋斗的所谓“志士”。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判处死刑。同年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在战犯们执行绞刑时，土肥原抽签抽到第一个接受绞刑，结束了“东方的劳伦斯”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