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简介：陈独秀怎么死的，陈独秀被撤职后的后半生
陈独秀原名陈乾生，字仲甫。1879年10月9日，生于安徽安庆怀宁县。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
1903年回国后积极参加拒俄运动，组织安徽爱国会。7月在上海协助章土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
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陈独秀在杭州鼓楼张贴声援武昌起义的檄文。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发端。《新青年》推出德先生和赛先生，批判孔孟，倡导自由。1916年末蔡元培阅读《新青年》后登门恳请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鼓励他“把杂志带到学校来办”。第二年初，他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在箭杆胡同9号的寓所成立了新的《新青年》编辑部。
陈独秀上任以后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将文科分成中国文学、哲学、史学和外语的英、德、法、俄等七个系。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在课程中增加必修课和新的选修课，如李大钊的《唯物史观》，把马克思学说搬进大学讲堂。1917年初，陈独秀写作《文学革命论》讨论文学改革问题，引发了国内著名学者的相关讨论。
为使《新青年》适应形势需要，从第五卷五号起，陈独秀在其上刊登了蔡元培在天安门前的讲演和李大钊《庶民的胜利》、《Bolsherism的胜利》；并于1918年12月22日与李大钊等创办《新青年》副刊《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19年4月，由于反动当局压迫，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1919年6月因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于9月获释。
1920年初他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从中共一大到五大，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中，他针对性地提出了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思想。经过讨论，与会代表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推进北伐，促进了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
在大革命后期，他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
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1929年11月，因为他因为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托派纲领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在狱中，写了《荀子韵表及考释》、《实庵字说》、《老子考略》、《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干支为字母说》等音韵训诂学著作。
抗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出狱，审时度势，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生活拮据，但拒不接受国民党的汇款。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他的墓位于安庆市北郊十里乡叶家冲月形山麓。墓碑上只有“陈独秀之墓”五个字。尽管无任何说明和评价的文字，但陈独秀早年在新文化运动和建党之初的突出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
陈独秀晚年受资助数万元为何会穷困潦倒而死？
文章摘自《文史精华》2006年第1期 作者：罗学蓬 原题为《陈独秀晚年穷困潦倒之谜》
一
笔者研究陈独秀晚年生活多年，与所有研究家一样，认为陈独秀晚年经济十分窘迫。但让人大惑不解的是，陈独秀在江津3年多时间里，既有章世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薜农山、包惠僧、段锡鹏、杨鹏升、邓氏叔侄等众多新老朋友或多或少不定期的资助，胡适与赵元任也各赠陈独秀1000元，杨鹏升一人有据可查的便赠陈4500元。其中一位“晋先生”，先后资助陈2200元。“晋先生”究系何人？非但笔者未能查实，连陈独秀在辞世前一月余，即1942年4月5日写给杨鹏升的最后一封信表明，他也同样不认识这位“晋先生”：“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更觉惭惑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除此之外，他还有其他零碎收入进项。
1940年2月26日，陈独秀给写信前来问候他的病情的杨鹏升复了一函，谓：“顷接行严兄（章世钊）由渝转来十六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只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差足，先生此时想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旬愈不可，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惑无既，辱在行乞，并谢字也不敢出口也！”又谓：“一病十月，未能写作，颇为烦闷。”因杨鹏升在此信中谈到他的几位友好对陈独秀极为仰慕，都想资助他，又恐遭拒绝，故陈独秀又针对此事答道：“曾与编译馆约购一稿可以支取应用，不应以此累及友好，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并随信附去一首小诗，诗云：
连朝江上风吹雨，几水城东一夜秋。
烽火故人千里外，敢将诗句写闲愁。
（注：长江流经江津时，呈一“几”字形将县城环绕，形成半岛，故江津别称“几江”、“几水”。）
虽有杨鹏升等朋友施以援手，但陈独秀自尊心极强，宁愿受穷，也不愿接受朋友资助，故而屡屡婉言谢绝。1941年3月23日他复函杨鹏升问“千元汇票一纸”作何用，因杨函中“未示此款作何用”，意为不敢无功受禄。同年8月6日，又复函杨鹏升无意收到省行“千元兑票”一纸，并告：“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杨鹏升无奈，只得讲究“策略”，此后陈独秀在江津期间所用的稿笺、信封便全由杨鹏升包制包赠，这些信笺和信封上均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字样。
陈独秀对杨鹏升的大力资助，可说是既惭愧又感激。他在江津1939年5月至1942年4月5日3年期间，总共给杨鹏升写了40封信，连陈独秀临终前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也是给这位平生只见过一面的好朋友的。其间，杨3次接济陈独秀计2300元，托章士钊等人转寄陈独秀亦3次，计2200元。“晋先生”资助2200元，杨鹏升且赠印有“仲甫专用”的稿纸、信封，使陈独秀维持生计外，得以著书立说。
二
重庆薜农山，让陈独秀兼着一个《时事新报》主笔的虚衔，每月铁板钉钉给他寄来160元，北大同学会每月还有300元同样稳定的汇款。有一次迟迟没有收到北大同学会的汇款，陈独秀十分焦急，还给昔日的同事蒋梦麟写信催问。蒋梦麟于陈独秀逝世后，在《新潮》撰文说：“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这段话提到了国民党政府“维持”（资助）陈独秀是符合实际情形的。一方面，陈独秀的风骨决定了他拒绝接受蒋介石的资助；另一方面，蒋介石想利用他的影响来反对共产党，所以一直没有放弃拉拢他的念头。蒋介石派戴笠、胡宗南前往白沙镇石珠巢拜望陈独秀，亦可证明此论不谬。
而类似于前面所提到的“晋先生”等古道热肠之辈，也还不乏其人。
1941年10月4日，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中便有这样的句子：“函转某先生赐款六百元，已由省行寄到，既经兄代为接收，何敢言辞？即希代某先生致谢。某先生为谁？尚希示之！”用了别人的钱，连馈赠者的名字也不知道，这让陈独秀十分过意不去。
除了以上收入，陈独秀还有虽零零碎碎却颇可观的诸多进项。他所撰文章，也多多少少能为他换回些稿费。年节为人写对联，不少大户人家新房落成，恭请他写匾额，也绝对不会让他白写。他在江津城中的日常生活所需，主要也是由邓仲纯和邓季宣兄弟承担。逢年过节及过生日等，在江津油溪镇做稻米生意的大姐向荣和大姐夫吴欣然，也会给他一些帮助。后来他去了石墙院，房东杨庆余也未收他一文房钱。他在城关镇、白沙镇发表讲演有报酬，以他的名气，以人们对他的敬重程度，想必给少了也不好意思拿出手。他为地方名流们破石题字也有不菲的润笔。
龚灿滨先生就谈到：“陈独秀辞世后，我在城关镇和龙门滩、油溪镇、白沙镇见到陈独秀为我的朋友新建房屋写的小篆横匾，字体遒劲有力。听朋友说，他们原本仰慕陈独秀的大名，请他题匾，既能为家中增光添彩，也藉此给陈独秀送去一些润笔。”
“一些”是多少？龚灿滨继续道：“做粮油生意的刘建初盖新房时，陈独秀应请为其写了一个‘仁寿修居’的楷书横匾。刘建初奉上的润笔费是每字二百元。”
更重要的是，国立编译馆为出版他的《小学识字教本》，已先后预付他2万元稿酬，这不啻是一笔巨款……凡此种种，他怎么可能就穷到把柏文蔚赠他的银鼠皮袍也送进当铺去换几个铜钱的地步？
即使陈独秀后来到了石墙院，自立锅伙，陈独秀也还雇了一个焦姓男子当家厨兼仆人。1940年12月23日他致函杨鹏升：“数月以来，物价飞涨，逾于常轨。弟居乡时（即住在石墙院时），每月用二百元左右，主仆三人每月食米一斗五，即价需一百元，今移居城中月用三百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宽裕，其时一斗米价只三元，现在要七十元。”
1941年8月6日陈独秀又致杨鹏升：“兹又接七月二十四日来示，内附有省行千元兑票一张，妥收勿念。屡承吾兄垂念鄙况，既感且惭，无以答雅意，如何可安！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乞吾兄万勿挂怀！”
按照月支出300元的标准，靠北大同学会与《时事新报》两处月入的460元，他的生活不仅不能算“清贫”、“拮据”、“穷困潦倒”、“晚景凄凉”，而应当是绰绰有余。
可以用来佐证陈独秀生活状况不差的证据，还有他给台静农的信：“……之瑜若能在聚奎任课，薪金自当由校中决定，他很重礼貌，薪金不甚计较，前在博学，据弟记忆，月不过百元。”
这是他为何之瑜写的一封举荐信，虽出于文化人的面子“薪金不甚计较”，但也明确提出何之瑜在原来任教的学校报酬是“月不过百元”。而这“月不过百元”，也就是当时一般公教人员一月的收入了。
凡此种种，均能证明陈独秀与穷字无缘。
三
但同样能够有力证明陈独秀“穷困潦倒”的证据也比比皆是。与陈独秀、潘兰珍同住石墙院的郭碧新说：“其实我们都晓得，陈先生是马屎外面光，穷得造孽。潘兰珍每天下午都在厅屋里跟杨家几个婆娘打麻将，瘾大胆子小，输多一点，打出一张牌手都在抖。”陈独秀死后亲手为他穿老衣、装棺的胡品中则说：“他又没啥经济来源。有次潘兰珍还托吴国兴进城，把陈先生的一件皮袍子（即柏文蔚将军送陈独秀的银鼠皮袍）拿到当铺里当了几个钱回来买米、抓药。我有心帮帮他，又没得这个能耐，我家里也穷。”
既有这么多钱，却又把日子过得来如此之苦，这似乎成了一个难解之谜。毛算起来陈独秀显然已经得到不少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呢？
后来笔者深究他为《小学识字教本》一书与陈立夫发生的争执，似乎才找到致他于穷困的真正原因。
陈立夫原本对处于穷困潦倒之中的陈独秀也还是给予一定照顾的。如1940年5月13日，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请示国民党教育部，就陈独秀所编《小学识字教本》再预支给陈独秀稿费5000元一事。陈立夫大笔一挥：“前稿已否交来？照发。”此款决定在本年度高等教育救济费中列支。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有信表明：“最近寄来之三千元，弟尚未付收据”；“编译馆二百元已寄来，收据附上，请交该馆会计”。此“三千元”，“二百元”，仍是国立编译馆付他的稿费。
他的《小学识字教本》，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前后两次批示，预支2万元稿费给他。可后来，为书名二陈却发生争执，相持不下，陈立夫以为如今新学已起，“小学”二字不妥，要陈独秀更改书名后才付印。
为此事，陈立夫还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信如下：
仲甫先生大鉴：
大著《小学识字教本》，斟酌古今各家学说，煞费苦心，间下已意亦多精辟，自宜付梓以期普及，唯书名称为《小学识字教本》，究属程度太高，似可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未审尊意何如？即希示复为荷。
顺候撰祺！
陈立夫拜十月十一（一九四一）
陈独秀则坚持己见，不同意改名，复信称：
十月十一日惠书诵悉。许叔重造说文意在说经，章太炎造文始意在寻求字原，拙著识字教本在便利训蒙，主旨不同，署名遂异。以其内容高深，不便训蒙者，朋辈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种乃为教师参考而作，儿童课本别有一种，但编排单字三千余，不加诠释，绝无高深可言，俱见全书，疑虑自解也。
陈独秀拒绝了陈立夫的建议，并与仲纯等朋友强调说：“自汉代起即称语言文之学为小学，章太炎也以为小学之名不符，主张改称语言文字学，脱了裤子放屁，何其烦琐也！”
接到陈独秀的回信，陈立夫也来气了，你陈独秀不同意更改书名，我就不给你出，我不信你这胳膊还能拗过我这大腿！
陈独秀当时急欲想把国立编译馆当做一个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每月固定预支他一笔稿费，他今后再用文稿相抵。虽然他与编译馆陈可忠也是朋友，但涉及到钱的事，他不便开口，便托与陈可忠同在白沙的台静农向陈可忠转陈自己的要求。如1940年4月9日，他致函台静农：“馆中有款，望直寄弟寓……为编译馆编书事或可行，唯馆中可以分月寄稿费，弟不能按月缴稿，馆中倘能信任，弟亦受馆中之钱，必有与钱相当之稿与之，不致骗钱也。”
但他与国立编译馆陈可忠的交情毕竟不能和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同日而语，此事终未达成。
四
耗费多年心血的《小学识字教本》被打入冷宫，让陈独秀大动肝火。他是个遇事喜欢走极端的人，索性给为这本书作序的魏建功（魏与家人也住在白沙镇）写信，怒气冲冲地说道：“此书迟迟不能付印，其症结究何在耶？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另谋印行耳！（请问问陈馆长，如有此事，嘱他直言勿隐，以便弟早日筹备退还稿费！）如何，希有以示知！”
这不啻是给国立编译馆下的一份最后通牒！
笔者至今并未查到陈独秀是否还国立编译馆2万元预付稿酬的依据，也从未看到过研究家们提到还这2万元钱的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立编译馆最终未出版他的《小学识字教本》；而另一点则只能揣测，以陈独秀一诺千金言之必果的个性，他绝对不可能给陈立夫、陈可忠等人留下一个耍赖的印象，“不至骗钱也”，这句话，他早通过台静农带到了陈可忠的耳中。你陈立夫、陈可忠不出我的书，我也决不用你一分钱！这样的事，陈独秀是完全做得出来的。只有为退这2万元他早已花光的预付稿费，他才可能把杨鹏升等诸多朋友，以及北大同学会的赠金不断地往这无底洞里填……直至弄得他最终当掉皮袍，穷死石墙院。
当然，这史料尚需史家考证。
即使堕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陈独秀也依然保持着他做人的原则与气节。叛徒任卓宣汇给他200大洋，他一看汇款人的姓名，立即叫邮差按地址退回；朱家骅曾赠他5000支票一张，他拒之；朱家骅又托张国焘寄去，陈原物寄回；张再托郑学稼寄赠，陈不仅照退不误，并致函郑学稼：“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又特地嘱咐，“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张国焘接信和汇票后悻悻说：“仲甫先生总是如此。”
陈独秀生前拒绝蒋介石的帮助，死后，蒋介石却领衔赠送5000元赠金，陈立夫、朱家骅也积极跟进，各有所赠。这笔钱是由北大同学会与何之瑜经手操办的，也就由不得已躺在黑漆大花板棺中的陈独秀接受不接受了。
陈独秀被撤职后：剽悍后半生，惊呆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蛰居武昌。在中共“八七”会议上，他被撤消了总书记职务。陈独秀被撤职之后，回到上海，隐姓埋名，在熙华德路一座贫民窟石库门房子的前楼居住下来，结识了小自己29岁的单身邻居、英美烟草公司女工潘兰珍。
虎落平阳，分外凄凉。当时的潘兰珍不知道眼前的老先生就是赫赫有名的陈独秀，只知道他是个卖字为生的孤苦老人而已。
那是陈独秀最为孤寂的时期。正逢大革命失败，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相继壮烈就义，陈独秀又犯下右倾错误，受到了党内批判，同时还遭到国民党的通缉捉拿，无奈地东躲西藏。婚姻生活两度离合，年过半百孑然一身。
张宝明和刘云飞在《飞扬与落寞：陈独秀的旷代悲情》一书中记载说：
“在潘兰珍的悉心照料护理下，陈独秀的生活也逐渐地条理化。在吃上可口应时的热菜、热饭之后，他的身体与精神均有了很大的改观。他换上西服，打上了领带，染上秋霜的头发也梳得油光闪亮。颏下的胡须也刮得精光。”
“在外人眼中，他们是父女，在二人心中，他们是师生，但是这种纯朴的师生关系在时间酵母的催化中也渐渐地发生转变。年龄已不足以成二人结合的障碍。”
“经过一场场激烈的思想斗争，潘兰珍终于定下了心，在寒冷的冬季向陈独秀表达了火热的爱慕之情。”
经邻居许大姐出面作媒，这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老夫少妻终于在1930年正式结婚了，后来还领养了一个女儿，随潘兰珍姓，叫潘凤仙。
1932年10月15日晚，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被上海国民党当局逮捕，后送往南京老虎山模范监狱关押。经庭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报纸登出后，潘兰珍这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潘兰珍当即辞去了工作，把女儿送往南通娘家，来到南京，在老虎山附近租了一间民房，靠做点女红零活维持生计，照顾陈独秀的牢狱生活。1937年8月，陈独秀坐了5年监狱提前释放，潘兰珍为丈夫整整送了五年牢饭。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各界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同时，共产党也发表消息，指责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红色中华》发表标题为“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的文章，《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
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相映成趣，后人评价这也许是三十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
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给蒋介石拍电报，称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而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请求给予释放。蒋却无动于衷，说：“独秀虽已非共党之首领，然近年共产党杀人放火，独秀乃始作俑者，故不可不明正典刑。”
被捕后不久，陈独秀与彭述之一起被解送南京，途中，在泥泞道路上陈独秀依然酣然入睡。令彭述之十分羡慕。陈独秀说：“吾已半老，别无所求。汝正青春，大有可为。万望勿作他想。”
1933 年4月14日，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开审陈独秀，审判进行了三天，旁听席上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章士钊主动为陈独秀辩护，十分卖力，陈独秀却不领情，说：“律师所云惟其本人观点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张，以吾本人之辩护状为准。”法庭上一片惊叹：“革命家!”陈独秀慷慨答问，“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其《辩护状》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均选为法学系教材。
审判后，55岁的“老青年”陈独秀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判刑13年;后上诉，减刑为8年。即被押解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俗称老虎桥监狱。
论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东方不败。
陈独秀将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他甚至与给自己送饭的老婆潘兰珍在狱中公然亲热，且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成为千古彪悍之事，也被后人誉为真性情男人。
在监狱中，陈独秀写下了《独秀文存》第九版，蔡元培亲自为这个在押犯人写序。令国民党大员们唏嘘不已。
《独秀文存》被评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
陈独秀被关押期间，宋美龄等显要都曾前来探望，只有胡适路过南京而未至。陈独秀怒斥之：“吾知适之是大忙人，此际正与达官贵人拜会饮酒，宁有暇访我哉。不过一旧朋友而已，失之可也。”胡适闻言急忙赶来，但两人一见面即争吵不已，陈独秀托胡适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适认真操作，经常写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而本无深交的蒋梦麟特地前来探望，并携来几部章回小说，被陈独秀视为知音。
八一三淞沪战役后，日本战机轰炸南京，老虎桥监狱被炸。陈独秀幸卧桌下，没有受伤。金女大中文系主任陈中凡(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商请胡适等联名保释他。政府当局表示，本人写悔过书，立即可办。陈独秀大怒：“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
何等凛然正气!
1937年南京沦陷前，陈独秀被提前释放。胡适、张伯苓、周佛海、傅斯年等名流为其接风洗尘。席上，周佛海请陈独秀到国防参议会挂个名，可保后半生衣食无忧，静下心来研究学问，陈独秀的北大学生、时任浙江省主席的朱家骅也禀承蒋介石的旨意，动员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部长，胡适让他去美国写自传的邀请，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均遭陈独秀严词拒绝。
同时也拒绝去延安。在武汉时，董必武曾去拜访，并对他说：“鄙人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唯一的要求是他写个书面检讨。生性狂傲的陈独秀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几经辗转，陈独秀带着潘兰珍到来重庆偏僻的江津县五举乡石墙村隐居，生活清贫凄苦、穷困潦倒。期间叶青送的200元、朱家骅赠送的5000元、蒋介石等从银行汇的钱他都一一拒绝，说“无功不受禄。”
战国初魏国丞相向魏文候说识人五法：
1、居视其所亲：看一个人平常都与谁在一起;
2、富视其所与：看一个人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
3、达视其所举：一个人处于显赫之时，就要看他如何选拔部属;
4、窘其所不为：当一个人处于困境时，就要看其操守如何;
5、贫视其所不取：人在贫困潦倒之际是否不取不义之财。
送钱者是出于对陈独秀的敬仰，而陈独秀的拒收给人留下的是更多敬仰!此等性格和人品，历史上有几人能做到?
晚年的陈独秀以大量的精力撰述了文字训蒙的专著《小学识字教本》，但稿件送审时，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书名不妥，要陈独秀改书名。陈独秀坚决不同意，并说“一字不能动”，把预支的8000稿费也退回去了。
直至陈独秀因病谢世，《小学识字教本》仍未出版，成了他晚年未了的一大憾事。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贫病交加，在四川江津去世，消息绝少见于报端，中共的机关报更是毫无登载。有报纸评论道：“如此一代人杰之死，此时此地，实有不胜寂寞之感。”
陈独秀弥留前给潘兰珍留下的惟有一句遗言：“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
话说当年，肯尼迪总统在白宫宴请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包括梦露在内的演艺界名流。当时，正在自己的农庄里锄草的意识流小说大师福克纳，给总统回信说：“为了吃顿饭去白宫实在太远了。我年迈体衰，不能长途跋涉去和陌生人一起吃饭。”
名士总是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堪称打不死、炖不烂的铜豌豆。
历史奈我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