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1569～1625年），明末辽东经略、兵部尚书。字飞百，号完冈，江夏（今湖北武昌）人。他是明王朝少数几个洞悉辽事的将领之一，两次赴辽也确实取得了一些实绩；然而，经抚不和，朝臣掣肘，再加上自己的意气用事，导致第三次赴辽期间丢掉了重镇宁远，自己也丢了脑袋且传首九边。
积极防御 固守边境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熊廷弼参加乡试，取得了第一名。第二年，他考中了进士，时年30岁。熊廷弼进士及第后被授以保定府推官，不久提升为御史。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熊廷弼受命巡按辽东。熊廷弼到了辽东后，雷厉风行地做了几件事情。广宁巡抚赵楫和总兵官李成梁抛弃宽甸一带新辟的八百里疆域，将那里的六万登记在册的民户迁徙到内地。不久，论功行赏，给事中宋一韩对此事提出诘难。神宗皇帝下令熊廷弼复查核实，结果查到了赵、李两人放弃广阔疆域、驱赶百姓迁徙的详细情况，于是熊廷弼向朝廷揭发了两人的罪状，并波及自己的前任、巡按大臣何尔健、康丕杨对赵、李两位同党的偏袒庇护。然而这一奏疏后来竟然没有了下文。

　　当时皇帝诏命要大兴屯田。熊廷弼上章说，辽东有很多荒地，每年只要让规定常驻那里的八万军队中十分之三的士兵去屯田种粮，就可以收获粮食130万石。神宗对此很为赞同，特地下诏书褒扬他，并命令在各边境地区推广实行。戍边的将领都喜欢不时主动出击去捣毁敌人的据点、巢穴，因此往往肇启边境争端。熊廷弼上疏说，戍边应以防卫为上策，在边境修筑垣墙、建造城堡有十五大好处。神宗诏准了这一奏章，让各地施行。熊廷弼在辽数年，杜绝馈赠贿赂，仔细查核军队实际，考查、审决将领官员的政绩和讼狱，治事认真而不事宽容姑息，从而使那里的风纪大为振作。后来，熊廷弼因为督学时曾杖死生员而遭到弹劾，离职回乡。事见《明史·熊廷弼列传》：“在辽数年，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督学南畿，严明有声。以杖死诸生事，与巡按御史荆养乔相讦。奏，养乔投劾去，廷弼亦听勘归。”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辽东经略杨镐在萨尔浒大败之后，神宗皇帝与大臣们商议后，认为熊廷弼熟悉边防事务，于是起复他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并命前去宣抚、慰劳辽东军民。不久又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替代杨镐为辽东经略。熊廷弼还未离开京师，开原（今属辽宁）又失守了。熊廷弼上奏说：“辽东是京师的肩背之地，河东是辽东驻军的腹心之地，而开原又是河东的根基所在。想要保住辽东，那么开原一定不能放弃。敌人没有攻占开原的时候，北关（海西女真叶赫部）、朝鲜还足以构成对敌人腹背攻击的威胁。现在开原已被敌攻占，这样北关就不敢不臣服敌人，敌人只需派一名使者到朝鲜，朝鲜也同样不敢不服从。敌人没有了腹背受夹击的忧虑，就一定会集合东、西两边的力量交替向我进攻，这样一来，辽东、沈阳怎么还能守得住呢？”疏见《明史·熊廷弼列传》：“辽左，京师肩背；河东辽镇腹心；开原又河东根本。欲保辽东则开原必不可弃。敌未破开原时，北关、朝鲜犹足为腹背患，今已破开原，北关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鲜不敢不从。既无腹背忧，必合东西之势以交攻，然则辽、沈何可守也？乞速遣将士，备刍粮，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缓臣朝，毋中格以沮臣气，毋旁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熊廷弼还在疏中请求马上调遣将士，备足粮草，整治兵械器具，不得延误。他还提醒皇帝给自己专任之责，摒绝所有梗阻，畅通所有援助。奏疏上后，神宗全部诏准，并另赐尚方宝剑以加重他权力的分量。
　　熊廷弼一行刚出山海关，铁岭又告失守，沈阳及其周围许多城堡的军民全部逃走，辽阳也是一片喧扰不安的景况。熊廷弼日夜兼程前进，遇到逃难的人，则劝谕他们回去。他处斩了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奠那些保持节操而死去的人。又诛杀了贪将陈伦，上奏劾罢总兵官李如桢，由李怀信接替。他监督军士们制造战车，修治火器，疏浚加深护城的壕沟，修缮加固城墙，为防御坚守做好充分的准备。他号令严明，依法办事，仅几个月，那里的防御守备就得到了极大的巩固和加强。事见《明史·熊廷弼列传》：“甫出关，铁岭复失，沈阳及诸城堡军民一时尽窜，辽阳汹汹。廷弼兼程进，遇逃者，谕令归。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死节士。诛贪将陈伦，劾罢总兵官李如桢，以李怀信代。督军士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缮城，为守御计。令严法行，数月守备大固。”
　　在辽东诸事有了一定起色以后，熊廷弼向皇帝上疏陈奏了他的御敌方案：请求集兵18万，将他们分布在辽东北的重要地方，保持部队间的互相联结和首尾相应，遇有敌人小的骚扰，由当地驻军自己围堵抵御；若大敌进犯，则各地驻军互相响应、支援。另外再挑选精悍将士组成流动巡逻队，趁敌人不备之时去袭击、掳夺其零散的骑兵，骚扰他们的耕种放牧，轮番频繁出击，使敌人防不胜防、疲于奔命，然后寻机以大军进剿。奏疏递入，神宗认为可行，予以诏准。
　　熊廷弼刚到辽东时，曾命令佥事韩原善前往沈阳抚慰那里的军民，韩原善害怕，不肯去，他又令佥事阎鸣泰去。阎鸣泰行至城外不远的虎皮驿，结果吓得大哭而返。熊廷弼于是亲自前往巡视，从虎皮驿抵达沈阳，接着又趁大雪天气，夜赴抚顺。总兵贺世贤认为沈阳、抚顺一线离敌人太近，想劝阻他不要夜间赶路，熊廷弼说：“现在冰雪满地，敌人一定不会想到我会来。”他们一行人吹号击鼓，进入抚顺。熊廷弼在抚顺设坛祭祀死去的将士，然后又在奉集集中部队炫耀了兵力，观察了双方形势，然后安全返回。事及语见《明史·熊廷弼列传》：“廷弼之初抵辽也，令佥事韩原善往抚沈阳，惮不肯行。继命佥事阎鸣泰，至虎皮驿恸哭而返。廷弼乃躬自巡历，自虎皮驿抵沈阳，复乘雪夜赴抚顺。总兵贺世贤以近敌沮之，廷弼曰：‘冰雪满地，敌不料我来。’鼓吹入。时兵燹后，数百里无人迹，廷弼祭诸死事者而哭之。遂耀兵奉集，相度形势而还。”他所到一地即招募流离失所的逃亡者，将他们组织起来，又修缮整治防守的工事和器具，派驻部队配备战马，于是当地百姓的心又重新稳定下来。
免官复起 再任经略
　　熊廷弼身材高大，有胆量又懂军事，擅长左右开弓射箭。但是他秉性刚烈，好骂人，不甘屈于人下，因此人际关系不太好，拥戴他的人不多。正是因为这些性格弱点，被朝臣的纷争所利用，熊廷弼走上了被贬被杀的路。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五月，清兵攻占了花岭，六月攻占王大人屯（今辽宁辽阳北），八月攻占蒲河（在沈阳北）。给事中姚崇文借机向朝廷传送毁谤熊廷弼的文书，上书陈说辽东地域日益缩小，诋毁熊廷弼从不听别人的策略和意见，只坚持自己的主意，并攻击熊廷弼“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严刑有时用到极点”。他还鼓动自己的同伙攻击熊廷弼。御史顾慥弹劾熊廷弼，御史冯三元也奏劾他八条无谋略、三条欺君的罪状。当时正值光宗驾崩、熹宗初立，朝廷的事情很多，但最后还是收回了熊廷弼的尚方宝剑，免去其职务，任命袁应泰代其经略辽东。
　　天启元年（1621年），沈阳被清兵攻破，袁应泰殉职自尽。此时朝廷又想起了熊廷弼，但给事中郭巩极力诋毁熊廷弼，并牵涉到内阁大臣刘一燝。不久辽阳又被攻破，河西的军队和百姓全部奔走逃亡，自塔山到闾阳二百多里地方，烟火断绝，旷无人迹。京师闻讯大为震惊，一时间议论纷纷。刘一燝说：“假如有熊廷弼在辽东，肯定不至于到这种地步。”御史江秉谦回忆廷弼当年坚守辽东的功劳，同时给郭巩扣上了排挤功臣的罪名。在正直朝臣的议论之下，熹宗惩处了以前弹劾熊廷弼的人，降冯三元、张修德、魏应嘉、郭巩等人三级官职，姚崇文除去名籍，六年内不准做官。御史刘廷宣上言申救他们，也遭贬斥。熊廷弼又一次应诏复职，同时提升王化贞为广宁巡抚。事见《明史·熊廷弼列传》：“天启元年，沈阳破，应泰死，廷臣复思廷弼。给事中郭巩力诋之，并及阁臣刘一燝。及辽阳破，河西军民尽奔，自塔山至闾阳二百余里，烟火断绝，京师大震。一燝曰：‘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御史江秉谦追言廷弼保守危辽功，兼以排挤劳臣为巩罪。帝乃治前劾廷弼者，贬三元、修德、应嘉、巩三秩，除宗文名。御史刘廷宣救之，亦被斥。乃复诏起廷弼于家，而擢王化贞为巡抚。”经略与巡抚是辽东事务的两大官员，巡抚虽然没有经略的官衔高，但却是中央派出官员，不受经略辖制，由此就酿成了经抚之争。
　　到了六月，熊廷弼入朝，提出从三个方面布置防卫的策略：在广宁用骑兵和步卒沿河建垒列营，以强大的优势包围进击敌人，牵制住敌人的全部力量；天津、登州、莱州三地多派置水师，乘虚进入南卫，动摇敌方人心，敌人必然要分兵守卫自己的内院，这样辽阳就可以收复；联合朝鲜，互相倚靠、支援。熊廷弼还提出在山海关特设经略，统一权力，节制三个方面。朝廷提升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山海关，统一指挥辽东事务。熊廷弼向皇帝请求尚方宝剑，并请调集20万军队，所需兵器、马匹、粮草及各种器械分别责成户部、兵部、工部负责筹供。他又请求恢复过去辽东部分官员的官职，用以收拢辽东人心。这些都得到了朝廷的允许。七月，熊廷弼即将启行，熹宗特意赏赐他一套绣有麒麟的朝服及彩币四枚，并在郊外设宴，命令朝廷文武大臣饯行，又从京师部队中挑选了5000名战士作为前锋为熊廷弼护行。熊廷弼重任辽东经略之后，努尔哈赤又收敛了兵锋。
　　在此之前，袁应泰死后，薛国用曾代任辽东经略的职务，但因身体有病，他并未具体管事。时任右参议的王化贞就命令诸将领沿广宁城外的三岔河设六个军营，每营设参将一人、守备二人，划定地界分守；西平、镇武、柳河、盘山等要害地方，都设置营垒防守。这一建议送上后，熊廷弼不同意，上疏说：“河道窄细难以倚恃，营堡窄小难以容兵，现在只适宜固守广宁。如果沿河岸驻兵，兵力分散，力量就弱了。敌人轻骑出击，偷渡过河，集中力量攻打一个营寨，我方力量一定坚持不了。一个营寨溃败，其他营寨就会一起溃败，连西平等戍所也都会守不住。河上只适宜组织游击部队，轮番出击敌人，让敌人感到变幻莫测；不适宜将部队集中在一个地方，让敌人有机可乘。自河西到广宁，只适宜多置烽火台；西平等要害处也只宜派置少数的戍兵，作为燃施烽烟报警及放哨、侦察敌情之用。而将大部队全部集中在广宁，根据城外的形势，互为犄角立营扎寨，筑高垒建高栅以等待敌人。因为辽阳距广宁360里，不是敌骑一日间能到达的。他们一有行动的声息，我们一定能预先知道。因此决不能分散兵力，沿河防守，先做出自己削弱自己的行动来。”奏疏送上，熹宗表示赞同。正巧御史方震孺也上章指出沿河设防有六点不可靠之处，于是王化贞的计划就没有实行。王化贞为此很生气，就把军务都推给了熊廷弼。事见《明史·熊廷弼列传》：“化贞乃部署诸将，沿河设六营，营置参将一人，守备二人，画地分守。西平、镇武、柳河、盘山诸要害，各置戍设防。议既上，廷弼不谓然，疏言：‘河窄难恃，堡小难容，今日但宜固守广宁。若驻兵河上，兵分则力弱。敌轻骑潜渡，直攻一营，力必不支。一营溃，则诸营俱溃，西平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敌不测。不宜屯聚一处，为敌所乘。自河抵广宁，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诸处止宜稍置戍兵，为传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广宁，相度城外形势，犄角立营，深垒高栅以俟。盖辽阳去广宁三百六十里，非敌骑一日能到。有声息，我必预知。断不宜分兵防河，先为自弱之计也。’疏上，优旨褒答。会御史方震孺亦言防河六不足恃，议乃寝。而化贞以计不行，愠甚，尽委军事于廷弼。”熊廷弼于是奏请皇帝告谕王化贞，不得借口要受上级节制而坐失事机，而且改掉此前王化贞给支援辽东部队所用的“平辽”旗号。自此以后，王化贞与熊廷弼便有了嫌隙，而经略和巡抚两人不和的议论也起来了。
经抚不和 奇志难抒
　　八月初一，熊廷弼上言说：“三方布置防卫之事，须联络朝鲜方面。请马上派遣使者前往慰劳朝鲜的国君和大臣，让他们将八道的军队全部发出，在江边连扎营寨，以助我声势。同时发诏书安抚那些逃到那里去避难的辽东人，将他们招集起来组成团练，成为另外一支军事力量，和朝鲜军联合。而我方使臣还需暂且驻在义州，控制联络，使朝鲜方面与登州、莱州能声息相通。另外还应当发银六万两，分别犒劳朝鲜和辽东百姓，而我则给他们空着名字的公文札子100道，让他们能按礼制填名拜授官职。对于东山矿工，凡有能力结聚组织千人队伍的人，即可让他代理都司职务；结聚500人的，可代理守备。将军一招呼，能立即响应。这样，一两万之数生力军立即就以组织起来。”熊廷弼推荐监军副使梁之垣，因他生长于海滨，又熟悉朝鲜情况，可以充任派往朝鲜的朝廷命使，熹宗诏准，并给了梁之垣充分的处事大权，但粮饷之事却久拖不决。
　　就在此时，王化贞所派遣的都司毛文龙袭击敌军夺回了镇江，向朝廷报捷。捷报传来，满朝文武都非常高兴，于是熹宗又急命登、莱、天津三地发水师二万去支援毛文龙，王化贞统率四万广宁兵进驻河上，联合蒙古的部队乘机向清兵占领的地方进取，而熊廷弼则居中统辖指挥。但诏令下达后，经略、巡抚和各镇军相互观望，部队没有前进。事见《明史·熊廷弼列传》：“化贞所遣都司毛文龙已袭取镇江，奏捷。举朝大喜，亟命登、莱、天津发水师二万应文龙，化贞督广宁兵四万进据河上，合蒙古军乘机进取，而廷弼居中节制。命既下，经抚各镇互观望，兵不果进。”
　　没多久，王化贞上疏详细陈述辽东方面的形势，提出了以投降敌人的明将李永芳为内应，以西部蒙古军队为外援，一举荡平金人的策略。这个一举荡平的策略比熊廷弼的三方部置的策略更为宏伟，深得朝臣之心。兵部尚书张鹤鸣认为这个方案很好，就上奏说这是难得的机会，时不可失；御史徐卿也极称此策，请皇帝命令熊廷弼进驻广宁，蓟辽总督王象乾移师镇守山海关。于是此案遂定，兵部催促部队进发。王化贞当即在这个月渡河。熊廷弼不得已也只能出关，驻扎在右屯，同时急驰奏章称海州攻取容易坚守困难，不应当草率轻举。结果王化贞无功而返。
　　王化贞为人固执，向来不熟悉军事，却又轻敌，好说大话。手下文武将吏的进谏他从不听纳，与熊廷弼尤其抵触不容。王化贞的意见与熊廷弼相左，虽然经不起推敲，但身处朝中的兵部尚书与他关系密切，往往相信、采纳他的意见，他所提的请求没有不同意的，这样熊廷弼就难以实行自己的主张了。而且王化贞在广宁有14万军队，而熊廷弼在山海关却没有属于他指挥的一兵一卒，只是空挂了一个经略的名号而已。从延绥来到卫所的士兵都不堪任用，熊廷弼请求任用佟卜年，张鹤鸣又上书反对。熊廷弼上奏请求派遣梁之垣出使朝鲜，张鹤鸣又故意拖延给他粮饷。两人于是互相怨恨，事事意见不合。事见《明史·熊廷弼列传》：“化贞为人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牴牾。妄意降敌者李永芳为内应，信西部言，谓虎墩兔助兵四十万，遂欲以不战取全胜。一切士马、甲仗、糗粮、营垒俱置不问，务为大言罔中朝。尚书鹤鸣深信之，所请无不允，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广宁有兵十四万，而廷弼关上无一卒，徒拥经略虚号而已。延绥入卫兵不堪用，廷弼请罪其帅杜文焕，鹤鸣议宽之。廷弼请用卜年，鹤鸣上驳议。廷弼奏遣之垣，鹤鸣故稽其饷。两人遂相怨，事事龃龆。”
　　熊廷弼因为和王化贞有嫌隙，朝廷中和王化贞要好的人都攻击熊廷弼。给事中杨道寅称高出、胡嘉栋不适宜起用。御史徐景濂极力赞誉王化贞，指责熊廷弼，诬蔑梁之垣出使朝鲜是逍遥故乡，极不称职。御史苏琰则说熊廷弼应该镇守广宁而不应当远驻山海关，进而又说登州、莱州的水师没有用处。熊廷弼大怒，上疏辩解，极力反驳杨道寅等三人。熹宗对争吵双方都没有置问，只是在一次筵席上忽然问：“佟卜年既然是叛徒，怎么提拔为佥事了？刘国缙多次被议论，怎么又起用了？胡嘉栋命他立功赎罪，怎么跑到天津去了？”熊廷弼知道皇帝左右的随从大臣在进他的谗言，于是又上疏抗争辩白，言词十分愤慨激烈。事见《明史·熊廷弼列传》：“御史苏琰则言廷弼宜驻广宁，不当远驻山海，因言登、莱水师无所用。廷弼怒，抗疏力诋三人。帝皆无所问。而帝于讲筵忽问：‘卜年系叛族，可擢佥事？国缙数经论列，何起用？嘉栋立功赎罪，何在天津？’廷弼知左右谮之，抗疏辨，语颇愤激。”
　　这时，熊廷弼主张坚守，并说辽东人不能用，西部少数民族的力量不能依靠，李永芳不能相信，广宁多间谍可能贻误大事。王化贞则一切反而行之，绝口不讲防守，说只要我一渡河，河东的百姓必定会起而响应。他还致书朝廷，称仲秋八月，大家可高枕而卧，听候大捷的佳音。有见识的人知道他这样做一定败事，但因为疆场之事关系重大，没有人敢出来讲他的话不可信。事见《明史·熊廷弼列传》：“是时，廷弼主守，谓辽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化贞一切反之，绝口不言守，谓我一渡河，河东人必内应。且腾书中朝，言仲秋之月，可高枕而听捷音。识者知其必偾事，以疆场事重，无敢言其短者。”
　　到了十月，河道的冰结严实了。王化贞于是与方震孺计议，分兵守卫镇武、西平、闾阳、镇宁等城堡，而以重兵镇守广宁。张鹤鸣也认为广宁值得担忧，就请皇帝下令让熊廷弼出关。熊廷弼上言说：“中枢大臣只知经略一出，就能镇定人心，而不知道手下并无一兵一卒的经略一出来，更会动摇人心。况且我若驻守广宁，王化贞驻扎到哪里去？张鹤鸣责成经略、巡抚要同心协力，而他与我难道就不用齐心协力了吗？为今日大计，只有张鹤鸣诚恳地和我一起合作，我才能为陛下真正担当起委交的辽东事务。”语见《明史·熊廷弼列传》：“枢臣第知经略一出，足镇人心；不知徒手之经略一出，其动摇人心更甚。且臣驻广宁，化贞驻何地？鹤鸣责经、抚协心同力，而枢臣与经臣独不当协心同力乎？为今日计，惟枢部俯同于臣，臣始得为陛下任东方事也。”张鹤鸣坚持己见，熊廷弼于是又一次出关，到右屯，计划用重兵内守广宁，外扼镇武、闾阳。下令刘渠带领二万人驻守镇武，祁秉忠率一万兵马驻守闾阳，又命罗一贯率兵三千守西平，并重申军令说：“敌人来犯，若跨过镇武一步，文武将吏一律诛杀无赦。若敌人到广宁而镇武、闾阳军不合力夹攻，他们掠劫右屯输运粮饷的大道而广宁、镇武、闾阳三路兵马不来救援者，也如前处理。”
　　熊廷弼部署刚停当，王化贞又听信间谍之言，突然发兵袭击海州，接着很快又引兵退回。熊廷弼就上言说：“抚臣王化贞的出袭，连这次已经是第五次了。八九月间他多次出兵旋又引回，事前从来没有上疏奏请过。像十月二十五日这一次他刚将疏章交给我而实际已经出兵了。我急忙带兵出关，又见他引兵归来了。西平的那次会上，大家曾互相协调，讨论防守之事，决定犄角设营，互相支援，这事刚定而他的出兵之书又在月底送到了。他在十一月初二赴镇武，我即在第二天到杜家屯，刚行至中途，抚臣的部队又遣回了。初五日，他又想用轻兵去袭击牛庄，夺回马圈固守，作为明年收复辽东的门户。当时马圈并无敌人一兵一卒，即使得到牛庄，我方也守不住，那么敌人有什么损失，我方又有什么好处？正巧其他将领官吏也竭力反对，他于是只能怏怏而退。王化贞率兵屡进屡退，敌人已经看透了他的伎俩，而我的名声也因他的轻率出兵而受到损害。希望陛下再次明确告谕抚臣王化贞，举止行为要慎重，不要让敌人耻笑。”王化贞见了熊廷弼的上疏十分不高兴，也急忙上章辩白。王化贞所上疏在《明史·熊廷弼列传》中记载较详：“化贞见疏，不悦，驰奏辨。且曰：‘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臣不敢贪天功，但厚赉从征将士，辽民赐复十年，海内得免加派，臣愿足矣。即有不称，亦必杀伤相当，敌不复振，保不为河西忧。’”
奸佞误国 忠良遭戮
　　熹宗皇帝见经、抚不和，就派兵部堂官和给事中各一人前往劝谕，对违抗不遵守者则要治罪。诏令下达之后，群臣上言说派遣官员前往不合适，于是改交朝廷大臣集体议决。
　　朝臣们十分清楚，经略、巡抚不和，一定会耽误边疆的战事，因此每天都有奏折送上。而兵部尚书张鹤鸣十分相信王化贞，于是想罢免熊廷弼。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员外郎徐大化以莫须有的罪名参劾熊廷弼，说他以大话蒙骗世人，嫉能妒功，不罢免他一定会将辽东的大事弄坏。熹宗将奏疏一并下给六部，张鹤鸣于是召集朝廷大臣议决。讨论中有几位认为应该撤罢熊廷弼，其余的大部分主张让他们分别承担责任去完成任务。只有张鹤鸣说王化贞若去职，毛文龙必然不肯再听命；辽东人担任军事指挥一定会使部队溃败，与蒙古的联盟必然解体，因此应该赐王化贞以尚方宝剑，并将广宁完全交付给他，而撤免熊廷弼另加任用。意见上报后，熹宗不同意，责成吏部、兵部重新讨论后再上报。这时适逢清兵进逼西平，于是讨论停止，仍然同时任用熊廷弼和王化贞，令他们戴罪立功，以功赎罪。事见《明史·熊廷弼列传》：“当是时，中外举知经、抚不和，必误疆事，章日上。而鹤鸣笃信化贞，遂欲去廷弼。二年正月，员外郎徐大化希指劾廷弼大言罩世，嫉能妒功，不去必坏辽事。疏并下部，鹤鸣乃集廷臣大议。议撤廷弼者数人，余多请分任责成。鹤鸣独言化贞一去，毛文龙必不用命，辽人为兵者必溃，西部必解体，宜赐化贞尚方剑，专委以广宁，而撤廷弼他用。议上，帝不从，责吏、兵二部再奏。会大清兵逼西平，遂罢议，仍兼任二臣，责以功罪一体。”
　　原来，努尔哈赤通过降将李永芳与王化贞之间的往来，得知明朝辽东经抚不和，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在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十八西渡辽河，进取广宁。两天后，广宁第一道防线三岔河防线失守，后金人逼进广宁第二道防线镇武堡、西平堡、闾阳驿。很快，西平告急。王化贞听信中军孙得功的建议，将广宁的部队全部派出，交给孙得功和祖大寿前去和祁秉忠会合，然后一起向西平进军。熊廷弼也急传命令给刘渠，令他拔营赴援。二十二日，官兵在平阳桥与清兵相遇。两军刚交锋，孙得功和参将鲍承先等就率先逃跑，镇武、闾阳的明军大败，刘渠、祁秉忠在沙岭战死，祖大寿逃到觉华岛。西平守将罗一贯苦等援兵不来，和参将黑云鹤也战死疆场。熊廷弼此时已经离开右屯，停驻在闾阳。参议刑慎言提议马上去援救广宁，但被佥事韩初命阻止，于是熊廷弼回撤人马。这时清兵屯驻在沙岭没有前进。王化贞一向将孙得功看成是自己的心腹，但孙得功已经暗中投降了清军，想活捉王化贞立功。他散布谣言说清兵已经迫近广宁城，于是城中顿时大乱，居民奔走相逃。王化贞不得已弃城而走，在大凌河与熊廷弼相遇，王化贞失声痛哭，可熊廷弼却微笑着说：“六万军马能一举荡平，结果如何？”王化贞十分羞愧，事见《明史·熊廷弼列传》：“化贞素任得功为腹心，而得功潜降于大清，欲生缚化贞以为功，讹言敌已薄城。城中大乱奔走，参政高邦佐禁之，不能止。化贞方阖署理军书，不知也。参将江朝栋排闼入，化贞怒呵之。朝栋大呼曰：‘事急矣，请公速走。’化贞莫知所为。朝栋掖之出上马，二仆人徒步从，遂弃广宁，踉跄走。与廷弼遇大凌河。化贞哭，廷弼微笑曰：‘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化贞惭。”建议坚守宁远和前屯，熊廷弼说：“已经晚了，现在只能保护溃乱的百姓入关了。”语见《明史·熊廷弼列传》：“晚矣！此时兵溃之势，谁与为守？惟护百万生灵入关，勿以资敌足以！”于是把自己率领的5000人交给王化贞殿后，把广宁的积聚物资全部烧毁。随后，孙得功率领广宁叛将迎接清兵进入了广宁城。
　　大败的消息传到朝廷，京师大为震惊。张鹤鸣害怕了，自己请求到前线督察部队。而对败将的处理也随即展开：当月（二月），逮捕了王化贞，罢免了熊廷弼，令他听候查处。四月，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等向皇帝奏上案狱的卷宗，熊廷弼、王化贞一起论死。后来，当快执行处决时，熊廷弼叫汪文言用四万两黄金去向内官行贿，祈求宽缓对他的处决，而受贿的人背叛了他。魏忠贤知道后十分恼恨，发誓要从速处斩熊廷弼。及至杨涟等被捕入狱，魏忠贤又诬称他们接受了熊廷弼的贿赂，又增加了熊的罪状。事见《明史·熊廷弼列传》：“二月，逮化贞，罢廷弼，听勘。四月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等奏上狱词，廷弼、化贞并论死。后当行刑，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既而背之。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及杨涟等下狱，诬以受廷弼贿，甚其罪。”不久，巡逻卫士捉到一位叫蒋应晹的市民，他供称与熊廷弼的儿子曾数次出入禁中的监狱，阴谋叵测，魏忠贤就更加想从快处死熊廷弼，他的党徒门克新、郭兴治、石三畏、卓迈等也以种种空口无凭的指控来催促这事。正巧冯铨也怨恨熊廷弼，他和顾秉谦等人侍奉皇帝时，出示市井刊物《辽东传》，说：“这是熊廷弼所作，企图为自己开脱罪责。”熹宗看后十分生气。
　　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熊廷弼以失陷广宁、纳贿贪赃被在闹市处斩，并暴尸街头，将首级递传九边示众。不久，御史梁梦环又说熊廷弼侵盗军资17万，御史刘征更称熊拥有家资百万，应当全部没收以佐助军饷。魏忠贤假托圣旨，命严加追拿，但熊家被抄没全部家产也未达到17万两。结果熊廷弼的长子熊兆珪被逼自刎，他的母亲大叫冤枉。江夏知县王尔玉为讨好阉党，将熊家两名婢女的衣服褪去，笞打了40下。远近的人没有不感叹而气愤的。事见《明史·熊廷弼列传》：“江夏知县王尔玉责廷弼子貂裘珍玩，不获，将挞之。其长子兆珪自刭死，兆珪母称冤。尔玉去其两婢衣，挞之四十。远近莫不嗟愤。”
　　崇祯元年（1628年），思宗皇帝下诏免追熊廷弼的赃物。这年秋天，工部主事徐尔上疏为熊廷弼辨冤，请求为他昭雪，思宗没有同意。第二年五月，大学士韩爌等人又上言，请求将熊廷弼首级归葬。思宗下诏同意。熊廷弼的儿子这才将熊廷弼的首级取回归葬。而王化贞直到崇祯五年（1632年）才伏法被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