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八年(前239年)，在秦国都城咸阳传出了轰动一时 的消息：权势显赫的秦国相邦(宰相)吕不韦把他主编的巨著 《吕氏春秋》公布在咸阳市门，并悬赏“有谁能增改一个字，就赏 予千金”。尽管重赏的消息很快传遍国中，却没有人敢出来改动一 字。这时，吕不韦在秦国似乎是独一无二的“理论权威”了，权 势达到了顶峰。可是淮曾料想，仅仅事过两年，吕不韦就被宣布 与一起宫廷政变有牵连，被秦王政下令夺官，流放到蜀地去了。不久，吕不韦声流放途中自杀。
　　吕不韦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少有的商人出身的大政治家。他是怎样登上政治舞台的？他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他又是如何在风亏变幻的政治斗争中遭到失败的？要讲清这些事实，我要从秦王政八年(前239年)再往前追溯半个世纪。
富商大贾 秦国相邦
　　吕不韦是卫国国都濮阳人(今河南濮阳西南)，约生于赵惠文王九年(前290年)至赵惠文王十九年(前280年)之间，卒于赵王迁元年(前235年)。关于他的家世史无记载，很可能出生在一个珠宝商人家庭。吕不韦成年后就奔走于各国经商。后来他行商到韩国，成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家累千金”的巨富。他是怎样摇身一变，成为政治上的显赫人物？对这段史实《史记·吕不韦列传》和《战国策·秦策》都有大体相同的生动记载。战国时代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私营商业日益兴盛，商人十分活跃。有的身居显位的卿相也弃官经商。在这些大商人中不乏有政治头脑的人物。有些商人主张用兵家之道来经商，吕不韦却别具一格，是用经商之道来从政的。秦昭王四十二年(前265年)，吕不韦经商来到赵国都城邯郸，由于他对政局一向关心，当遇到秦国公子异人时，便产生了投身政治的想法。异人是秦国安国君的儿子、秦昭王的孙子。安国君正在这一年被立为太子。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异人不是长子，他的生母夏姬也不受宠爱。异人被送往赵国当人质，他虽然贵为王孙，但派往敌国，处境就很危险。由于秦国多次攻赵，异人在赵国很受冷遇，车辆日用都较简陋。吕不韦根据“人弃我取”的生意经，认为异人“奇货可居”，是一个可以收买，进行政治投机的对象。据《战国策·秦策五》记载，为此事，吕不韦曾回家与他父亲商量。吕不韦问他父亲：“耕田能获几倍的利？”他父亲说：“十倍的利。”吕不韦又问：“经营珠玉能赢几倍的利？”他父亲说：“百倍的利。”吕不韦再问：“帮助立一国之主，能赢几倍的利？”他父亲说：“无数的利。”吕不韦得出结论说：“现在努力耕田，不能保证吃饱穿暖，而帮助立一国之君，得到的好处，可以传之后世，这种大有利可图的事，何乐而不为呢!”看来，吕不韦和他父亲对经商和政治投机都是满在行的。
　　于是吕不韦主动去拜访异人，自称说：“我能叫你飞黄腾达。”异人当他是开玩笑，说：“你自己发财还来不及，怎么顾得上我呢？”吕不韦说：“你不知道，只有使你先发达了我才能发达。”异人听出他话中有话，就请他坐下深谈。
　　吕不韦说：“秦王老了，安国君做了太子。听说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只有华阳夫人能立继承人，但她又没有儿子。你兄弟二十多人，你排行中间，又长期在外作人质，关系疏远。一旦大王去世，安国君做了秦王，你哪有机会去争做太子呢？”
　　异人说：“是啊!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吕不韦说：“你客居此地：，景况不好，没有孝敬长辈结挛宾客的力量。我尽管不富裕，但可以拿出‘千金’去西游秦国，活动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你为继承人。”异人昕了喜出望外，当即向吕不韦叩头称谢，并表示如果这个计策能实现，“一定把秦国分一半给你，与你共同治理。”两人谈妥后，吕不韦先送“五百金”给异人，让他广结宾客，再甩“五百金”买了一批“奇物玩好”，自己带到咸阳，走华阳夫人姐姐的门路。他把这批宝物送给华阳夫人，又说了一通异人在赵如何贤明，日夜思念太子和夫人。夫人听了大喜，也对异人产生了很好的印象。
　　吕不韦看到时机成熟，就让华阳夫人的姐姐去说动夫人。这套说辞经过吕不韦指点，针对华阳夫人的心病，说得入情入理。其大意是这样的：“女人靠美貌得到宠爱，年老色衰就会失宠。只有乘受宠时，确立自己的儿子作王位继承人，这样丈夫去世之后，自己才不会失势。现在夫人没有亲生儿子，就应当及早在公子中物色一个，推举为继承人。现在异人主动来依附夫人，如果及时提拔他为继承人，他自然感激不尽，夫人在秦国的地位便永远不会动摇了。”
　　华阳夫人被说动了，就在安国君耳边吹风，说异人如何贤德，一定要立他为继承人。安国君终于同意，刻玉符起誓，确定异人为继承人。他们不断送钱财给异人，并聘请吕不韦做异人的师傅。异人回到秦国去见华阳夫人时，吕不韦知道这位夫人原籍楚国，就叫异人穿楚服进见。夫人见了非常高兴，当场叫他改名为子楚。吕不韦在邯郸娶了一个美貌的歌舞姬，异人见了很眼热，求不韦割爱，吕不韦也答应了。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年)正月，这个女人生了个儿子，取名叫政，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秦孝文王元年(前250年)安国君即位为秦孝文王，但登上宝座刚三天就去世了。异人继位，是为秦庄襄王。按照原来的约定，就让吕不韦任相邦，这样秦国的大权开始操在吕不韦手中了。

　　吕不韦这次政治投机，主观动机是为了追逐巨额赢利，求得传之后世的宠幸。也是为了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但从其客观效果来看，对稳定秦国的政局是有重要意义的。秦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国君去世，诸子争夺王位的内乱。秦孝文王过早去世，给秦国政局带来危机，由于及早确立子楚为王位继承人，才使秦国政权顺利转移到华阳太后、子楚、吕不韦手中，避免了内乱。子楚即位后三年又死了，继位的太子政仅十三岁。五年之间，秦国三易其主，现幼主新立，如果处置不当，还会出现动乱。在这紧要关头，吕不韦再次出任相邦。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他以三朝元老和“仲父”的身分，辅孤理政，再次稳定了秦国的政局。经几代人的努力，此时秦国已是战国七雄中最强的国家，由秦来完成统一已是大势所趋。这样秦国的政局稳定与否，就会关系到统一中国时间表的前后推移。面临这样的历史条件，吕不韦又作出了正确的抉择。他稳定国内后，就把完成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他自称“仲父”的用意就在此。春秋初期齐桓公用管仲辅佐，成就霸业，齐桓给管仲的尊号就是，“仲父”。吕不韦是要秦王政象齐桓公对待管仲那样尊重他，他就可以帮助秦王政去完成统一的历史使命了。
积极推进统一中国的大业
　　秦孝文王二年(前；249年)，庄襄王即位，吕不韦为相邦，封“文信侯”，从这时到韩王安元年(前238年)秦王赢政二十二岁亲政以前，秦国的军政大权就一直握在吕不韦手中。在这十二年中吕不韦为推行秦国统一全国的大业制订了政策，采取了有力措施：
　　在政治上吕不韦主要作了两方面的事：一是注意起用老臣宿将，调整好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以稳定国内的统治秩序；二是注意发现、荐举人才，让这些人才在统一大业中发挥作用。吕不韦是一个有见识的政治家，任相之初，“委国事大臣”，自己并不独揽大权。他注意起用昭王以来的一些老臣宿将。如老臣燕人蔡泽，曾因受人攻击，早已被迫告老称病。秦王政即位后，吕不韦又请他出山，参于朝政。后请他出使燕国，促成了秦燕连横。王龀、蒙骛这些昭王时的名将，吕不韦也继续委以重任，使他们在兼并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吕不韦还十分注意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任相后招致宾客三干人，目的就是网罗人才，组成一个计谋统一的“参谋部”。司马迁曾说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是说出了问题的实质的。在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中，就非常强调举贤人对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性。《慎行论》中说：“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古之有天下者……其所以得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都是说明得人才对得天下的重要。《吕氏春秋·士容》还讲了一则“狗乃取鼠”的故事，说有一个人为了让一只能捕獐麋豕鹿的好狗，执行猫的任务——捕鼠，就用夹子夹住这只狗后脚。嘲讽了压抑人才的社会现象。吕不韦不仅对人才问题十分重视，自己还发现引荐了不少人才。如后来当上秦始皇宰相的李斯，原是楚国上蔡的一个平民，战国末年入秦，为吕不韦门客。吕不韦发现他有才干，任为郎官(宫廷侍卫)，李斯才得以出入宫廷，有机会向秦王献上“灭六国、成统一”的计策，从而逐步受到重用。十二岁的少年甘罗因有奇才，也受到吕不韦破格重用，派他出使赵国，说动赵王割五城与秦，再联秦攻燕，掠地以偿。赵王后又献十一城于秦。甘罗因功封为上卿。
　　吕不韦认为对人才委以重任后就要赏罚严明。赏罚要不凭关系亲疏、个人好恶，而要考其实绩，做到因功授爵，赏罚必当。尽管在事实上他不可能真正做到事事赏罚严明，但提出这些主张，对整顿秦国吏治，加强国力是起了作用的。
　　在经济上，吕不韦强调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增强实力。《吕氏春秋》中就有专讲农事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文章。《上农》就是重农的意思，这篇阐述了农业与政治的关系。《任地》总结了精耕细作的十个问题。《辨土》讲如何使用土地，改良土质。《审时》讲庄稼与时间季节的关系。这些文章总结了战国以来农家的新经验；这足以说明吕不韦对农业的重视，也说明他和他的一些谋士对农业生产也是懂行的。吕不韦从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出发，认为只有重视农业，才能使民风纯朴，百姓易于驱使，边境得到安宁，君主的地位受到尊重，进而达到“并天卞’的目的。为此他强调国家必须劝民务农，不夺农时，用政策法令保证农业生产的进行。吕不韦还注意兴修水利，他第二次任相期间，修建了著名的郑国渠，大大改善了关中地区的灌溉条件，明显地提高了产量。这虽然增加了地主阶级的剥削量，但也带来了“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的历史成果。吕不韦采取上述政治经济措施，使秦国政局稳定，国力增强，比东方六国明显地古了优势，为秦的统一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秦统一六国，主要是通过兼并战争来实现的。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就在兼并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吕不韦任相后，坚持用兼并战争来实现统一，在军事理论上提出了一些卓越的见解，在作战指挥上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吕氏春秋》中有七篇文章对兼并战争中的军事理论问题作了探讨，这些文章汲取了春秋战国时期兵家的研究成果，并有所发展。吕不韦用这些军事理论指导了作战行动。
　　吕不韦及其谋士突出地阐明了秦进行兼并战争的必要性，驳斥了反对统一战争的“非攻”、“救守”学说。“非攻”之说最早是墨家学派提出来的。在战国前期，它反映人们要求摆脱战乱，求得安定的善良愿望，但到战国后期，这个学说被用来反对秦的统一战争了。“非攻”就是鼓吹停止军事进攻，实际上是反对秦军的进攻；“救守”就是呼吁受到秦国威胁的国家联合起来互相救援防守。《吕氏春秋》提出的一套战争观认为：战争是源于人类的本性的，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现象，因此战争是“不可禁，不可止”的。这套战争观当然不是科学的。因为战争只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在有了私有财产和阶级以后才产生的，战争也不是人类的天性。但是《吕氏春秋》指出当时兼并战争的不可避免，这还是正确的。吕不韦认为既然兼并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就不应当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鼓吹什么“非攻”、“救守”，而是应当首先区分战争的“义”与“不义”。在《吕氏春秋·禁塞》中明确指出：“现在不分别义与不义，而争着去采取救援防守的策略，不义的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害天下人民的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分清义与不义之后，对不义之兵来说，不论是攻、是守都是不可取的；对义兵来说，即使是攻伐，也是无可非议的，而且应予大力支持。当然吕不韦是站在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来区分战争的“义”与“不义”的，但是他强调对不同的战争应取不同的态度，这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吕不韦等人就是这样论证了秦进行兼并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的。他们大声疾呼秦国发兵是“诛暴救民”，是“天下良药”，是义兵，不能因为会带来死亡、破坏而废止战争，鼓吹什么“偃兵”，就象不能因为有噎死的人就“禁天下之食”，有淹死的人就“禁天下之船”一样。
　　和战国时期一些兵家一样，吕不韦也认为战争的胜负要取决于民心的向背。“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只有得民心，从民欲，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取得战争的胜利。更进一步的是，吕不韦提出为了争取民心还要讲究对敌国人民和军队的政策。开战之前，就应当明确宣布，战争是为了诛杀不称职的君王，消灭百姓的仇敌，而不去杀伤无罪的人民和杀死战俘。对归向的敌国官吏应予赏赐。进入敌境后应宣布“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虏奉而题归之。”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秦国过去“以斩首为勇”的传统法家政策，这当然是比较开明进步的。因为这不但可以减少统一战争中的阻力，也会起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保护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尽管这个政策在秦国并未贯彻到底，但是这个政策的提出是应予肯定的。
　　《吕氏春秋》还论述了军队士气、装备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士气高低是战争取胜的关键，装备兵器不可忽视，但不能作为取胜的唯一条件。要提高士气就要“爱士”，关心其饥寒，使之“乐为其君死”，同时要注意选拔良将带兵，这样才能战斗取胜。
　　对于作战的战略、战术，吕不韦及其谋士主张用威势来制服敌人，力争做到不战“敌已服”。如果交战的话，主张采用“急疾捷先”的机动战略，要“知时化”，“知虚实”，随着敌情变化制定战略战术。这些军事思想都是比较高明的。正是在这种军事思想指导下，吕不韦在推进秦国的兼并战争中能比较顺利地取得许多重大胜利。
　　具体来说，吕不韦在任相期间，在军事上取得了如下进展。(一)攻灭东周。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吕不韦任相不久，就亲自出马，攻灭了东周(战国时周天子所属的另一封国)，从此“东西周皆入于秦”。东周最后一个属国的灭亡，不仅使秦取得了河南(今河南洛阳)等通往东方的战略要地，而且结束了这个延续八百余年的天下共主的最后统治，使秦取得了统一天下的合法地位。
　　(二)辅佐秦庄襄王继续蚕食三晋。灭东周后秦国即派兵继续向东伐韩取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建立三川郡(黄河、洛水、伊水之间)。从此秦占有了中原心脏地区，秦边界逼近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秦庄襄王二年(前248年)秦完全占有了韩、魏上党郡(今山西东南部)，并北向攻赵，取得三十七城，建立太原郡。从此秦占有太行山以西地区，并控制了进出太行山的要道。
　　(三)秦王政三年(前244年)，吕不韦代理朝政后，又主持发动对三晋的大举进攻。这年蒙骜伐韩取得十三城。次年又伐魏取得二城。再次年又分兵三路向魏进攻，一共取得二十多城，使魏都大梁处于秦的三面包围之中。秦建立了东郡。下一年，秦又伐魏取得朝歌(今河南淇县)和卫的濮阳，把卫君角迁到野王(今河南沁阳)作为秦的附庸。秦王政九年(前238年)秦又攻得魏的首垣等地，扩大了东郡。东郡从三川郡以东，沿黄河南岸向东伸展，横插在赵、魏、齐三国之间。从此秦的领土和齐接界，切断了赵和魏、韩两国之间的联系，东郡就好象一个楔子打进了东方各国之间，造成了秦分割三晋，可以各个击破的态势。
　　同时，在吕不韦主持下，还妥善应付了战国时代东方五国最后两次合纵攻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当秦建立三川郡和太原郡，准备大举伐魏时，魏信陵君自赵返魏，联合魏、韩、赵、燕、楚五国之兵以抗秦，一度把秦将蒙骜击退，但未能挫伤秦的实力。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秦派人以重金离间信陵君和魏王的关系，魏王派人代信陵君将兵，信陵君从此引退，五国合纵抗秦也随之瓦解。秦王政六年(前241年)，由于秦兼并战争迅速发展，由赵将庞嫒再次组织韩、魏、赵、燕、楚五国合纵攻秦。进抵函谷关时，被秦军击败。此后楚国为避开秦军锋芒，把国都由陈(今河南淮阳)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从此山东诸国面临各个被击破之势，再也无力合纵抗秦了。
　　吕不韦任相期间继续执行“远交近攻”的传统作战方针，灭东周、伐三晋，屡战屡胜。兼并了大片土地，版图在六国中已首屈一指，造成了分割包围三晋的态势，使三晋朝不保夕，为最后消灭六国作好了准备。
创立新的大一统学说
　　随着秦军向东的胜利进军，秦国即将统一中国的大趋势已开始明朗。作为秦国相邦的吕不韦必然要研究完成统一中国的军政策略，以及统一后封建国家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在吕不韦领导下，集中宾客三千人，命众人著书，于秦王政八年(前239年)编，成《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个部分，加上《序意》共有一百六十一篇论文。但现仅存一百六十篇文章。这—是我国第一部有组织，有计划，集体编写的文集。这部书内容丰富，不仅论述了哲学、政治、军事和道德、伦理等问题，也包括不少历史和自然科学知识。它内容庞杂，类似后来的百科全书。在，理论观点上，它对先秦的儒、法、道、墨、兵、农、阴阳五行各派，兼包并容，有取有舍。所以尽管不少人称《吕氏春秋》为杂家代表作，实际上它却是庞而不杂。它已融汇诸子，后来居上，自—成一家了。下面着重谈谈从《吕氏春秋》中反映出来的吕不韦的政治学说。
　　吕不韦的政治学说，就是新的大一统学说，主要内容是：
　　(一)在理论上主张博采百家，化众为一，建立新的统一的思想体系。
　　战国末年随着经济、政治趋向统一，反映到思想界也出现了从百家争鸣到百家互相渗透，互相溶合的倾向。但是无论墨、儒、法等各家仍多主张斥异说，定一尊，即用自己一家之说去代替百家之说。而吕不韦主张的统一思想却是要化众为一，即要突破各学派的狭隘界限，“假人之长，补己之短”。要不拘一家，旁征博采，形成新的统一的思想体系。对此《吕氏春秋·用众》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天下本来是没有纯白的狐狸的，但是却有纯白的狐裘，这是从许多较白的狐狸皮里挑取来的。能够向众人吸取长处，这就是三皇五帝建大功成大名的原因。”《吕氏春秋》正是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博采众长的。比如它承继了儒家“德政”、“重民”的思想，却摒弃了儒家一些不切实际的说教；它吸收了法家“变法”、“耕战”的主张，却反对法家一味强调“严刑峻法”；它批判墨家“非攻”、“救守”之说，但主张“节葬”、“尊师”等又源自墨家。看来《吕氏春秋》确实不是诸子学说的随意凑合，而是有其取舍的，取舍的标准就是如何有利于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建立。尽管《吕氏春秋》由于出自众人之手，难免有前后矛盾、重复之处，但它确实已融会百家之长，成为一个新的统一的思想体系。吕不韦认为建立这种思想体系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应当说，这种思想体系的内容会随着历史发展而失去其意义，但他建立这种思想体系的方法却是包含着科学、合理的因素，今天也会给人以启示。(二)在政治上主张建立以天子为首的统一的封建王朝，结束分裂割据的局面。
　　和战国时期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一样，吕不韦也看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是积极主张结束分裂，谋求统一的。《吕氏春秋》认为战国由于分裂割据，成为一个“诈术并行，攻战不休”的“乱世”，百姓苦不堪言。他明确提出“一则治，两则乱”，认为社会治乱安危是与国家的统一还是分裂密切相关的。《吕氏春秋》打过一个比方：如果驾马车用四个人，各人使的劲不一样，马车连赶出大门都不可能。所以治国就更不能割据称雄，分庭抗礼了。“执一而万物治”，统一是国家社会治安的先决条件。这种认识当然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符合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要求的。怎样实现统一？除了前面提到的依靠义兵征伐之外，《吕氏春秋》：认为最紧要的就是重建以天子为首的统一王权，来结束分裂割据状态。“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累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吕不韦甚至认为天下大乱，百姓穷苦是王者创立新王朝的绝好机会，要建立统一的新王朝，必须了解人民的痛苦、意愿，争取人民的归向。
　　(三)主张实行中央集权，效法自然，统一政令。同时也主张对君权作必要的限制。
　　《吕氏春秋》认为，即将建立的统一的新王朝必须依据十二月令的自然变换，采取相应的政治措施。这自然是受了“天人相应”哲学的影响，但也是为了借助“月令”这个图式，有效地统一政令。“月令”根据每个月气候和生物、农作物生长的情况，制定了保护农业、手工业、林业、渔猎业的政策，这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至于按照春、夏、秋、冬四季，规定统治者在政治、军事、宗教、教育方面要采取什么行政措施，就有些过于机械了。
　　为了统一政令，吕不韦是主张中央集权的，即所谓“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执一就是中央集权的意思。为了实现中央集权，吕不韦认为必须“正名分”，即建立新的、统一的、封建等级制度。他把这看作是驾驭臣下的绳索。吕不韦也赞同法家提倡的君主必须有“权势”、懂“君术”的主张，但又认为对君权要有必要的限制，宣扬道家的“清静无为”之说，劝君主不要事事躬亲，而要着重选官用人，让臣下去竭诚尽力，即所谓“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吕不韦既强调君主集权，又强调君主无为，这似乎是很矛盾的，其实，这正是秦国当时政治生活中现实矛盾的反映。就对外而言，秦国要统一六国，削平群雄，当然要主张中央集权，要讲“君势”、“君术”。但是统一以后，内部君权与吕不韦这个“仲父”的矛盾很快就会突出出来。所以吕不韦又不得不求助于道家学说，主张虚君制，主张君主无为而治，甚至歌颂禅让制，唱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的高调。这些当然是说给秦王政听的，就是要秦王政成年亲政后，能当个无为而治的君主，这样吕不韦就可以继续大权在握，长享富贵了。表面十分矛盾的说法，统一在吕不韦现实的政治需要之中了。当然后来历史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按照吕不韦的主观愿望去发展，而是走向了他愿望的反面。
　　(四)在施政方针上，吕不韦主张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即所谓“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即治国要把行德、行义放在首位，反对法家单纯强调刑罚的统治方法。实际上就是要把政治教化与暴力镇压结合起来。
　　吕不韦创立的新的大一统学说，是战国时期经济政治发展的反映，它适应了正在从事统一事业的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为秦的统一事业作了舆论准备，提供了理论根据。为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增加了新的内容，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
吕不韦与秦王政的冲突
　　随着秦国统一战争的不断胜利，吕不韦的权势也日益扩大，取得的封地也越来越多。他最初“食蓝田十二县”，后来又“食河南、洛阳十万户”，接着燕国又送他河间十城作为封邑。吕不韦这样拥有三大食邑和“家僮万人”，是秦国以来相邦所未有的。吕不韦预期的“无数之利”似乎是全部兑现了。但是吕不韦是：—个外来的客卿，现在权势如此大，财富如此多，不能不引起秦王室的忌恨。于是秦王政与吕不韦为争夺最高政治权力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
　　秦主政八年(前239年)，赢政二十一岁了，按照秦国惯例，明年就要举行冠礼，开始亲自执政了。如前所述吕不韦不早不晚，就在这一年，把早已开始编纂的《吕氏春秋》抛出来了。很明显，这是做给秦王政看的；是要借此表明自己是秦国真正的理论权威，要秦王政亲政后，能按照他制定的施政方针行事。
　　但是秦王政却偏偏不是吕不韦所希望的那样顺从的君主。他生性专断骄横又雄才大略，根本不会听从吕不韦的摆布，也绝不会容忍吕不韦的权势。吕不韦和秦王政都主张统一，这使他们都成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人物，但是在哲学观点、政治学说和其它政治倾向上两人是有不同的。秦王政十分信仰法家韩非的政治学说，这与吕不韦的政治学说不少地方是针锋相对的。韩非反对“太臣专权”，认为这会造成“主失势而臣得国”。而吕不韦正是个专，权的大臣。韩非反对讲“仁义”，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斩首为勇”。而吕不韦是主张讲仁义、讲义兵、反对只讲严刑峻法、反对杀无罪之民的。吕不韦主张国君要“处虚”不必过问具体政务，而秦王政却主张所有国家大事，包括一切刑事案件，都要由他专断……权力的争夺、政见的分歧，看来是无法弥合的。
　　而这一冲突的爆发，其导火线却是“谬爱事件”。事情是这样的：据说吕不韦早就和秦王政的母亲私通，后来秦王政长大了，吕不韦怕秦王政发觉，就让自己的门客“大阴人”缪爱假充宦官，混入宫内，代替自己，与太后私通。缪爱和太后生了两个私生子，很得太后宠幸。甚至封为长信侯，得到山阳和河西、太原两郡作封地。他还和太后密谋：嬴政一死，就把私生子立为继承人。秦王政九年(前238年)秦王政到秦故都雍诚蕲年宫举行冠礼，缪爱乘此偷了秦王的御玺和太后的玺印发兵作乱。早有戒备的秦王政即令吕不韦、昌平君、昌文君等率军反击叛军，咸阳一战，叛军溃败，缪爱仓皇而逃。后被捕车裂，灭其三族。一年后秦王政借口吕不韦与政变有牵连，罢了他的相位。再过一年赢政又致吕不韦书信一封说：“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秦国要封你食河南十万户。你与秦有什么亲属关系？可以自称‘仲父’。你和你的家属还是发配到蜀地去吧！”下令把吕不韦流放到蜀地。吕不韦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乃饮鸩(毒酒)而死”。吕不韦死后，他的门客偷偷埋葬了他。嬴政知道后，又分别对他们作了处罚。这场斗争以秦王政的胜利而告结束。
　　秦王政似乎是取得了全胜，亲自掌权后更是把《吕氏春秋》抛在脑后。他遵循法家韩非的思想，固然使他加速了统一的步伐，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是他滥用民力，强征赋役，严刑峻法，滥杀百姓，又很快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以致秦始皇死后不久，秦朝就灭亡了。这当然又是秦始皇始料所不及的。有的史学家认为，如果秦始皇采用《吕氏春秋》作为他的施政方针，秦王朝或许会长治久安的。西汉初年鉴于秦王朝速亡的教训，统治者不得不采用“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之说，使汉初的政治安定、经济恢复。这也可以证明《吕氏春秋》的政治学说在封建大一统的各色理论中，并非是一无可取的。
　　总起来看，吕不韦作为战国后期由分裂走向统一这一历史转变时期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他两任秦国相邦，主持朝政，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方面为秦统一准备了有利条件，打下了基础。他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为封建大一统的理．论作了新的探索。尽管他和秦始皇政见有所不同，．又发生了激烈的权力冲突，但是事实说明秦始皇的统一与吕不韦的功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吕不韦作为一名由商人跃上政治舞台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固然表现了唯利是图、贪求权势的阶级历史局限性。但总其一生，他对秦统一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不愧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