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到晚唐，愈写愈难，好诗几乎作尽——宛如时至晚深秋，东风无力，百花凋零。倘路过李商隐的花圃，却还是红绿点点，菊香满园。斯人独自坐于夕阳下，怀想昨夜星辰，追忆逝水华年，满腹哀伤，轻轻吟出一句“相见时难别亦难”，发出无比伤感的隐语。其时夕照虽佳，然大唐诗林里薄雾弥漫，透出末世的忧伤，越发朦胧凄美。
　　公元851年某日，四十岁的李商隐收到了东川节度使柳仲郢的入幕邀请函，以及用于筹备行李的三十五万钱。柳大人在聘书中礼贤下士，言辞恳切。刚刚经历伤妻之痛的李商隐，犹豫再三，还是狠下心来，将年幼的孩子托付于人，再一次腾装启程，远赴他乡。
　　面对挥手作别的稚童，这样的远途跋涉与长年奔波，对于一个人到中年的父亲来说，大约是心有不舍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京城不可留恋，远方的温情召唤不可拒绝。悄然出京，渐行渐远，他身后的长安城，慢慢地，成为一个黑点，渐而成为一个山屏水障的朦胧之地。
　　这已经是他一生之中的第六次入幕了。车颠船摇，一路行走。沿途风景依旧，然而李商隐的心中，依然在回味着“每嗟漂泊”的生活。二十多年的漂泊与行走，往事历历在目，使得他深深陷于诗事、情事与人事之中，不能自拔。
　　追忆逝水年华，或许成了他寂寞行旅中唯一可以排遣心境的重要方式。

　　商隐幼能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
　　一开始，李商隐的运气并不坏，早早地就遇贵人相助，得到当朝高官名士、天平节度使令狐楚的偏爱与激赏，十八岁时，便应邀入幕，做些文字工作。令狐楚对他百般疼爱，情同父子，甚至让他和自己的儿子令狐綯一起读书游玩，亲自教习写作。令狐楚的骈文写作，功力甚深，对李商隐悉心传授，使之深入堂奥。多年以后，李商隐在《谢书》一诗里就曾写道，“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卧冰求鲤的孝子王祥曾受赠宝刀，后来位至三公，但李商隐觉得，得传衣钵，学业大进，便已心满意足。
　　令狐楚是一位负责任的长者，在请求归京治病之际，仍然带着李商隐。在京城，因为令狐父子力荐，李商隐考中了进士。可惜令狐楚在他功成名就的那一年，因病亡故。临终前，令狐老先生托请昔日门生，为自己撰写墓碑。李商隐含泪写下了“昔梦飞尘，从公车轮；今梦山阿，送以哀歌”的奠文，哭祭恩师。
　　时隔不久，李商隐又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府幕。王茂元喜读书，爱才子，对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更为赏识。其时，李商隐结发妻殁，王茂元怜其孤身，把视为掌上明珠的小女儿嫁给了他。
　　两位封疆大吏，一个助他学业有成，跃入龙门，一个使他成为乘龙快婿，爱情与事业的前景一派光明，青春的花儿，迎着和风，艳丽开放。这对于一个身处下层的读书人来讲，实在是意想不到的福祉。倘若这样，人生倒也算是美满如画了，可是，正因这两个最敬佩的人，却令他后来陷入了人生的绵绵困惑中，不能自拔。
　　李商隐生不逢时，恰巧赶上了唐朝历时最久的一次派系斗争——“牛李党争”。牛党以牛僧孺为首，李党以李德裕为首，两个以宰相为中心人物的权力集团之间，出现了不可弥补的裂隙。两支泾渭分明、庞大纷杂的政治力量相互倾轧，采取各种手腕，争夺话语权、人事权，争执牛耳，以期获得最大的利益支配权。每逢议政，就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喧哗充斥于大殿之上。一派得势，另一派便遭排挤殆尽。隔数年，另一派卷土重来，先前一派又被打击得如落花流水一般。宰相轮流出局，新官粉墨登场，官员频繁更替，这场长达四十余年的“牛李党争”，使朝廷几乎成了一个泼妇骂街的闹市。
　　年轻的李商隐，一个只知整日埋头苦读的书生，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夹在了其中，卷入了漩涡。牛党里的令狐楚是他的义父，李党里的王茂元是他的岳父，两党人中，于李商隐俱有恩义。非右即左，非左即右，在外人看来，他是李党中人的女婿，亲情与血缘，比起同乡、同门、同年之类的关系似乎要更紧一层，成为衡量政治立场的重要标准。于是，李商隐被“顺理成章”地归入李党一类。
　　李党失势之时，牛党踩肩而上，于是，李商隐便被认定有“背恩”的恶行，从此一落千丈。
　　令狐绹坚定地认为，这个当初在令狐门下得益数年的同门师兄弟，现在成了“忘家恩，放利偷合”的小人。
　　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
　　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李商隐《寄令狐学士》
　　误解是一剂最为可怕、难以下咽的苦药，只能独自品尝，独自消受。义兄令狐綯后来官至宰相，而李商隐却一生困顿。李商隐曾屡次陈情，但不被谅解。据《北梦琐言》载，有一年重阳日，李商隐访谒令狐宅不遇，于厅上题诗“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等句，及至令狐绹归来，读后很是不快，本欲磨去诗题，却因诗中有父亲名讳“楚”字，于是“扃闭此厅，终身不处”。
　　对于李商隐的仕进，令狐绹也一直视若无睹，未能伸出奥援之手。
　　其实，李商隐只是误踏入党争的地盘，却未参与具体的事端。政治上的腾挪跳跃，人际上的太极八卦，皆非他所长。他一介书生，下层官僚，又如何会掀风鼓浪？可是，在那党同伐异、冰火难共的派系争斗中，他遇到的，是异样的目光，还有无情的排笮。他那哀婉忧伤的诗句，没有赢得任何谅解与同情。伤感困扰着他，真是欲说还休，欲罢不能。
　　为了生计，李商隐必须找到工作。他又入了郑亚之幕，到了风景秀美的桂林。然而只有两年时间，这位李党分子的郑大人便被贬谪，幕散，李商隐又被遣归。接着，卢纶的儿子、武宁节度使卢弘止的召唤又来了。不到两年，卢弘止病逝，李商隐再一次尝到了无可归宿的滋味。他选择了逃离。从北向南，企图避开这场铺天盖地的暴风雪。
　　如果说李商隐恰如一株芍药，却很不幸地生长于彻骨严寒的政治高寒地带。“古来才命两相妨”，他说，他只能在内心里，无助地发出“赤白徒自许，幽芳谁与论”的悲愤呐喊。数次入幕，几多辛酸，也许，是自己的命不好吧。
　　那么，只有沉醉于爱情。李商隐的一生中，起码遭遇了三次以上不得不说的爱情。李商隐写得最好的诗，几乎都是为情而作，尽管这些爱情都不长久。
　　先是结发之妻，继而是王节度使的女儿，他们相爱得也深也切，“何当共剪西窗烛”，说这话时，已是妻亡三年。这其间，多情的李商隐据说又有艳遇，一个是女道士宋真人，一个是商人之女柳枝，还有便是宫中舞女飞鸾与轻凤。
　　传闻不知真假，但从诗里看得出来，爱得真切，然却都是水中花、镜中月。短暂的风流，换来的却是无边的思念与惆怅。这些爱情经历，尽管销魂蚀骨，也令他魂牵梦萦，不堪重负。黑夜里的爱情，见不得半点阳光，叫他如何曝晒疲惫的身心？李商隐一生的心事，只得托付纸笔：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距成灰泪始干。
　　晚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李商隐《无题》
　　无题，只能是无题诗，只能是伤感的，含糊不清的表达。“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离人远去，他独相思。“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年轻时的李商隐，也曾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吧？十多首的《无题》诗，就像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梦境，成为李商隐在晚唐诗歌里的独创。
　　回忆之中的李商隐，思今抚昔，百感交集。人生的路，远比回忆来得漫长。
　　很快，他便如期抵达柳仲郢的府幕。文字工作于李商隐来说，总算是件如鱼得水的事情。可是，他的愁容，还是被细心的柳仲郢发现了。才子伤情，大人不乐，好心的柳仲郢要为他物色一门亲事，重置家室，走出愁闷。于是，安排了貌美如花、色艺双全的乐伎张懿仙，嫁李商隐为妾。可是，此时的李商隐，历经人事与情事的折腾，早已心灰如土，志在玄门。他写了一篇《上河东公启》，婉言谢绝。在信中，他说，自己心爱的妻子王氏刚刚去世，而孩子都还小，流落至今，实在无法承受这片好意，“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
　　这篇《上河东公启》，在我以为，是李商隐对于情事的总体阐述，以前也许有过风花雪月的诗句，但都只是为文而作，凭空虚指，并非有实。不知道李商隐的表述是否真实，但可以确信的是，李商隐在这次入幕之后，拜高僧知玄为师，寄情佛道，从此更无续弦再娶之心。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锦瑟》
　　这首《锦瑟》，后人莫得其解，不能知其所指。从唐到今，不乏名家大师为之作解，试图打开尘封千年的情感密钥。可是越解越不明白，越解越不能说清道明原委。有说为悼亡之作，有说为伤己之作，有说为怀念情人所写……像《无题》般的伤感一样，指向不明。也许，只有李商隐知道自己的内心。他像一条蚕虫，在黑漆的夜里，吐出了光洁的丝线，将自己结结实实地包裹起来，成为茧中一蛹。我们权且可以认为，这是李商隐式的伤感隐语。
　　深厚的骈文功底，为李商隐藏匿情感的伤痕，提供了文学上的巧妙掩盖。他在京时与温庭筠说过，自己心思不在其他，“所思惟翰墨”；晚年时也曾咏怀寄诗早年同在秘书省工作的旧僚，坦言“攻文枯若木，处世钝如锤”；在《樊南甲集序》中，也说“恣展古集……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这么多年来，李商隐确也将立志言辞清丽、意韵深微的古文写作定为自己的第一追求。
　　《唐才子传》中提及，李商隐在写作时，“每属缀，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
　　李商隐深入浩如烟海的文苑深处，沉浸书斋，雄视百代，撷取典故，化为一篇篇瑰迈奇古、百宝流苏的风流文章。《唐诗三百首》里的选诗，收得最多的是杜甫，有32首。接下来王维29首、李白26首。李商隐名列第四，选了22首。这本清朝道光丁未年刊刻的唐诗集，为近几百年来最为脍炙人口、流布甚广的选本。施蜇存先生讲：“可以说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唐代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的诗人比爱好李（白）、杜（甫）、白（居易）诗的人更多。”《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也曾说过，“最不喜李义山之诗”，以其纯情少女，又值如花岁月，大约不是不喜欢他的诗，而是不喜诗中留情太多，对象不辨。
　　事实上，成年以后的李商隐，以“坎壈终身”的际遇，用三十年的努力，完成了他对于唐诗的终极性创造。将盛唐之后每况日下的诗歌，引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李商隐有一首诗，很能说明他的创作与心态：“寡和真徒尔，殷忧动即来；天涯常病意，岑寂胜欢娱”。
　　
　　 这个孤独而性格内向的才子，以忧郁化为幽香，在他的笔下，夕阳、柳树、蝉鸣，这些暗弱的色彩，柔弱的生灵，都成了他寄托情感的所在。时间久了，病从中来，四十多岁的李商隐，陷在无边的相思与愁苦里，化做尘泥。
　　据《唐才子传》载，老退之后的白居易，独喜李商隐文章，喜爱到了极点，说过这样一番话：“我死后，得为尔儿足矣”。这个老头子，甘当比他小四十岁的李商隐的儿子，可见李商隐的才情，得到了白老的充分肯定。白死后，李商隐果然生有一子，遂取“白老”作为儿子之名，以了却白居易生前的一桩夙愿。这件事，是我在读李商隐的几日中，惟一开怀大笑的可记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