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郛是亲日派吗

　　按黄郛的经历和他与日本的深厚关系，他很容易被看成是亲日派。当时的舆论和报章也是这样看待他的，他甚至被冠以“媚日”的恶名。沈亦云耿耿于此，在《亦云回忆》中多有辩白。

　　作者基于自己和日本人接触的感受和印象，和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生活的切实经历，深入剖析了当年的中日关系和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深层原因。作者拿这些舍身为国的日本人和当时的国民党上层人物进行相比，感叹即便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虽有建国抱负，而生活也不足以示范于人。随上下一心建国热而来的是日本人的“侵略狂”，这种“侵略狂”的肇事者多为不知战争之险的下级军佐，他们不断挑起中日争端。

　　由于积年受日本人的侵略，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沸腾已极，任何对日本让步的协议，都会被视为“卖国”，因此官员在和议场中所受的内外压力，甚至大于在战场的指挥官。如此两相夹逼，黄氏直如火上被烤的猴子。到了后来，黄氏实在受不了蒋汪对外冠冕堂皇的讲话带来的窝囊气，在给蒋介石有份电报中愤然云：“弟(蒋介石)如要兄(黄郛)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希望今后彼此真实地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

　　在黄氏殚精竭虑的斡旋下，1933年5月，屈辱的城下之盟“塘沽协定”终于签订，日本军队暂时撤出长城之外。紧接着，未公开而不为世人知晓的“北平谈判”协议、通邮通航协议，也先后签订。这些协议，屈辱地接受了日本人很多无理的要求，也使得华北的局面得以短暂的安定。

　　黄郛在华北任上经手的几起谈判和签约，都是在中方极端不利的前提下进行的。黄氏接受这样的担子，自己很清楚是如何的棘手。每次签约，都是在反复的斟酌、平衡和退让中进行，可以说都是一种不得已的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

　　如何评价黄郛

　　民国云谲波诡的政坛上，黄郛在政治和外交上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短短的五十七年的生涯里，参与了民国肇兴、军阀纷争到“七七事变“前中日交涉的很多重大事件。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中日关系史，都很难绕开他。

　　黄郛同时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一生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这在民国的政客中确实不多见。

　　黄郛去世后的七十多年里，关于他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他的评价，国共两党之间，官方和民间都迥然不同。黄郛死后，国民党政府曾经先后在1936年和1945年两次给予特别表彰，这在民国的政坛人物中，是绝无仅有的。褒词云：“智虑忠纯，文武兼资，致身革命，卓著勋劳……不避险阻，力任艰难，隐忍求全，用纾祸变，心孤事苦，尤人所难。”评价非常之高。

　　在民间，黄郛一直被看做亲日派的代表，在中国的语境下，这实际上和准汉奸已经相距不远了。他经手的几起中日交涉，如北伐期间的宁案和济南惨案，在当时已经很不被世人谅解。尤为人诟病的是，在他主持下于1933年签订的《塘沽协定》，激进者直斥其为“卖国”。在正统教科书里，对他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常见的评价是：黄氏秉承蒋介石旨意，推行媚日外交，在华北推行对日本帝国主义屈辱妥协的外交方针。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使日本侵略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合法化，为日本侵略华北洞开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