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名燮，字克柔，因排行第二，自称郑大、郑大郎。板桥是其号，或题板桥居士、板桥道人，晚年自署板桥老人。他是清代杰出的艺术家、文学家。
　　郑板桥生于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卒于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终年七十三岁。综观其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四十四岁以前，在贫困中成长；四十四岁以后至六十一岁以前，中举做官；六十一岁以后，卖画终老。
家业衰败 刻苦求学
　　郑氏祖上本属书香门第，先世原居苏州，明代洪武年间始迁扬州府属兴化县城东之汪头。曾祖郑新万，字长卿，是个庠生。祖父郑湜，字清之，是个儒官。父亲郑之本，字立庵，号梦阳，是个品学兼优的廪生，先后教授过几百名生徒。舅父汪翊文，奇才博学，隐居不仕。生母汪氏，在郑板桥出生三岁时就去世，故郑板桥有“我生三岁我母无，叮咛难割襁中孤；登床索乳抱母卧，不知母殁还相呼”的凄恻诗句。以后，父亲娶继室郝氏，对郑板桥也很疼爱，他在《七歌》中追念：“无端涕泗横栏干，思我后母心悲酸，十载持家足辛苦，使我不复忧饥寒。”
　　郑板桥的叔父郑之标，字省庵，也很爱板桥。叔父有一子，名郑墨，字五桥，也是庠生。堂兄弟之间感情很好，有如亲兄弟一般。
　　从郑板桥与舍弟郑墨的通信中可看出，郑家原有典产三百亩，还雇用过佃户、女佣。郑板桥做秀才时还从家中旧竹书箱中找出不少前代家奴的契卷。但当郑板桥出世时，家业渐次衰落。
　　郑板桥是由乳母费氏照养大的。费氏原是祖母蔡氏的侍女，当板桥生母去世后，费氏把郑板桥视为己出。在灾荒年景，费氏也总是驮着郑板桥上街，先买块饼塞在他手里，再去料理家务。故郑板桥后来写有《乳母诗》云：“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表示了对乳母的怀念。
　　郑板桥对乳母的感情很深。费氏有段时间暂别郑家到他处谋生，临走前，把郑板桥老祖母的旧衣服洗好补好，把缸里的水汲满，买几十捆柴草堆积灶下，就走了。郑板桥早晨跨进费氏的房间，里面空荡荡的，摸摸灶上尚有余温，锅里放着一碗饭、一盆菜，就是费氏平时给郑板桥准备的。郑板桥一见这情景，只是痛哭，连饭也不想吃了。费氏勤劳的一生及其高尚情操，潜移默化，深深感染了郑板桥，他后来为官清廉公正，能够体恤百姓的疾苦，与这也不无关系。
　　郑板桥小时在家里，一直受着他父亲的直接教育和舅家的影响。三岁时，父亲就开始教他识字、写字，五、六岁时教他读诗背诵。六岁以后，教他读“四书”“五经”，要他抄写熟记。八、九岁时，父亲教他作文联对，还常去舅父家聆听舅父汪翊文的开导与教诲。《板桥自序》称自己“幼随其父学，无师也。”又说：“板桥文学性分，得外家气居多。”直至十七、八岁时，板桥才离开兴化老家到真州（今仪征县）的毛家桥去读书。
 

　　郑板桥读书很刻苦，且善于独立思考。他不相信有过目成诵的神童。他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一书》中说：“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无多，往来应接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即过，与我何与也。”他还认为，无所不诵不是好事，对书要有选择，即使好的书，也要选择书中好的来读，有些章节，令人可歌可泣，更应该“反复诵观”。所以，他能在熟读上下苦功夫，经常一部书要读上多遍，务求能背得下来。
　　郑板桥读的书也很广泛。他虽不喜欢考证繁烦的经学，但仍然花很大的功夫去攻读。他喜欢读历史、诗词、散文等作品。“少年游冶学秦柳，十年感慨学辛苏。”他不是个束缚在经书教条中的书呆子，也不总坐书斋死读书，而是喜欢走出家门，面向大自然。《板桥自序》中说：“板桥非闭户读书者，长游于古松、荒寺、平沙、远水、峭壁、墟墓之间。然无之非读书也。”
　　二十岁时，郑板桥从真州回到家乡，拜陆种园老先生为师。陆种园品行高洁，文才横溢，书法很有个人风格，尤擅长填词。郑板桥就跟他学习填词。与此同时，他还结交了许多诗朋画友。由于板桥天分较高，学习勤奋刻苦，再加之名师尽心指点，他不仅通读了“四书”“五经”，且在绘画、书法、作诗、填词诸方面都有了名声，很快他就成为当时兴化县有名的秀才了。
　　郑板桥二十三岁时，与徐氏结婚。徐氏是个贤惠温顺的女子。婚后他们有了两男一女，为了养家活口，板桥只得辍学了。
　　郑板桥年轻时喜欢写字，爱好学画。他特别爱画竹。他家原有两间茅屋，茅屋的南边有些空地，种了许多竹子。每天早晨，板桥起床后就去看竹。竹，“劲节可风，潇洒不俗”，“历四时而长茂，值霜雪而不凋”，时时引起画家的共鸣。此外，他还画兰、画石。在二十岁左右，板桥的兰、竹、石已画得十分出色了。随着年事增长，阅历丰富，功夫日深，兰、竹、石在他笔下越来越不同凡响。于是他就常常以卖画鬻字来解救生活的贫困，所谓“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实救贫困，托名风雅”。但是，由于他的竹画立意高稚，借竹咏志，能欣赏他字画的人并不多。
　　卖字画不行，不得已郑板桥办起了塾馆，教几个蒙童。起初，他在兴化东门宝塔湾开馆。婚后第四年，他离开家乡，前往真州的江村教学，过着“傍人门户渡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的生活。但灾荒年景，学生肚子都吃不饱，哪来束脩献给老师！所以，卖画无人要，教书无人来，“几年落拓向江海，谋事十事九事殆”，结果仍是一事无成。
　　大约三十岁左右，郑板桥的父亲去世了，家中境况更是艰难，揭不开锅是常事，门前债主不绝，儿子送先生的束脩也出不起，只好辍学回家。没法子，连老父遗留下的一些书籍也只好贱价出售，“今年父殁遗书卖，剩卷残编看不快；爨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郑板桥陷入了穷途末路的境地。
　　接着，又是独生爱子早逝。至三十九岁时，他的结发妻徐氏也不幸病殁。这一连串的打击，直使得郑板桥对前途感到了失望，甚至产生了“我已无家不愿归，请来了此前生果”的悲观思想。在这艰难困顿，消沉颓唐中，幸而遇到江西程羽宸，慷慨解囊，以一千两银子相助，才“扫开寒雾”，“一洗穷愁”，使他解脱家庭的牵累，得以出游庐山、燕京、杭州等地。
　　郑板桥在四十岁中举之前，曾有三次出游。先是，郑板桥在三十二岁时出游江西，在庐山结识了无方上人，郑板桥为之写竹、题诗，以后双方时有交往。三十三岁时，郑板桥又出游燕京，写下了著名的《燕京杂诗》，“不烧铅汞不逃禅，不爱乌纱不要钱；但愿清秋长夏日，江湖常放米家船”，郑板桥在诗中直率地提出了“不爱乌纱不爱钱”的主张。郑方坤《郑燮小传》在记述板桥此次旅京情况时也说：板桥“壮岁客燕市，喜与神宗尊宿及期门、羽林诸子弟游，日放高谈，臧否人物，无所忌讳，坐是得狂名”。还有一次是在郑板桥四十岁那年秋天，出游杭州，漫步在风光明媚，“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堤上，怀古咏今。他还多次来往钱塘江边，领略潮涨潮落、云起云飞的壮观，兴之所至，不能自已，吟出了《韬光庵》、《观潮行》、《弄嘲曲》等壮丽诗篇。
　　郑板桥的前半生，就是这样度过的：读书、授课、著文、卖画、出游。此时的心情，正如他在《落拓》中自我写照的那样：“乞食山僧庙，缝衣歌妓家。年年江上客，只是为看花。”
步入仕途 清廉为官
　　郑板桥虽然落拓不羁，济世之志却未泯灭，四十岁以后还在为功名奔走。他不愿一辈子仅做个“锦绣才子”，曾说：“凡所谓锦绣才子者，皆天下之废物也，而况未必锦绣者乎！”在他看来：“读书作文者，岂仅文之云尔哉？将以开心明理，内有养而外有济也。得志则加之于民，不得志则独善其身。”他也有进入仕途之心，因为这不仅能安身立命，而且能兼济天下，这才算不枉读了半生诗书。
　　郑板桥自己虽然也很想成为匡时济世之才，然而几次赴考，均名落孙山，所以一度心灰意冷，行迹散漫。不过，他认为，做官应读书，但读书不一定做官：“凡人读书，原拿不定发达，然即不发达，要不可以不读书。”即使不做官，也应该好好读书，“东投西窜，费时失业，徒丧其品，而卒归于无济，何如优游书史中，不求获而得力在眉睫乎！” 郑板桥进入中年后，曾有两段时间专心读书，一次是在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他三十六岁时，住兴化天宁寺，主要是攻读“四书”“五经”，同时学习研究书法艺术，曾手写《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各一部；书中直、隶、行、草相参的雏形已初步形成，尽管还嫌稚俗，却已显出一定功夫。第二次是在雍正十三年他四十三岁时，由于得到朋友的资助，他再度离开家乡，到焦山别峰庵、双峰阁发愤攻读。这回学习内容则更广泛了，除读“四书”“五经”外，还读《左传》、《史记》、《庄子》、《离骚》及贾、董策略、诸葛表章、韩文、杜诗、二十一史等，可谓经、史、子、集通观博览。这样系统的学习，为他后来的参政、论世、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雍正十年，郑板桥四十岁时曾赴南京乡试，中了举人。而经过这次焦山借宿苦读，终于在乾隆帝即位那年（公元1736年），赴京都应试，中了进士。他得意地画了一幅《秋葵石笋图》，并题上一诗：“牡丹富贵号花王，芍药调和宰相样。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此时，他已四十四岁，虽不能像牡丹、芍药在春天与群花争艳，却能像秋葵那样与丹桂齐芳。 在封建社会里，“学而优则仕”是通行的法则，郑板桥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当然也不会回避这一条路径。但他自乾隆元年中进士后，直至乾隆六年他四十九岁时，才被选为七品县令，去山东范县就任。
　　范县是鲁西的一个小县，地处黄河北岸。板桥骑了毛驴，带了书僮，一捆行李，几包书，一张琴，来到范县县衙。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叫人把县府衙门的墙壁打了百来个洞，大家莫名其妙，他解释说是“出前官恶习俗气耳”。因为在他看来，县衙与外面隔着厚厚的墙，新鲜空气进不来，衙里龌龊空气出不去。前任县官们偏爱空气污浊，房间发霉，他却需要自由自在与人交往，打破县令与百姓间的隔膜。 范县百姓对官府避而远之，小小衙门倒也清静。郑板桥无所事事，作画看花，饮酒解闷；醉后激奋，不免引亢高歌。声音传到门外，引起衙役议论，说这个县官真有些颠疯。这个议论给小丫头听到，急忙奔告郑板桥的家属。家属劝说：历来只有狂士、狂生，没有听说还有狂官，应当引起注意。此后，郑板桥就改在黄昏之后喝酒，酒后即睡，不再像开始时那样了。 不久，郑板桥走出衙门，接触社会，了解民情。当时“父母官”出门，总得鸣锣喝道，大张旗鼓，喝令百姓肃静迴避。郑板桥却一反惯例，免去这些排场：“喝道排衙懒不禁，芒鞋问俗入林深。一杯白水荒塗进，惭愧村愚百姓心。”他经常不在衙门里而是在乡下巡视：“几回大府来相问，陇上闲眠看耦耕。”由于板桥与农民接触，使他认识到了农民的作用。他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弟的书》中说：“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使天下无农民，举世皆饿死矣”。
　　郑板桥办事公道，有较明显的爱憎观点。一次，有个姓李的四川籍学生，在县试考中第一名，但是考生们因他不是本地人，大家哄起来，不准李生应考。李生找板桥大哭了一场，诉说他已迁居范县十七年了，如果要回原籍应试，一则路途遥远，蜀道难行，二则即使回原籍后，语言不通，实在无法可想。板桥听了十分同情他，立即向府宪报告，请求解决。府宪反而诬说板桥“私有所询，乖违公义”。板桥如哑子吃黄莲，有苦没处说，只得忍痛将他除名；但为了李生的前途着想，就把他收做画徒，热心教育栽培他。 又如，范县有崇仁寺和大悲庵邻近相对，有一对年轻的和尚、尼姑相爱，村上人因为他们触犯了“清规戒律”，抓去见官。板桥看看他们两人年龄相仿，情投意合，就“令其还俗，配为夫妇”，并且写了一首律诗送给他们，其中有两句：“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这表明板桥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成人之美。 郑板桥是个耿直的读书人，他不爱巴结上司，而对贪官污吏则十分憎恨。《小豆棚杂记》还记载着这么一件事：板桥有次因公到省城济南去办事，上司都很器重他，请他去趵突泉赴宴，一边喝酒，一边观赏“天下第一泉”，并嘱他做诗。板桥应声道：“原原有本岂徒然，静里观澜感逝川；流到海边浑是卤，更难人辨识清泉。”大家听了很不高兴，说是在讥讽上司。这首诗的确很有胆识，一下刺痛了那些贪官污吏。 由于郑板桥不摆官架子，办事公道，廉洁爱民，范县百姓把他当做是个谆谆善诱的长者敬重他。他在范县一共五年，五年知县任上他关心百姓的生活疾苦，做了不少有益于百姓的事，所以被后人称颂为：“爱民如子，绝苞苴，无留牍，公余辄与文士觞咏，有忘其为长吏者”。
　　乾隆十一年，郑板桥已五十四岁了。他离开了范县，被调到潍县当县令。像在范县那样，郑板桥常常穿着便衣到潍县四乡去访察民情，关心着民间疾苦，且能秉公办事。有一次他夜里出门，听到茅屋里传来琅琅读书声，一问原来是有个名叫韩梦周的，家里很穷，郑板桥就用自己的薪金帮助他，使韩攻读中举，成了进士。韩梦周后与板桥结为知己。 潍县地处渤海边，盛产海盐，盐商很多。大盐商有钱也有势，经营官盐，往往倚势欺压小本经营的私盐小贩。板桥遇到这样的诉讼案，总是“右窭子而左富商”，保障了私盐小贩的利益。
　　郑板桥对自己施政的失误也是敢于正视的。当时潍县地方每到冬天，偷盗抢劫的事很多，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板桥就招集当地人编成小队，专事巡查，防范和缉捕罪犯。这本来是好意，不料队里有些不纯分子滥用职权，对无辜农民进行敲诈勒索，而对坐地分赃的罪犯却放纵不管，弄得百姓怨声载道。板桥发觉后，一面派人暗中调查处理，一面沉痛地检讨说：“殊令我愧对子民也！”立即把小队解散了。 郑板桥在潍县共住了七年。这七年中最大的功绩就是救济灾民。
　　乾隆十一、十二年，山东潍县等地连年灾荒，发生了“人相食”的惨事。郑板桥目睹现状，痛心异常，决定开仓借贷。当时不少官吏怕出事，阻止他这样做，或是劝他先向上司呈报请示。郑板桥激动地说：“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随即拨出一批谷子，叫百姓写领条借给，救活了万人的生命。秋后仍无收成，板桥便把借条当众烧掉了。他还沉痛地写下了《逃荒行》、《还家行》、《思归行》等反映灾民悲惨命运的诗篇。 由于“板桥性疏放不羁，以进士选范县令，日事诗酒；及调潍县，又如故，为上官所斥”。他秉性耿直，十二年官场生活，两袖清风，从不送礼孝敬上司，在处理诉讼案中，也不袒护地方富豪。尤其是在灾荒之年，以救民为要而开官仓，没把上司放在眼中，又令城内大户设厂煮粥，救济难民。这就更直接侵犯了豪商富贾的利益，为大官富商所不容。所以在乾隆十八年春，郑板桥六十一岁时，竟因“以请赈忤大吏”，又被诬告有贪污中饱之嫌，而被撤职罢官了。 郑板桥早就不想当这知县官了，“人皆以做官为乐，我今反以做官为苦”。十二年的官场生活，使他目睹了社会的黑暗和民间的疾苦。他虽有“补天”之心，但并不是轻易能够“得志加之于民”的。他的宏图无法实现，他的才智无处施展，对现实极端不满，想改革时弊又困难重重。他只能以嬉笑怒骂之态，诗词书画之笔，既佯狂又隐晦地表露自己的思想。他于五十七岁时编定了《郑板桥全集》一书。后因健康状况欠佳，“决计告病乞休”，且一辞再辞三辞，但“苦衷不为上峰见谅”。他多次提出要求告老还乡，总不得批准，最后竟落个如此结局，这实在是一起冤案。当他含冤离开潍县时，“止用驴子三头，其一板桥自乘，垫以铺陈；其一驮两书夹板，上横担阮弦一具；其一则小皂隶而娈童者骑以前导。板桥则岚帽毡衣，出大堂揖新令尹，据鞍而告之曰：‘我郑燮以婪败，今日归装若是其轻而且简，诸君子力锯清流，雅操相尚，行见上游器重，指顾莺迁，倘异日去潍之际，其无亡郑大之泊也”。意思是说：我郑板桥是因为“贪污”丢官的，我这行李又轻便又简单，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贪污的银钱放到哪里去了。两书夹板，一具阮弦，就是他的全部财产，这对于那些诬告者，是一个绝妙的回答。 郑板桥去官之日，潍县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画像以祀，并为建生祠。可见留在当时人民心目中的郑板桥，俨然是一位廉洁奉公的清官。自此后他与官场告别，再也没有重新作官。但总的说来，他在山东任上期间，家庭生活是较以前“稍稍富贵”些了。以后则又“稍稍贫”，先回老家兴化待了些日，然后来到阔别多年的扬州，开始了卖画终老的生活。
归居扬州 卖画终老
　　郑板桥回到阔别十多年的扬州，虽说不上是穷途落拓，却也决非衣锦还乡。郑板桥在未入仕途之前，靠画竹卖文谋生，这次归来，只好重操旧业，依旧靠卖画维持生活。
　　回到扬州，郑板桥第一幅画就是画墨竹，画上题辞道：“二十年前载酒瓶，春风倚醉竹西亭；而今再种扬州竹，依旧淮南一片青。”回想过去的生活，回顾大半生的经历，忆昔抚今，感慨系之。数十年前，板桥就在屋前栽竹，爱竹如命，不仅自己赏竹，还挥毫画竹，以卖画为生。“十载扬州作画师，长将赭墨代胭脂；写来竹柏无颜色，卖与东风不合时。”那时，郑板桥穷愁潦倒，无路可走，卖画糊口，实不得而已。后来，板桥虽入仕途，但在范县任上，已有以做官为苦的感叹，直视靴帽如桎梏，懊悔入了仕途。如今，板桥在官场的激流中勇退，又回故乡卖画为生了，总算遂了他的心愿，从此可以自由自在，不必再受官场瘴气的熏染。然而，这次卖画虽与上次卖画一样，都是以此为谋生手段，但板桥在宦海浮沉中经历了一番波折，亲自体验到了官场的黑暗、人生的辛酸，思想感情已有了变化，他对生活的感受也有所不同了。表现在板桥的诗画中，就愈益显示出他那清劲挺拔的豪气来。 郑板桥重返扬州卖画，名气已经很大，远近官绅士民，都向板桥索画，使得他应接不暇。为了谋生，板桥不能不收酬金，而且决不含糊，不让那些想占便宜者得逞。晚年，板桥年老体倦，更不愿在卖画酬金上与人纠缠，干脆标定价格，并赋一诗，以诗谢客：“画竹多于买作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 但是，郑板桥却不是见钱眼开，有求必应。“索我画偏不画，不索我画偏要画。”他声言：“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穷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当时有不少豪门富商，并不懂得郑板桥的艺术，但为了故弄风雅，点缀厅堂，求画于板桥，板桥却置之不理。有些富商，为了求画，竟几费周折，迂回周旋，用计赚骗。
　　郑板桥所画，多为兰竹。板桥自己曾和石涛作过比较：“石涛善画，盖有万种，兰竹其余事也。郑板桥专画兰竹，五十余年，不画他物。彼务博，我务专，安见专之不如博乎！”为什么郑板桥最爱画兰竹？郑板桥在《题兰竹石二十七则》说道：“四时花草最无穷，时到芬芳过便空。唯有山中兰与竹，经春历夏又秋冬。”兰竹不怕暴风骤雨、天寒地冻，这样的本性最适于表现郑板桥那种不为俗屈的凌云豪气：“能豁吾胸”。郑板桥画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正是为了表现画家自己千秋不变之人。板桥爱兰、竹、石之情极深，把他自己的生命都灌注到画中去了。他在题《竹石》诗中说：“十笏茅斋，一方天井，修竹数竿，石笋数尺。其地无多，其费亦无多也。而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 不过，郑板桥画虽多兰竹，晚年却也画梅菊芙蓉，用以寄意。板桥所画《柱石图》，题诗云：“谁与荒斋伴寂寥，一枝柱石上云霄。挺然直是陶元亮，五斗何能折我腰？”在他的《梅竹》画上题诗道：“一生从未画梅花，不识孤山处士家。今日画梅兼画竹，岁寒心事满烟霞。”板桥所画，意之所至，随意挥洒，笔趣横生，意尽而止。
　　在扬州卖画期间，郑板桥和“扬州八怪”两画家李鱓、李方膺过从甚密。李鱓，号复堂、懊道人。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中举人，被召供奉内廷，但不愿束缚在死气沉沉毫无生气的宫廷画上，终被解职。后来，李鱓当过山东滕县知县，又因触犯权贵而去官，早在板桥之先已回扬州卖画。板桥在潍县为官时就已想追随李鱓回扬州卖画终老，他们既是同乡，又是知交，感情极好，交往极深。李方膺是南通人，离郑板桥家不远。他们以书画诗文会友，相互协作、鼓励、琢磨，在郑板桥回扬州的第三年，三人就一起作了《岁寒三友图》，郑板桥题诗道：“复堂奇笔画老松，晴江乾墨插梅兄，板桥学写风来竹，图成三友祝何翁。”合画之外，郑板桥还常为李鱓、李方膺所作之画题诗。李鱓比郑板桥早亡，郑板桥甚为怀念，七十岁那年，郑板桥在一幅《兰竹石》画上题辞云：“复堂李鱓，老画师也。为蒋南沙、高铁岭弟子，花卉翎羽虫鱼皆妙绝，尤工兰竹。然燮画兰竹，绝不与之同道。复堂喜曰：‘是能自立门户者。’今年七十，兰竹益进，惜复堂不再，不复有商量画事之人也。”郑板桥深以为憾。 郑板桥和金农的友情也很深。金农，是“扬州八怪”中另一著名画家，自号冬心先生，浙江杭州人，嗜金石，精诗书画印，五十岁后始学画，所作梅、竹、马、佛，有金石古气。郑板桥同金农相隔虽远而交情甚深。在潍县时，郑板桥误闻金农病死的消息，痛哭流涕，为之设灵。后知道金农病重未死，郑板桥才转悲为喜，千里之遥，立即修书问候。金农极为感动，自画一像，写诗寄奉板桥。两人交谊之深，可见一斑。郑板桥与金农书信频繁，畅谈骨董金石和词学，卓有识见。 此时的郑板桥，一如青壮年时代，仍喜离家遨游。回扬州的次年春，六十二岁的郑板桥就去杭州远游。到了杭州去湖州，逍遥自在一月游，接着，“过钱塘江，探禹穴，游兰亭，往来山阴道上，是平生快举”。六十五岁时，郑板桥又去游高邮，写下了《由兴化迂曲至高邮七截句》。
　　郑板桥晚年虽已不能远游，但只要不是卧病不起，还是喜爱外出活动。《清史列传·郑燮传》说郑板桥，“晚年归老躬耕，时往来郡城，诗酒唱和。尝置一囊，储银及果食，遇故人子及乡人之贫者，随所取赠之”。阮元在《广陵诗事》中也有类似记载。郑板桥卖画得钱并不少，已非他青年时所能比，但其花费亦甚大，“所入润笔钱随手辄尽，晚年竟无立锥，寄居同乡李三鱓宅，而豪气不减”。
　　郑板桥和当时的著名诗人袁枚有过交往。七十一岁的郑板桥，曾在两淮运使卢雅雨的清明日红桥诗会上同袁枚相晤。袁枚有《投板桥明府》赠诗：“郑虔三绝闻名久，相见邗江意倍欢。遇晚共怜双鬓短，才难不觉九州宽。红桥酒影风灯乱，山左官声竹马寒。底事误传坡老死，费君老泪竟虚弹。”郑板桥也有诗《赠袁枚》：“室藏美妇邻夸艳，君有奇才我不贫。”
　　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七十三岁的老人郑板桥已经体倦力弱，但还往来郡城。在客中，郑板桥画竹并题诗：“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风。还愁口说无凭据，暗里赃私遍鲁东。”在诗后，他还特地写上：“板桥老人郑燮自赞又自嘲也。”就在这年冬天，终于与世长逝，葬于兴化城东管阮庄。
多才多艺 三绝留芳
　　郑板桥，经历康、雍、乾三代，先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直至乾隆进士，当过十二年的七品官员，最后罢官而去，卖画终老。郑板桥的生活，始极贫，中稍富，后稍贫，他的生活的变化，影响了他个性的发展，决定了他和周围环境的关系的变化，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在他的艺术创作、特别是诗文中，都有深刻的反映。 郑板桥罢官回乡之际，扬州就有一文士李啸村给他送去一副对联，写的是：“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寥寥十字，却概括了板桥一生。
　　郑板桥的一生，创作甚是丰富。他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包括诗、词、曲和各种书札散文等都很有特色，而且大多数作品能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生活，具有进步的思想性和优美的艺术魅力。
　　郑板桥的诗篇，都是有感而发的，言之有物、意境深远。后世评曰：“诗近香山放翁、《吊古》诸篇，激昂慷慨。”他的词，“少年游冶学秦柳，中年感慨学辛苏，老年淡忘学刘蒋”。 由于郑板桥从小生长在农村，出仕后又常与农民接近，所以他了解农村，熟悉农民，同情农民，厌恶豪富，不满权势。这样的爱憎感情，必然会在他的作品里得到反映的。如《悍吏》、《私刑恶》，他鞭挞酷吏鱼肉乡民；《孤儿行》、《后孤儿行》、《姑恶》，他揭露人间关系的不平；《逃荒行》、《还家行》、《思归行》，他再现了破产农村的悲惨。而好几阙词，如《田家四时苦乐歌》、《渔家》、《田家》等，也都写出了民间的疾苦。
　　郑板桥认为：“叹老嗟卑，是一身一家之事；忧国忧民，是天地万物之事。”他主张，“经世文章”要“文必切于日用”，也就是要反映现实。因此他提倡“作主子文章，不可作奴才文章”，要“直掳血性为文章”，“笔墨之外有主张”，而“不为古所累”，做到“言外取言，味外取味”，“书中有书，书外有书”。他竭力反对“皆拾古人之唾余”和玩弄辞藻、无病呻吟的笔墨游戏。他明确指出：“千古好文章，只是即景即情，得事得理，固不必引经断律。” 在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和拟古思想占领文坛的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穷经尽史，钻进故纸堆里，他们慑于文字狱的淫威，不敢谈论与政治有关的问题，差不多文坛上充塞了描写风花雪月、儿女情长之类的作品。像郑板桥那样能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有明显进步思想倾向的作品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 另外，郑板桥诗词中，还有不少是抒写乡土人情、山水风光的，淳朴优美，真切动人。《范县诗》、《潍县竹枝词》四十首，是诗似画，感人至深。他还用民间小曲，抒发人生感慨。《道情》十首，通俗流畅，妙语警人。道情一体，出于散曲，后又失传，板桥等人则旧调翻新，屡抹更改，十余年始定，别开生面，自成一格。
　　郑板桥是一位现实主义文学家，但他更是一位杰出的书画家。板桥善书、善画而又善治印。他一生最喜画兰、竹、石。“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代表着竹者的顽强不屈、坚韧不拔、正直无私、光明磊落，苍劲豪迈、虚心向上的精神境界，是他“倔强不驯之气”的象征。 郑板桥画竹十分注意对物写生，他花了一生中三分之二的岁月，专门为竹传神写影。但他不是形式主义地重复自然物，而是经过了一番提炼加工、集中概括的。他在《题画竹》中精辟地阐述道：“江馆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游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之乎哉？”这“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理论，是他在艺术创作上，把主观与客观，现象与想象，真实与艺术有机地融为一体，创造了师承自然，而又高于自然的境界。 另外，郑板桥也十分重视艺术形象的形、神。在形、神的关系的处理上，他提出了“以少胜多”的理论。他在谈及自己这方面的心得经验时说：“始余画竹，能少而不能多；既而能多矣，又不能少；此层功夫，最为难也。迨六十外，始知减枝减叶之法。苏季子曰：简练以为揣摩。文章给事，岂有二道！此幅似得简字诀”。
　　郑板桥画竹，有时寥寥数笔，只画“一枝竹十五片叶”，有时却是密密一丛，满幅皆竹。有时立竿于山坡崖壁，傲然挺拔，有时画竹于狂风暴雨之中，不肯低头。有时以兰竹置中心，或以石（石笋、石坡、石块）为背景，或以石为前景，相互烘托，前后呼应，变化多端，各尽其妙。所以，后人评板桥画竹：“竹易于密而难以疏，惟板桥能密亦能疏。”
　　能少能多，运用自如。板桥画竹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花去了四五十年的工夫。他在六十六岁所作一首题画诗中说道：“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由生而熟，又从熟而生，画竹由多而少，又从少而多，最后达到既能少又能多的自由境地，艺术达到了化境。其画兰、石也是如此。所以，板桥之画，虽多兰、竹、石，题材不算广，但其构思巧妙，笔墨多变，形象生动，风格爽朗，确是艺术精品。 郑板桥的书法，在清代也自成一家，不落窠臼，别有风格。清代前期，文人为了应付科举，所用书法，循规蹈矩，划一刻板，缺少个性，被称为“馆阁体”。而板桥则冲破旧规，不受束缚，他以真、草、隶、篆四体相参，创造出一种新体，自谦为“六分半书”，意即谓此体比古代之八分书体，尚欠一分半。而这种书体雄浑清劲，书法中还渗入画法，因而生气勃发，飘逸绝俗，甚得气韵生动之致。他还创造过一种书体叫“柳叶书”。其特点是中锋放笔为之，撤得开，给人以柳叶飘动之感。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郑板桥在创造书体的过程中，是经过艰难摸索的。首先，他博采百家：“字学汉魏，崔蔡钟繇；古碑断碣，刻意搜求。”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事后，他在《跋临兰亭叙》中总结自己创造板桥体的经验说：“古人书法入神超妙，而石刻木刻千翻万变，遗意荡然。若复依样葫芦，才子俱归恶道。故作此破格书以警来学，即以请教当代名公，亦无不可。”这段话，语重心长地告诫学习书法的人要能“破格”，走自己的道路，树自己的面貌。 郑板桥的印章也很著名，被后人列为金石名家。他的印章精致又别具一格。表现他经历的有“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官衔不过是“七品官耳”，而且“动而得谤者亦随之”。表现他志向的有“心血为炉熔铸今古”，“富贵非吾愿”，“恨不得填满了普天饥债”。艺术上他情愿做“青藤门下牛马走”，书体是“六分半书”。这些印章非常切人切事，把他的身世、爱好、性格、心愿，活灵活现地描刻出来了。
　　郑板桥的书、画、印各绝，但其艺术成就不在于“各绝”，而且在于熔“各绝”于一炉的完美。板桥几乎凡画必题，题跋皆妙。题跋与画面组合，变化多端，而又构成和谐整体。有时板桥以画为主体，辅以题跋；有时，板桥以字画参半，两相对峙而又对应成趣；有时，板桥却一反常规，题多于画，画面只占次位，题跋则成主体。这样的创新，别家无有，唯板桥敢为。更重要的是，板桥注重画面与题跋在内容上的统一，两者相得益彰，和谐成趣。 本来，诗、书、画、印，是中国的独特艺术和传统风格。过去历代的有名书画家都力图把诗、书、画、印结合起来，如王维、苏东坡等都曾在诗、画结合方面做过一些探索。但是真正自觉地、有意识地把四者自然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更加完美更加多姿多采的综合性艺术，当推郑板桥。他认为就画论画，仅在笔墨上寻找情趣是没有出路的，因此他处理了诗、书、画、印的关系，抓住了诗、书、画、印中相通的东西，提出了“三真”，即“真气、真意、真趣”的说法。他所说的“真气”就是爱憎分明、富于正义感的品质和气度；“真意”就是肝胆相见，助人为乐的真挚的思想感情；“真趣”就是艺术创作上摆脱绳墨，独创一格，形神俱备，堪称回味。据此“三真”，把四体熔为一炉，相得益彰，形成诗、书、画、印和谐的“齐美图”。这就为中国画的发展开拓了新路。 郑板桥书画，早在晚清已载誉中外，闻名于世。“一缣一楮，不独海内宝贵，即外服亦争购之”。如今，郑板桥书画更成了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郑板桥的诗词小曲，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时间的推进，郑板桥的艺术、文学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