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1818年出生于湖南湘阴，30岁时中进士。他劝说同窗曾国藩出山办团练，又跟随其征战，以后任过广东巡抚，兵部侍郞等职，又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出使英、法。他目光远大，思想开放，是我国近代放眼看世界，主张跟上世界先进潮流的敏锐卓识之士，维新变法的先驱。了解他的所为所思，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很有益处的。 

开放眼界、敏于学习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英国战败。思想敏锐的郭嵩焘对西方的先进军事装备及制度予以关注，积极思索：西方强国为什么先进？我国为什么落后了？应该怎样才能迎头赶上？ 

　　在为淮军筹饷办装备时，郭嵩焘来到上海。在这里他接触了英国人主持的海关、美国的洋枪队及西洋轮船装备等。实地实物的考察使郭焘嵩的眼界更加开放，进一步感受到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必要。 

　　不久郭焘嵩任广东巡抚，在任上他同广州、香港的西方人及其机构多有接触，了解了不少国际法及外交知识，并成功地办理了多次外交事物。比如他很好解决了洋人入住潮阳城的问题；太平天国森王侯玉山逃入香港后，众人束手无措，他却引经据法让英国人将侯玉山交了出来。在广洲的经历使他的外交才能得到增长。 

　　在办外交事物的过程中，郭嵩焘深切感到中国外交人才和机构的缺乏，认为应设立专门机构，培养专门人才，对外夷要悉通其情况。1859年2月他给皇帝上书写到：“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之窍要，莫切于是。” 

　　1874年，郭焘嵩又完成了一次重大的外交交涉，为“马嘉理案”画上了句号。这一年英国人布朗、马嘉理经清廷批准率领一支探险队到云南探险。按国际惯例，这支探险队理应受到云南官府的保护。可云南巡抚岑毓英却心胸狭隘，他表面热情接待，并派兵护送，暗地了却指使部将李珍国在途中设伏将马嘉理等人杀害。事后对外谎称马嘉理等人是被当地野人杀害。英国公使威玛妥不肯善罢甘休，派人进行了一年的深入调查，弄清了事实真相，并向清廷进行抗议、交涉。清廷北洋大臣李鸿章被迫与威玛妥签订了十六款《烟台条约》，答应借路让其从缅甸出入云南，从印度出入西藏，开放多处内地口岸，还有派一位一、二品大员到英国陪礼道歉等。 

　　郭焘嵩对岺毓英无知无理行为很生气，上书批评他“持虚骄之气，贻累国家”，要求对其严惩。谁去英国陪罪？这是个苦差，又担着骂名，重臣们纷纷后退，唯恐避之不及。这时任兵部侍郎的郭焘嵩挺身而出，为国分忧，他慷慨地说：“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理。”又表示自己出使英国是为了：“能知详情，而后知所以控御之法。”见识之高，胆量之雄，一时无二。 

　　出使之前，郭嵩焘又向朝廷上书《条议海防事宜》，对总理衙门把“船坚炮利”当作富国强兵的要务进行了批驳，主张“循行西洋政教”。他比较了西洋与中国的不同情形，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这个“本末之论”，说明郭嵩焘在当时已经成为了“洋务派”内部的超越者，对于“洋务派”所主张的仿效西洋器物文明他不以为意，主张要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这种主张已经相当接近于后来“戊戌变法”的内容，郭嵩焘完全可以称为维新变法先驱。 

出使英法，展现才干

　　处理完“马嘉理案”后，郭嵩焘出任中国驻英公使，以后又兼任驻法公使，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位正式派驻外国的使臣。来到西方后，郭嵩焘更是勤于学习，学习外交礼节、外交事物，也注意考察西方的政治思想、制度。 

　　郭嵩焘很快成为一个称职的大使。觐见英王，他不亢不卑，进退合度。按照国际惯例，递交照会均用西历；与洋人打交道行握手礼；在一些外交场合，他还身着西装。使馆开茶会，他也按国际惯例让夫人出面接待。他的外交才干很快得到西方外交界的赞赏。郭嵩焘认为：“公使涉历各国，正当考求其益处。”他认真考察西方社会，并将其见闻和心得写成《使西纪程》，寄回国内总理衙门，以资参考。这也是驻外大使的一项职能，他完成得很出色。在《使西纪程》中，他写出了自己的西方考察见闻并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如见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轮船进进出出却次序井然，他不禁叹道：“条理之繁密乃至如此”。他还盛赞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宫室之美，无以复加。”对西方数国的地理位置、异土民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等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状态。 

　　在英国，郭嵩焘考察了以议会民主和自由选举为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现状与历史。从国家制度、经济理论探究“泰西富甲天下”的根本原因。 

　　郭嵩焘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偏重于“富民”，而中国传统社会却孜孜于“富国”。为探究其中道理，他对于西方的经济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虚心向外国专家征询，了解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经典著作。提出了“中国要务在生财，宜以开采制造等事委之于民，而官征其税”等看法。在得知英国税法规定，其所得税“俸入三百镑以上，亦一例输税”后，认为“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 

　　郭嵩焘颇为关注英国“君民兼主国政”的情形。他赴下议院听会，得出“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的结论，并且以为这比我们传统上的仰仗“君德”的做法更有保障。在研究了英国从君权到民权的历史后，他认为议院有维持国是之义，市政厅有顺从民愿之情，肯定了英国的议院和市政厅及其自由选举、民主施政的进步性，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适得其反”，从而否定了绵亘中国两千余年的专制政体。这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之论！ 

　　郭嵩焘还注意到教育在建设现代文明中的关键作用。在英国，他参观了各类学校，认为英国的学校教育“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而“中国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因此，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力陈教育的重要性：“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要莫急于学。”“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馆，求为征实致用之学。”“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一直主张，“以夏变夷”，而未闻有“以夷变夏”。并且认为“道历千载而不变”，而郭嵩焘认识到“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经过在英国的实地考察，郭嵩焘对夏夷之辩有了更深刻认识：“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郭嵩焘认识到中国不仅在器物制度上不如西洋强国，在政治制度上也远远落后。他沉痛地指出：中国朝野人士若不幡然醒悟，革故鼎新，除残去害，急起直追，则势必西洋日强，中国日蹙。 

　　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是个顽固的守旧派，对郭嵩焘的行为认识很看不惯。有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披夷衣有损天朝尊严，“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他又指责郭嵩焘让夫人出面办茶会违背中国传统道德，中国妇女应该恪守妇德，不应抛头露面。连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果款待洋人、想学外语等全都是罪过。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对于刘的陷害，郭嵩焘当然倍感愤怒，竭力为自己辩诬。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无法调和。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清政府于1878年8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 本来清廷还拟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是个正直有为的官员，他在向慈禧太后的保奏中给予其公正的评价：“郭嵩焘是正直之人，此次亦是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保全。”慈禧接道：“上头也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人的骂也挨够了。”曾纪泽又道：“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是一个忠臣。” 

荣辱自辨，启迪后人

　　郭嵩焘的开明先进思想，得到一些主张维新变法人的赞赏，但也遭到顽固守旧分子的指责。在郭嵩焘出使英国之时，就曾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的“藩属”，定期要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19世纪后期，中国虽然屡遭列强侵略，但这种对外观念并无改变，认为中国派驻对外使节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所以，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他出使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有人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一些守旧的湖南士绅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 

　　郭嵩焘考察西方的总结著作《使西纪程》经总理衙门刊行后，立即引来顽固守旧者的口诛笔伐，痛斥他“极意夸饰西洋……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还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 

　　郭嵩焘被罢职回乡时，不独当地官员对他十分轻慢冷遇，连士绅百姓也对他表达了各种形式的鄙视。当他抵达长沙时，有人 “以轮船不宜至省河，属书阻之”，还有人四处张贴告示，指斥其“沟通洋人”。 

　　对于无知的指责，郭嵩焘蔑然视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表明了不以世间毁誉为进退的心迹：“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自谓考诸三王而不谬，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 ，于悠悠之毁誉何有哉！”他还在诗中唱出了心中的强音：“流传万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充分表达了胸中的自信。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病卒。当时由王先谦等具奏，李鸿章代奏，对于他为人治学方面的优长颇做铺陈，请求给予赐谥。但朝廷回答是：“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与朝廷的无知无情相反，当时的学者王先谦为郭嵩焘撰写的墓志铭对其一生功绩作出了高度评价：“利在国家，岂图自私！……皦而风节，百世之师。文章满家，鸾凤其仪。谤与身灭，积久弥辉！” 

　　后来的维新派杰出人物谭嗣同为郭嵩焘鸣不平，并向他致敬：“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嵩焘）侍郎，湘乡曾劼刚（纪泽）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维新派的另一杰出人物梁启超也称赞郭嵩焘是“最了解西学的人。” 

　　郭嵩焘生前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制订了一个时间表，认为中国要用四百八十年完成赶超西方强国之路：学习西方军事，三十年可初见端倪；学习西方制造工业，五十年可稍见成效；兴办新式学校，一百年方能树立起人才；再用一百年荡涤旧习；再用一百年砥砺精英；再用一百趋于大成。由于当时顽固守旧派的强大，郭嵩焘这个时间表制订的时间长了些。 

　　后来的历史进程比郭嵩焘的时间表要快得多了。郭嵩焘逝世后七年（1898年）便发生了戊戌变法；再过13年（1911年）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再过67年（1978年）走上全面的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年大见成效，已接近了世界强国的门槛儿。郭嵩焘地下英灵如得知中国进步步伐比他想象得快如此之多，定当大欣然于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