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宴当日，焉耆王广、尉犁王泛及北鞬支等三十多人果然对班超之前的声言信以为真，一齐到会。但是焉耆国的国相腹久等十七人和危须王隐约感觉气氛不对，害怕被诛杀，都逃亡不敢前来。酒宴开始，焉耆王广、尉犁王泛及北鞬支等屁股尚未坐热，班超收起一改向前的笑容，严厉地责备道：“危须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缘逃亡？”还未等焉耆王广、尉犁王泛及北鞬支等人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班超已经喝令兵士将他们统统将他们拉出，在焉耆国乌垒城当年故都护陈睦被杀害的地方斩首，以祭奠二十年前在乌垒城殉国的故都护陈睦和两千余汉军将士。联军随后纵兵抄略，斩首五千余级，俘获人口一万五千余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班超派人飞马将首恶焉耆王广、尉犁王泛的首级传至洛阳，县蛮夷邸，再一次用行动实践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伟言。班超改立原焉耆左侯元孟为新焉耆国王，并改立了尉黎、危须、山国三国的国王，屯兵在焉耆国半年，震抚刚刚征服的四国，待焉耆、尉黎、危须、山国的局势稳定后才班师凯旋而归。从明帝永平十六年到和帝永元六年，班超在西域经营二十余年，联络诸国，通过不懈的外交和军事努力，终于使得西域的局势彻底安定下来。西域五十余国都归服于东汉王朝，遣子入侍，纳贡称臣。非但如此，《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足见其势之盛。西域南北两道重得畅通无阻，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再次得以成为沟通东西的桥梁。

　　东汉和帝永元七年，和帝下诏表彰班超在西域数十年来的卓越功勋，诏文曰：“往者匈奴独擅西域，寇盗河西，永平之末，城门昼闭。先帝深愍边萌婴罗寇害，乃命将帅击右地，破白山，临蒲类，取车师，城郭诸国震慑响应，遂开西域，置都护。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独谋悖逆，恃其险隘，覆没都护，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惮兵役之兴，故使军司马班超安集于窴以西。超遂逾葱领，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司马法》曰：‘赏不逾月，欲人速睹为善之利也。’其封超为定远侯，邑千户。”，称赞班超“遂逾葱领，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的辛劳，称赞他“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的高超智慧和所建立的不世之功，封班超为定远侯，食邑千户。二十二年在西域的奋不顾身，为国效力，终于使得班超青年时代“封侯于万里之外”的梦想成为了现实！(故后人遂用“班定远”和“定远侯”来称呼班超，“定远”二字，可谓名副其实)

　　班超并不仅仅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和军事家，他也是一位富有远见和进取精神的冒险家。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条支，抵达安息西境(今波斯湾)时，时船人对甘英说：“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两岁者；故入海，人皆篑三岁之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于是甘英不得不望洋兴叹，未至大秦而还。但是这次出使，亦收获颇丰，书载所到，皆“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而远国蒙奇、兜勒也得知了汉朝的威德，派使者前来表示归服，遣使贡献。甘英也成为中国最早达到西亚的使者。
　　　　
　　又过去了很多年，到了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的时候，年以六十八岁的班超久据域外，不免年老思乡，于是写下表章，（文曰：“臣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马依风。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况于远处绝域，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蛮夷之俗，畏壮侮老。臣超犬马齿歼，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昔苏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节带金银护西域，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让自己的儿子班勇带着自己的表章回到朝廷。这封表章之中，充满了班超对中原故土的思念之情，他希望朝廷能够让他“生入玉门关”，再回故土。

　　朝廷收到班超的表章，却一直没有作出答应召他中土的答复，很快就过去了两年，这时，班超已经七十岁了。永元十四年，班超的妹妹见朝廷还没有召还班超的意思，就自己撰文上书朝廷，希望朝廷能够召回他年逾古稀的哥哥：

　　妾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赏，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绝，诚非小臣所当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躯命，冀立微功，以自陈效。会陈睦之变，道路隔绝，超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因其兵众，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赖蒙陛下神灵，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众，皆已物故。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尽其力，以报塞天恩，迫于岁暮，犬马齿索。蛮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见代，恐开奸宄之源，生逆乱之心。而卿大夫咸怀一切，莫肯远虑。如有卒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用，诚可痛也。故超万里归诚，自陈苦急，延颈逾望，三年于今，未蒙省录。

　　妾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亦有休息不任职也。缘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万国之欢心，不遣小国之臣，况超得备侯伯之位，故敢触死为超求衰，丐超余年。一得生还，复见阙庭，使国永无劳远之虑，西域无仓卒之忧，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诗》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超有书与妾生诀，恐不复相见。妾诚伤超以壮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则便捐死于旷野，诚可哀怜。如不蒙救护，超后有一旦之变，冀幸超家得蒙赵母、卫姬先请之贷。妾愚戆不知大义，触犯忌讳。

　　这份上疏，今天读之犹让人觉得情理兼俱，文采飞扬，感人不已（班彪，班固，班昭俱是写作高手，班昭也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女作者，今天我们看到的汉书中的《百官公卿表》和《天文志》部分，就是班昭撰写）。和帝在接到这份上疏后，深感其言其情，立即下诏征还班超。另以戊己校尉任尚代替班超为都护。

　　收到朝廷的诏书后，班超立即着手将西域的事务移交给戊己校尉任尚。任尚曾做过军司马、中郎将、乌桓校尉和戊已校尉，有勇力，数次出击北匈奴，多立战功。在班超临行前，任尚特地请教班超说：“君侯在外国三十余年，而小人猥承君后，任重虑浅，宜有以诲之”班超缓缓地对他说：“年老失智，任君数当大位，岂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愿进愚言。寒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说罢，班超便与任尚辞别，踏上了返回中原的归途。望着班超老迈的略显老迈的步伐和越来越远去的身影，任尚不以为然地对自己亲信的左右说：“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然而，恰恰这平平之所言，却是班超几十年来在西域的得到的至深感触。果如班超所料，“性急严”切不能“察政下和，匡下过而总大纲”的任尚数年之后就因为西域反叛，以罪被征――这是后话了

　　经过长途跋涉，汉和帝永元十四年八月，班超终于又回到了他离别以久的帝国首都洛阳。望着故土的一草一木，望着那依旧雄壮的巍巍高山，望着那奔流不息的滚滚黄河，他怎么能不欣喜异常呢？他已经离别这里许久许久了，一转眼，三十年光阴一逝而过。“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班超壮年出塞立壮志誓要平定西域，而今他再次返回洛阳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自己当年立下的誓言，却已是满鬓斑白了。看着来迎接他的也已是满头白发妹妹班昭，再想想多年前因为窦固的衰败而牵连下狱而死的哥哥班固，班超心中又是一阵酸楚。

　　班超回到洛阳后，朝廷拜他为射声校尉。这对于已经年迈体弱的班超来说，是朝廷授予他的一份荣誉和对他数十年来在西域奋斗的褒奖。但回到洛阳后不久，班超因久历战阵而落下的胸胁疾就愈发严重，汉和帝十分关心班超的病情，多次派遣中黄门到床前慰问，并赐给良药，但他终因年老体衰，医药无效，汉和帝十四年九月（公元102年），华夏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一代伟大的外交家，军事家，探险家班超停止了呼吸，终年七十一岁。朝廷对于这位一代折冲之臣的逝去感到相当的惋惜，派使者吊祭，赠赗甚厚。

　　西域处中国之右，西联大秦、安息，南带羌，北接匈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武帝张骞凿空西域以来，汉庭以图制匈奴故，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故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盖是其理也。以中国蒙王莽变乱故，西域复绝。北匈奴借机重新将势力渗入西域，进而危及边境。以致建武年间，河西城门昼闭。明帝深感其害，遂一方面派大军出击北匈奴，一方面派使者入西域，力图联西域，共抗匈奴。班超生活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环境中，怀着为国立功于异域之外的理想，毅然投身到历史发展的洪流中。班超为人有胆有谋，做事沉着果敢，善自省，能以身作则，以诚待人，克己以严，御下以宽。他初出玉门关，即使得鄯善国归附。复出西域，又定于阗、疏勒，初步恢复了汉王朝在西域势力。然而，汉明帝永平十六年，西域焉耆国王、尉黎、危须、山国等国以明帝大丧故，勾结北匈奴，兴兵作乱于西域，攻没都护陈睦于乌垒城，为耿恭关宠于金蒲柳中。面对着极度恶化的形势，班超放弃了本可以返回中原的时机，毅然坚持在西域奋斗，日夜操劳，殚精竭虑，以超人的才干和胆略，出众的智谋和外交手段，先后克姑墨，平疏勒之乱，斩杀叛王忠，破莎车，威服月氏，降龟兹、姑墨、温宿，讨焉耆，联诸国，驱匈奴，平叛逆，定西域，扬大汉之威德于域外；又遣甘英出使大秦，意图开拓。至汉和帝永元十四年，班超在西域漫漫三十一年奋不顾身，终于实现了自己“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的誓言，为国家复定西域，重开丝绸之路，引得西域五十余国乃至至于海濒四万里外各国皆来归服，纳贡称臣。《后汉书》称赞到：“定远慷慨，专功西暇。坦步葱、雪，咫尺龙沙。”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东汉王朝在西域的势力达到强盛的顶点。班超的功业，远比大家所了解的陈汤更为辉煌，他可以说的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殖民者，他在西域的军事斗争，发动西域诸国联军的规模一次大过一次，可谓是“以夷制夷”“以战养战”的绝顶高手。他在西域的外交活动，纵横捭阖，构想深远。班超无愧被称之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外交家和探险家和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

　　附：

　　班超子班勇传

　　古人有云：虎父无犬子。以班超子班勇观之，然矣。班勇，字宜僚，年轻的时候人们就评论他有他父亲班超的风范。班超辞世后的不出五年，西域各国就发动叛乱，接替班超的西域都护任尚无力弹压，获罪被免，而西域的局势渐渐恶化。到了西域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西域再次叛乱，当时的西域都护段禧等虽退保龟兹，但是由于道路隔塞，檄书不通。而朝廷内公卿都认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此时东汉的西面又备受羌族的侵扰，遂决定撤回西域屯兵，从西域收缩势力。六月，壬戌，朝廷下诏罢西域都护，派骑都尉王弘发关中兵卒，迎段禧及梁慬、赵博以及伊吾卢、柳中屯田吏士返回中土，班勇和兄长班兄随同骑都尉王弘大军一起迎回了西域甲卒。这次撤退，使得东汉王朝的势力受到严重损伤，西域没有都护长达十年之久。

　　元初六年（公元119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长史索班率千余人屯伊吾，希望做恢复西域的尝试。闻听到索班屯扎伊吾的消息后，车师前王及鄯善王皆来拜见，表示愿意重新归附东汉。但是不到数月，北单于与车师后部就一起攻没索班，击败愿意归附东汉的车师前王，控制了北道，威胁鄯善国。鄯善国王赶忙向敦煌太守曹宗求救，曹宗于是上书朝廷，希望出兵五千击破北匈奴，报报索班之耻，复取西域。事关重大，当时皇帝年幼，由邓太后主政，邓太后以班勇曾经随其父班超在西域，熟悉情况，特地召他前来朝堂参加公卿会议。在朝会上，公卿大臣都认为应该闭玉门关，彻底放弃西域。班勇听到这些大臣的话后，发表了他的看法：

　　“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强盛，于是开通西域，论者以为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光武中兴，未遑外事，故匈奴负强，驱率诸国；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诸郡，城门昼闭。孝明皇帝深惟庙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远遁，边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内属。会间者羌乱，西域复绝，北虏遂遣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直，严以期会，鄯善、车师皆怀愤怨，思乐事汉，其路无从；前所以时有叛者，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于前负，欲报雪匈奴，而不寻出兵故事，未度当时之宜也。夫要功荒外，万无一成，若兵连祸结，悔无所及。况今府藏未充，师无后继，是示弱于远夷，暴短于海内，臣愚以为不可许也。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心胆，北捍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从前孝武皇帝因匈奴强盛而感到忧虑，于是开通了西域。评论者认为，这一举动是夺取了匈奴的宝藏，切断了匈奴的右臂。光武帝使大业中兴，未能顾及外部事务，因此匈奴得以仗恃强力，驱使各国服从。到了永平年间，匈奴再次进攻敦煌，致使河西地区各郡的城门白天关闭。孝明皇帝深思熟虑，制定国策，命虎将出征西域，匈奴因此向远方逃遁，边境才得到了安宁。及至永元年间，异族无不归附汉朝。但不久之前又发生了羌乱，汉朝与西域的关系再度中断。于是北匈奴派遣使者，督责各国缴纳拖欠的贡物，并提高价值，严格规定缴纳期限。鄯善、车师两国全都心怀怨愤，愿意臣属于汉朝，但却找不到途径。从前西域所以时常发生叛乱，都是由于汉朝官员对他们管理不当，并加以迫害的缘故。如今曹宗只是为先前的失败感到羞耻，要向匈奴报仇雪恨，并不研究从前的战史，也未衡量当前战略的利弊。在遥远的蛮荒建立功业，可能性极其微小，如果导致战争连年，祸事不断，则将后悔不及。况且如今国库并不充足，大军没有后继力量。这是向远方的异族显示我们的弱点，向天下暴露我们的短处，我认为不可批准曹宗的请求。从前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现在应当恢复，并重新设置护西域副校尉，驻扎敦煌，如同永元年间的旧例。还应派遣西域长史率领五百人驻扎楼兰，在西方控制焉耆、龟兹的通道，在南方增强鄯善、于阗的信心和胆量，在北方抵抗匈奴，在东方捍卫敦煌。我确信这是上策啊！）
　　
　　班勇陈述了西域局势对于边境的重要影响，提出他的看法：根据目前的形势，不可以大举讨伐西域的叛乱，但是也绝不可不闻不问。建议恢复敦煌郡屯扎的营兵，并重新设置西域副校尉，亦屯扎在敦煌，再派遣西域长史率五百人屯扎楼兰，建立桥头堡，向西可以阻隔焉耆、龟兹国的侵扰，向南可以拱卫鄯善、于阗，向北可以防范北匈奴，而且接近于敦煌郡，可以便利地得到支援。

　　听罢班勇之言，尚书问班勇：“今立副校尉，何以为便？又置长史屯楼兰，利害云何？”

　　班勇对答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将居郭煌，后置副校尉于车师，既为胡虏节度，又禁汉人不得有所侵扰。故外夷归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还，汉人外孙，若匈奴得志，则尤还必死。此等虽同鸟兽，亦知避害。若出屯楼兰，足以招附其心，愚以为便。”，表示此举实是上策。（当初在永平末年的时候，刚刚恢复与西域的交通，就派遣中郎将驻守敦煌，后来又在车师设置了副校尉。既指挥胡人，调解他们的冲突；又防禁汉人，不许对胡人有所侵扰。所以外族归心于汉朝，匈奴畏惧汉朝的威望也不敢生事。当今的鄯善王尤还，是汉人的外孙，如果匈奴得逞，那么尤还必死。这些外族虽然如同鸟兽，也知道逃避危害，我们如果在楼兰驻军，便足以使他们归心，我认为这样做是很有利的。）

　　长乐卫尉镡显、廷尉綦母参、司隶校尉崔据诘难班勇说：“朝廷前所以弃西域者，以其无益于中国而费难供也。今车师已属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复，班将能保北虏不为边害乎？” （“朝廷先前所以放弃西域，是由于西域不能给朝廷带来利益，而且费用庞大，难以供应的缘故。目前车师已经臣属于匈奴，鄯善也不可信赖，一旦局势有变，班将军能担保北匈奴不来侵害边疆吗？”）

　　班勇回答说：“今中国置州牧者，以禁郡县奸猾盗贼也。若州牧能保盗贼不起者，臣亦愿以要斩保匈奴之不为边害也。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弱则为患微矣。孰与归其府藏，续其断臂哉！今置校尉以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今不廓开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费，若北虏遂炽，岂安边久长之策哉！”（如今朝廷设置州牧，是为了禁止郡县的奸人盗匪。如果州牧能够担保盗匪不作乱，我也愿以腰斩来担保匈奴不侵害边疆。现在若是开通西域，那么匈奴的势力就必定削弱；匈奴的势力削弱，那么危害也就轻微了。这与把宝藏交还给匈奴，并为它接上断臂能相比吗？如今设置西域校尉，是用来保护安抚西域；设置长史，是用来招揽怀柔各国。假如放弃西域而不设置校尉、长史，那么西域就会对汉朝绝望，绝望之后就会屈从北匈奴，汉朝的沿边各郡就将受到侵害，恐怕河西地区必定又将有白天关闭城门的警报了！现在不推广朝廷的恩德，而吝惜屯戍的费用，这样下去，北匈奴就会气焰高涨，这难道是保护边疆安全的长久策略吗！）

　　太尉属毛轸又诘难到：“今若置校尉，则西域骆驿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一旦为匈奴所迫，当复求救，则为役大矣。” （如今要是设置了校尉，那么西域各国就会络绎不断地派遣来使，索求赏赐，不知满足。若是给予他们，那么费用太多而难以供应，若是不给他们，就会失掉归顺之心。而一旦受到匈奴的逼迫，还要再向汉朝求救，那时便需动用兵力，费事就更大了。）

　　班勇又对答道：“今设以西域归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汉，不为抄盗则可矣。如其不然，则因西域租入之饶，兵马之众，以扰动缘边，是为富仇雠之财，增暴夷之势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系诸国内向之心，以疑匈奴觊觎之情，而无财费耗国之虑也。且西域之人无它求索，其来入者，不过禀食而已。今若拒绝，势归北属，夷虏并力以寇并、凉，则中国之费不止千亿。置之诚便。”（假设我们现在把西域交给匈奴，使匈奴感激汉朝的恩德，以使它从此不再侵略作乱，那么就可以这样办。假如不然，匈奴就会因为得到了西域，而利用西域丰厚的贡物和众多的兵马，骚扰攻击汉朝的边境。这是为仇人增加财富，为横暴的敌国增强实力。设置校尉，是为了宣扬推广汉朝的国威和恩德，以维系西域各国的归附之心，动摇匈奴的觊觎之意，不会带来消耗国家资财的忧虑。况且西域之人，并没有其它的要求，使节来到汉朝，不过是供应他们膳食而已。现在若是拒绝西域各国，它们势必归属北方的匈奴人。如果各种力量联合起来，一同侵略并州、凉州，那么国家的开支将不止十亿。我相信，设置西域校尉确实是有利的。）

　　这次记载于史册的著名廷议上，班勇根据自己当年和父亲在西域的经历和见闻，清晰地阐述了西域与中原的厉害关系，最终使得朝野部分接受了他的建议，向敦煌郡重新派遣营兵三百人，并设置西域副校尉驻守敦煌。但是，由于未能按班勇的建议越出边境，派遣西域长史率五百人屯扎楼兰，日后果然如班勇朝堂上之预言：延光二年，北匈奴果然会同车师国屡次侵犯边境，河西地区受到严重伤害，议者都人物应该复闭玉门、阳关以绝其患。好在敦煌太守张珰和朝臣陈忠上书切言利害，安帝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延光三年（公元124年）正月，班勇到达楼兰，首先对鄯善国采取怀柔政策，特加三绥以安其意。之后又对犹自疑未下的龟兹王白英开以恩信，恩威并举，使得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缚前来归服。在局势初步稳定后，班勇发动鄯善姑墨龟兹温宿兵步骑万余人进攻车师前王庭，击走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收前部五千余人――这次讨伐后，车师前部始得复开通。

　　在平定了车师国前部后，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秋天，班勇再次调发敦煌、张掖、酒泉的骑兵六千，联同鄯善、疏勒、车师前部的胡兵进攻车师后部王军就，一举击破其部，斩杀俘敌八千余人，缴获马畜五万余头，生擒车师后部王军就和匈奴持节使者，将他们押到他们当日杀害的前长使索班的地方斩首，以报其耻，并祭前长使索班。后飞马将车师后部王军就和匈奴持节使者的人头送回洛阳，悬挂于城门示众。（读《后汉书》至此段，令人激愤，这才是真正是汉人的气概，有恩必报，有仇亦必报，所谓“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让人为之遐想神往）
　　
　　东汉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班勇稳定了车师后部的局势后，立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王，又派人诛杀了和东汉王朝作对的东且弥王，更立他王。于是，班勇入西域不过数年，车师六国悉平皆数平定。这年冬天，班勇又发西域诸国兵攻击匈奴呼衍王，匈奴呼衍王不敌败走，其部署二万余人皆降，并擒获北匈奴单于的从兄。班勇特地让为东汉所立的车师后部王加特奴亲手将其杀死，使得车师后部结仇北匈奴，绝车师后部再结北匈奴之可能。北单于得知匈奴呼衍王惨败和从兄被诛杀的消息后，亲自率领一万余骑兵攻打车师后王国以报其仇。班勇早有准备，派遣假司马曹俊前去救援，在金且谷一站，单于作战不利后撤，曹俊率兵追击，斩杀其贵人骨都侯和部属甚多。北匈奴单于寻仇未成，反受沉重打击。于是，匈奴呼衍王部不得不迁到枯梧河畔居住，车师地区的北匈奴势力不复存在。

　　东汉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西域所有的城邦国家都已归服汉朝，只有焉耆王元孟未归附。班勇上奏朝廷，请求出兵讨伐元孟。于是，朝廷派敦煌太守张朗率河西四郡之兵三千人，配合班勇。班勇一并征发西域各国之兵，共四万余人，分两路进击焉耆。班勇走南道，张朗走北道，约定日期，到焉耆城下会师。但是敦煌太守张朗因为先前有罪，急于求功赎罪，就赶在约定日期之前，抵达爵离关，并派遣司马率军提前进攻，斩首二千余人，元孟害怕被杀，于是派使者请降并愿送侍子入朝。张朗便直接进入焉耆城，受降而回。结果，张朗得以免除诛杀，而班勇因迟到而被征回京都洛阳，下狱，免官（汉法以律令治天下，军法森严，失期当斩，因班勇前有功，故判为下狱免官）后来被朝廷赦免，老死于家中。

　　班勇被免官在家之际，将自己和其父在西域几十年的经历见闻收集整理，写成《西域记》一书，详实地介绍了西域的风土人情，地理概要等等一系列的情况，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西域情况的资料。今天我们看到的《后汉书·西域传》凡延光四年以前的记录，皆取自班勇之所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