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立(1562-1633)，字礼卿，号节寰，又号闲闲居士，睢阳卫籍，睢州城内人。举明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以子袁枢官河南参政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历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皇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

　　万历十九年，当其初出苏州府推官(正七品)之时，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称，按治豪横而忤应天巡抚李涞，巡抚反诬石太守(正四品)有罪，可立百辩雪其冤。“谳成，(袁可立)对中丞(巡抚)诵之，其声琅琅。中丞愧甚，举屏自障。公读法声益厉，中丞遂自劾去(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万历二十二年，太宰上其事，擢袁可立山西道监察御史，离苏之日，吴地百姓箪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绝。一日，袁可立巡视北京西城，遇到皇帝弄臣杀人，有司不敢问，可立重捶抵罪，即有人持重金至可立门上，袁可立勃然大怒道：“杀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遂将弄臣正法于市，万民呼“袁青天”，以是触怒权贵。

　　万历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二十三年九月，京师地震，景德门遭雷击，可立上疏针砭朝政：“近年以来，议论兹多，致干圣怒，摈斥不下百十余人。岂言事诸臣尽不可用耶?如使诸臣为济私，孰与缄口持禄，附会保全之为便?使诸臣为市恩，孰与将顺曲从，得君固宠之为愈?使诸臣为沽忠卖直，亦必其人有怀忠慕直之心，耻为依回淟涊之态者。如概弃不用，臣恐謇谔之士不蒙甄录，相率噤口结舌，国家大事谁复为皇上言之!(《睢州志》)”疏上，夺俸一年。可立不为动，再次上疏直指皇帝：“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传造日增，赏罚日滥，非所以尽修省之实。(《睢州志》)”。疏上，触怒神宗皇帝，于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职为民，沉冤达二十六年之久，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史称“震门之冤”(钱谦益《牧斋全集》)。

　　泰昌元年(1620)，沉冤得以昭雪，起袁可立尚宝司司丞，历太仆寺少卿，升左通政。泰昌皇帝嘉奖道：“一朝抗疏，二纪归田。口不言事，耻汉人部党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毁家之风”(钱谦益《牧斋全集?尚宝司少卿袁可立授奉直大夫》)。后来的天启皇帝也褒奖道：“李署牵丝，冤早清于砑石;柏台焚草，直益奋于埋轮。因门震而进鲠言，纠绳切挚，触严谴而同蠖伏。(《天启诰命卷》)”

      一介文官却敢力主辽务

　　天启二年(1622)，封疆多事，辽阳、广宁相继失陷，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遭逮捕论死。朝野震动，京师戒严，人人视关门为死地，百官噤口以图自保。袁可立却在此时大胆提出七项建议，大略言：“关外残兵瓦解云散者不下数万，宜收其残，省调募西兵便。闻敌令妇女乘城，骁悍皆赴利以犯我，宜会兵捣之，踏其虚，可夹击也。……公奏宜守御筑墉，养马增士卒，习骑射。至于京营老弱虚冒，不宜缓综，复多藏粮米以备之。尤宜破格用人，图复建骠骑之功，以佐县官之空乏。笼天下盐铁之利，则军帅无侵渔，逴行无绝饷，而中国可高枕矣……(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所言为天启皇帝一一嘉纳。天启二年(1622)四月十四日，加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 当辽广继陷之时，忧水滨之可问。值登莱匮亟之会，命飞挽，以专征。而尔振迅宏才，旌旗立为色变。……惟尔运筹师中，坐看有截海外，朕宽东顾” (《天启诰命卷》)。 “于时毛文龙诪张于岛上，刘爱塔恫疑于沓渚，熊王之案持于内，崔霍之交盘于中”(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他上任后，锐意规划，整肃军纪，练兵用戚继光“水军先习陆战”之法，士气为之大振，数年之间，满人不敢犯境。

　　天启三年二月，袁可立设奇策反收降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女婿刘爱塔。上疏道：“今二月内，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奴酋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票。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当此时也，乘宁前驻防之众，朝鲜助兵之初，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宣川拥鲜众而应，恢复之功似有可图者。但谋贵万全，兵须审势，知彼知已，能为可胜，是又当慎图之耳” (《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 。尽管后来由于阉党迫害导致袁可立的离任而使这一诱降计划受阻，但刘爱塔还是在崇祯初年归顺明朝并最终战死疆场，这是明清战争史上明朝诱降满清级别最高的将领，为辽东间谍战之著名战例，至今为研究明清战争史者所称道。

　　抚登期间，袁可立认真总结了此前王化贞和袁应泰失败的教训，在战略上表现得比较灵活。 “敌令妇女乘城，骁悍皆赴利以犯我，宜会兵捣之。(乘)其虚，可夹击也”(王铎《节寰袁公神道碑》)。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经略辽东军务孙承宗与袁可立共议战守，十分倚重。 “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 (孙承宗《高阳集?答袁节寰登抚》)

　　袁可立抚登三载，厉兵秣马，积有战船四千艘，组成了一支五万余人的水陆师军队，与枢辅孙承宗、侍郎毕自严戮力策应，形成“百里棋布，鼎足传烽”的犄角之势，确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带的平安，并大大牵制削弱了后金对明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力。袁可立拓地筑城，打造战舰，招集流民，步步向前推进海上防御，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不得不就地蜷缩无以西窥。天启皇帝嘉奖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天启诰命卷》)。

　　明末陆路受阻，朝鲜归登抚节制。天启三年，属国朝鲜弑君篡权，违背明朝所坚守的纲常伦理普世价值，袁可立力主出兵讨伐。五十年后倘为朝鲜君臣所忌恨，在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曾派专使来中国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都有记载。由于袁可立在明末抗清斗争的军事统帅中是坚定的主战派，并在其任兵部左侍郎时与袁崇焕的“议和”形成对立，而建州之事又是满清统治者所最不愿谈及的事情，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所涉传记史料均遭删削，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因载有董其昌所撰《节寰袁公行状》册和《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记》册，二文多有所谓“诋斥满洲语句”，该书及其作者竟因此险遭毁版和杀头之灾。

　　当其之时，“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袁可立)幕下”(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他运筹帷幄，指挥大将军沈有容、节制悍将毛文龙多次挫败后金对明朝沿海一带的侵扰，取得了夜袭金州等战役的胜利。袁可立为了向前推进沿海防御，曾为毛文龙向朝廷请求粮饷，由此遭到一些保守人士的反对和非议。袁可立御文龙多得牵制之功，并受到朝廷嘉奖，是登莱十三任巡抚中最有作为的一个。天启三年十月，皇帝嘉奖道：“巡抚佥都御史袁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但毛文龙渐渐骄纵，袁可立奉旨核查他的战报和军饷，由此为毛所忌恨。时朝中阉党横行，毛令人多方诋毁可立，袁可立七上疏辞官予告。可立去，毛文龙无人能御。沈有容是袁可立幕下总兵，曾在平倭和收复台湾及抗清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此次东征为老将出山，正于国家危难之际，登莱巡抚袁可立十分倚重之。然登州总兵沈有容并不满于东江总兵毛文龙依仗阉党势力的跋扈，二人矛盾日深。 “登抚(袁可立)倚重沈帅而与毛帅相左”(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天启四年，魏忠贤当权，叶相高、赵南星、高攀龙、左光斗等清流高官相继遭罢，袁可立也于此时再次遭贬。袁可立去，沈大将军无所依，决然随去。自此，初具规模的登莱防务永不可为。

　　天启四年(1624)五月二十一日，袁可立在登州公署中看到了数年难得一遇的海市蜃楼:“岛下先涌白气，状如奔潮，河亭水榭，应目而具，可百余间，文窗雕阑，无相类者。中岛化为莲座，左岛立竿悬幡，右岛化为平台，稍焉三岛连为城堞，而幡为赤帜。睢阳袁可立为抚军，时饮楼上。忽艨艟数十扬帆来，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顾错愕。急罢酒料理城守，而船将抵岸，忽然不见，乃知是海市”(赵吉士《寄园寄所寄》)。遂诗兴大发，在蓬莱阁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观海市诗》，成为中国古代罕见的 “海市”实录。字由董其昌代笔书写，温如玉刻石，成珠联壁合之珍品。西元一九九四年河南睢县图书馆馆长刘学升将这一珍贵石刻复制到袁可立的别墅睢县袁家山上，使其得以回归故土，传为睢阳文化佳话。袁可立善诗文，受清朝文字狱所累，多所毁失。

天启四年五月，皇帝谕户、兵、工三部及内阁：“朕览登莱巡抚袁可立塘报，……朕思奴酋所谋其意不小，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特谕!”(《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二)

　　天启四年十二月壬寅，兵部尚书赵彦言：“大将三军司命所系甚重”， 上曰：“封疆多事，选将为急。该部务秉公会推，各官不得妄举，还著申饬行”(《大明熹宗悊皇帝宝训》卷四 )。天启五年四月丁酉，上再传兵部：“方今边疆多事，择将须用谋勇兼全的好人”(《大明熹宗悊皇帝宝训》卷四)。天启五年十一月，边事告急，皇上急招袁可立为兵部右侍郎，六年七月，改左侍郎。时尚书冯嘉会老庸媚党，兵部事赖可立主理。袁可立在任上极力反对袁崇焕与后金议和，“会袁崇焕遣僧吊唁于敌，公力诋非策。公有意制敌，此辱国之命，而使敌人轻中国，敌国得志。”(王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袁可立主张武力抗清和积极防御，尤重海防建设，与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轻沿海”的战略短视形成鲜明对比。三年后袁崇焕因“通款”获罪遭杀身，然其时毛文龙已被袁崇焕擅杀，袁可立苦心经营的海上防线牵制之势已荡然不存，致满人敢倾国中之力大举犯明，至此国事日非，足见袁可立先见之明。黄道周曰：“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被两党所敬佩的能臣

       东林党领袖人物高攀龙曾遗言挚友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高攀龙《高子文集·答袁节寰中丞》)”。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墨间，从此袁可立与阉党势成水火，对立公开化。天启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六部九卿公推袁可立为南京户部尚书，再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袁可立在朝廷为阉党所不容，每议事“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在朝堂上，袁可立与魏忠贤语不投机，当庭抗疏道：“此非挂冠神武门时呼?”(《睢州志·袁可立传》)，遂被迫致仕归里。魏忠贤以自己的心腹刘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至可立去职，天下兵马大权尽归魏党所拥有。魏忠贤欲加害，赖袁可立在朝中素享清望未果。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吏部考功郎苏继欧上疏为袁可立鸣不平，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皇帝念可立登莱功，特授兵部尚书，诏加太子少保，准驰驿乘传归。“天子犹念公海上劳，予加衔致仕去。”(黄道周《节寰袁公传》)“熹朝上宾，以殿工加太子少保，恳辞不受，时论韪之。”(黄道周《节寰袁公传》)诰封三世，父如子官。黄道周说：“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袁可立做事干练果断，是晚明少见的既清廉又能干的官员。并尽量远离党争多做实事，为清流官员在晚明阉党乱政的朝堂上争得一席之地，能在群阉环伺的情况下主持辽务多年，成效颇丰，十分难能可贵。董其昌说：“公护名节，胜于功名”(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其时朝野为魏忠贤颂功建祠者不可胜数，就连辽东巡抚袁崇焕也积极参与到建祠的行列，烈皇帝钦定逆案，据档案查实“赞导、词讼”过魏忠贤的大小官员数以千计，独可立不与。黄道周说：“夷考当年，与公先后秉机佐钺者，名在刑书，历历可数，然后知公之完誉所得远矣” (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其门生故吏节烈者独多，即在朝亦为清流。黄道周撰有《节寰袁公传》，道周以文章风节高天下。倪元璐官至户部尚书，曾作有《袁节寰大司马像赞》。刘理顺为崇祯七年状元，曾督理睢州“袁尚书大石坊”敕建工程。崇祯死煤山，倪刘二公双双殉国，并仆从十数人，壮烈为亘古少见。高攀龙为东林党首，与袁可立交从过密。袁可立是孙承宗的积极支持者，共同主辽，满人蜷伏。董其昌为袁可立同年至交，曾题《袁可立像》曰“忠诚干国，正直立朝”，所留书画碑刻为海内外所重。

　　崇祯六年(1633)十月十一日，袁可立薨，大宗伯董其昌言于帝，帝谴使至睢州祭葬，崇祀名宦、乡贤二祠，并在袁尚书府第(清为睢州公署借居)前街衢之中修东西过街二石坊，左曰“三世司马”，右曰“宫保尚书”，二石坊“规模高大，雕工精巧，额字亦佳，分列县公署两旁”(《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坊珉》、《睢州志?公署》)，可谓盛典。

　　袁尚书墓在州城东南，载《河南通志》、《睢州志》。著作有《弗过堂集》、《抚登疏稿》、《评选古唐诗》。于其别墅“陆园”中仿蓬莱阁体制建袁家山，又称“小蓬莱”， 为全国罕见之明代船形建筑群，公元2000年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