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84年，刚刚在淝水之战中取得胜利的东晋名相谢安不久被排挤出朝廷，由皇室会稽王司马道子执掌大权。在东南一隅已经残喘了六十七年的东晋王朝，从此走向了没落。从桓玄的叛乱，到刘裕的称帝建宋，这中间还爆发了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暴动。东晋王朝的灭亡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此时，司马道子(公元364年--402年)、司马元显(公元382年--402年)父子相继不幸成为亡国的宰相。他们以皇室子孙身份高
居相位，在政治上贪奢骄横，使东晋政权迅速走向灭亡。

沉醉宰相
　　司马道子出身皇族，年幼时过继给琅邪孝王司马裒为子嗣。他年轻时因清静淡泊被谢安所称赞。他出身高门，年少富贵，10岁时即被封为琅邪王，之后屡居显职，官至徐州刺史、太子太傅。淝水之战前夕，接替谢安出任录尚书事。一年后，他把谢安排挤出朝廷，开始大权独揽。他是个权势欲望极强的人，但是又毫无才能，昏愦之极。因此，他出任宰相后，朝政日益败坏，不久就引起政局的混乱。
　　其时，晋孝帝不理朝政，整天只知和族兄弟司马道子饮酒唱歌。他们崇信佛教，因此僧尼多被亲近，得宠的很多，有的甚至窃弄权柄。他们交往的人，都是些奴颜婢膝之徒。他们任意授官，郡守长吏，多为司马道子所提拔录用。司马道子在做扬州刺史以后，权倾朝野，很多人都来阿附。其中王国宝天性卑下佞谀，因此最为司马道子所宠爱。这些人以贿赂得官，政治昏乱，残害百姓，又信奉佛教，用度极为豪奢，使下层人民受到极大痛苦。
　　司马道子所宠爱的赵牙是倡优之子，茹千秋本是钱塘地方的捕贼吏，也因贿赂谄媚为司马道子所重用。他任命赵牙为魏郡太守，茹千秋为骠骑咨议参军。赵牙奉命为司马道子筑成东府府第，在里面筑假山、开凿水池，种树栽竹，花费上万钱。司马道子让宫中人在其中开设酒店，在池塘边当垆卖酒，自己则和那些宠爱亲信们乘船去饮宴，以此为乐。晋孝武帝曾经到这里，看过以后对司马道子说：“府第内有山，可以登高远眺，非常不错。只是修饰太过分了，这不能向天下人表示节俭啊！”司马道子无言以对，只好唯唯答应，左右陪随的大臣也无人敢说。皇帝回去以后，司马道子对赵牙说：“皇上要是知道假山是用版筑做成的，你必死无疑了。”赵牙反应机敏，谄媚说：“有您在，我怎么敢死呢？”因此反而更加大兴土木。而茹千秋卖官售爵，聚敛财富也达几亿钱。
　　太元以后，司马道子喜好终夜饮酒，蓬头垢面，不理政事。有一次，桓玄去拜见他，正碰上他喝醉了。在座的客人很多，他睁大眼睛对周围说：“桓温(桓玄父)晚年想造反，是怎么回事？”桓玄吓坏了，伏在地上大汗淋漓。长吏谢重赶忙起身回答说：“已故宣武公(即桓温)废黜昏庸，匡扶明主即位，功勋超过伊尹、霍光。至于那些七嘴八舌的议论，只有您来裁决了。”司马道子听到这话，意识到自己酒后失言，就连忙点点头，连声称是。接着举起一杯酒敬桓玄，桓玄才起身。桓玄是个有野心的人，司马道子出言不加忌讳，更加引起了桓玄的不安，更是痛恨司马道子。这也成为后来桓玄起兵反叛的原因之一。
　　朝政的昏乱，引起一部分官吏的不满。左卫营将军许荣上疏，认为任用奸佞，亲近僧尼，政教不均，禁令不明，是导致国家混乱的原因。疏上后，司马道子连看都不看。中书郎范宁也陈说得失，皇帝于是渐渐对司马道子不满，但表面上还是很尊重他。司马道子为皇太妃所宠爱，待他如同自家人，因此他就依仗宠爱，挟持酒兴，常常违失礼仪恭敬。皇帝心中更是不满，但碍于太妃的情面，还是加以礼遇。博平令吴兴人闻人爽上疏，认为茹千秋父子卖官爵贪赃枉法；宠臣各开小府，设置自己的佐属，于国家大有损害。上奏以后，皇帝更不高兴，但迫于太妃，也就没有罢他的官。从此，晋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兄弟问丧失了友爱之情，太妃常常为其调解。司马道子面临着信任危机，但却仍不思悔改。一次，中书郎徐邈认为王室最密切的人莫过于司马道子，应该和睦相处，就劝孝武帝说：“从前汉文帝不失为圣明君主，还后悔错对淮南王刘长；世祖皇帝(司马炎)聪明睿智，还有愧于齐王司马攸。兄弟关系，应该慎重处理。”孝武帝深以为然，就又同以前一样信任司马道子了。
　　司马道子得到皇帝信任，自然更是肆无忌惮。当时就有人作《云中诗》来指斥他们，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宰相沉醉，轻发号令；捕快千秋，干预朝政……”由此可见人们对他们的憎恶程度。
引火烧身
　　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东晋宫廷发生政变，孝武帝被杀，太子司马德宗继位，是为安帝。皇帝暴死，在其时是一件大事，但司马道子要的只是权势，对此事根本不加过问，而借安帝登基之机抢到了摄政的高位。
　　晋安帝是一个连冷热都分不清的白痴，司马道子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了。王国宝、王绪兄弟也得到了高官厚禄，作威作福，贪污受贿，难以计数。他们又说动司马道子裁撤王恭和殷仲堪的兵权。孝武帝在位之时，因为要防范司马道子权势过盛，任命皇后兄王恭为平北将军，镇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控制北府兵；以振威将军殷仲堪为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分了司马道子的兵权。又引王恂为尚书仆射，王雅为太子太傅，分了道子的行政权和决策权。当时司马道子对孝武帝寸土不让，以王国宝为中书令兼中领军(中央禁军将领)，参与机要和执掌武官铨选，又引十绪为心腹，深相结纳坐镇历阳的庾楷，引为外援，以此来对抗孝武帝。这样，司马道子与王恭分别形成两大集团，互相攻伐.这时要裁撤王恭和殷仲堪的兵权，自然会引起他们的反对，无异于引火烧身。王恭早就心怀不满，此时正好找到借口，遣使游说殷仲堪，以讨王国宝为名,联合兴兵。隆安六年(公元397年)四月，王恭首先发难。司马道子听说两镇联兵，六神无主，只好杀了土国宝和王绪二人，求王恭退兵。两人一死，王恭已无借口，只好暂时作罢。
　　王国宝死后，司马道子举荐谯王司马尚之和司马休之兄弟为心腹，密商对策。司马尚之劝说司马道子说：“地方势力强盛，宰相的势力就会减小，应当暗中树立羽翼，以便来保护自己。”司马道子深以为然。于是，在司马尚之的建议下，司马道子以王愉为江州刺史以防备王恭，并且割庾楷管辖的四郡归王愉节制。这一来引起了麻烦。庾楷本来结党于司马道子，是司马道子强有力的外援，万万没想到司马道子竟会拿他开刀，一怒之下，庾楷派遣儿子去游说王恭再次起兵。上次王恭没有敢大动干戈，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庾楷兵马太盛，威胁到其侧背，现在庾楷自己送上门来，自然求之不得，立刻知会殷仲堪与桓玄，自为盟主，约期在隆安二年再次进兵，会攻建康。
　　司马元显时年16岁，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他自告奋勇，要求讨伐王恭。他慷慨地对父亲说：“去年不讨伐王恭，才有现在的事。如今若是再满足他的胃口，宰相的灾难就不太远了。”他自荐为征讨都督。司马道子日夜饮酒，见儿子主动请缨，就把军权交给了元显。司马元显虽然年少，但却聪明多智，果敢敏锐。他命令卫将军王恂、右将军谢琰对付王恭，司马尚之对付庾楷。企图利用谢琰与北府兵的关系，瓦解北府兵的战斗力。
　　王恭桀骜不驯，手握北府劲旅。可是他既不知兵，又不会用人，军权全交给大将刘牢之等人，而且平时又不恤士卒，因此刘牢之等人对他早已恨之入骨。司马元显抓住了这一点，派密使游说刘牢之，答应事成之后，把王恭的名号授给他。于是刘牢之阵前倒戈，杀死了王恭。
　　司马尚之进军也颇顺利，打败了庾楷，接任豫州刺史，但不久就被桓玄和杨俭期的部队打败。桓、杨的军队进围建康，京城面临威胁。司马元显急命刘牢之入卫京师。刘牢之能征惯战，在淝水之战中享有很大的威名，桓玄由此而生怯心。司马道子又采纳了桓修的意见，发表桓玄为江州刺史，杨俭期为雍州刺史，而贬殷仲堪为广州刺史，由桓修接任其职务，企图以此收买桓、杨二人。此举果然奏效，桓、杨二人拒绝殷仲堪的号令，准备和司马道子联手。但殷仲堪也是老谋深算，他一知道朝廷的任命，马上退回寻阳(今江西九江)，命令桓玄和杨俭期也回撤，如不听命，他一回江陵，就将他们所统帅的士兵家属全部杀掉。此计非常毒辣，桓、杨所部军心不稳，再不回撤，军队就会哗变，只好服从殷仲堪的命令。此后，三人互换人质，共推桓玄为盟主，和朝廷讨价还价。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也知道刘牢之绝不会为他们卖命，趁此收回成命，一场祸乱暂告平稳。
父子丧命
　　司马元显的野心比他父亲还大。杀王恭，逼退殷仲堪后，他自以为算无遗策，天下智计之士无出其右。恰巧此时司马道子有病，又昏庸沉醉，司马元显知道朝廷对他已经失望，就想夺取父亲的权力。他引张法顺为谋主，乘司马道子长醉不醒的机会，矫诏解除了司马道子的官职，自任录尚书事兼任扬州刺史。司马道子醒来以后，才知道大权已去，却也无可奈何，由此更加嗜酒如命，成日昏醉，干脆把大小事宜，一概托付给司马元显。当时人们把司马道子称作东录，司马元显称为西录。西府车马填门，而东府却门可罗雀。
　　司马元显少年得志，大权在握，自然骄横不可一世。他聚敛不已，富过帝王；又自诩德高望重，勒令百官向他跪拜致敬。他性情苛酷，生杀由己，张法顺多次规劝，他都不听。
　　此时，刘牢之镇守京口，控制江淮，殷、桓、杨三人牢牢抓住了荆州、江州等上游地区，司马元显的号令充其量只能行施于三吴一带。他知道，要真正掌握生杀予夺之权，必须有强大的兵力为后盾。为了组建一支由自己直接指挥的军队，他下令征发三吴的免奴客当兵，名为“乐属”。三吴是以王谢为首的北来土族和吴地士族盘踞的地区。此举直接危及到他们的利益，引起极大的不满。各级官吏又乘机营私舞弊，贪污勒索，加剧了这一带的社会矛盾。东晋建立以来，财赋主要仰仗三吴地区，这里人民的负担远比其他地区为重。司马元显此举无疑是火上浇油。不久就爆发了孙恩、卢循领导的暴动。自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到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孙恩、卢循败而复起，散而复聚，最后以卢循率余部逃往广州暂告结束。三吴历经四年的战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饥荒十分严重。北来士族也受到空前的打击。东晋王朝赖以生存的根基业已动摇，已经岌岌可危了。
　　孙恩、卢循刚刚败退，又有一件事让司马元显大伤脑筋。这时，桓玄、杨俭期和殷仲堪的三人联盟发生了危机。他们都想独霸荆州。司马元显为了加剧三人的矛盾，促使其互相火拼，下令割荆州八郡给桓玄。这使殷、杨二人十分惊慌。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桓玄利用荆州水灾的机会，一战而消灭了杨俭期和殷仲堪，独霸长江中下游。同时也频频插手下游事务。
　　桓玄一面安置亲信，招兵买马。一面又发布檄文，指责时政，声言一切祸乱均由司马道子父子造成，要他们趁早下台。司马元显当然决不会拱手让出大权，就自为统帅，下令讨伐桓玄，以刘牢之为前锋都督。
　　军队将要出发，桓玄的堂兄骠骑长史桓石生派使者飞报桓玄。桓玄进驻寻阳，传檄京城，宣布司马元显的罪状。不久，又进军至西阳。皇帝身穿戎装在西池给司马元显送行，司马元显刚刚上船，桓玄已到新亭。司马元显丢下船只退守国子学堂。第二天，在宣阳门外列阵，由于军心不稳，司马元显的部佐多有逃散。
　　这时，前锋刘牢之又归降了桓玄，形势更加不妙。司马元显刚回到宣阳门内，刘牢之的参军张畅之带人追赶，大家一哄而散。司马元显逃进相府，只有张法顺跟随。他向司马道子求计，司马道子只是对着他哭，毫无办法。桓玄派太傅从事中郎毛泰逮捕司马元显，将他送到新亭，绑在船前，数落他的罪状。司马元显回答：“我为王诞、张法顺所误！”桓玄把他递交廷尉，连同他的六个儿子一起杀掉。桓玄又上奏说：“司马道子饮酒无度，放纵儿子，应当弃市。”朝廷下诏迁司马道子到安成郡派御史杜竹林看护，杜竹林竟秉承桓玄旨意毒死了司马道子。司马道子死时年仅39岁。据说，皇帝在西堂为之痛哭了三天。
　　司马道子的一生，除了权力与酒之外，大概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让他心醉了。他权力欲极盛，却又极为昏庸，才智平平，只知道宠信小人，整日嬉戏。在多事之秋，由这种人执掌相权，可以说是东晋王朝的大不幸。
　　相比而言，他的儿子司马元显至少显得比他聪明英勇些。在讨伐王恭、殷仲堪的战争中，他颇似“雄姿英发”的少年周郎。只可惜他远没有周瑜的谋略，却有着比周瑜更为狂妄的个性。而且，他窃取父亲的权力，也让人看到了他狡诈冷酷的个性，充其量只能说他是一个狂妄的野心家。
　　且不论桓玄如何，至少我们可以说，司马氏父子的死，是罪有应得。历史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