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零年二月，鲁迅用化名黄棘，写五百字小文《张资平氏的“小说学”》，发表在四月号《萌芽》月刊。评论他人小说，需要通读和研究，指出问题所在，不能以轻薄讥骂混充文学批评。一味讥骂，即见世俗。

　　一个月后，五月一日，张资平发表《答黄棘氏》一文，驳斥这个隐身人。他说，玄珠(茅盾)有小说研究ABC，郁达夫也有“小说论”，我也打算编一部“小说学”。他质问鲁迅：“黄棘先生有什么权力禁止我编‘小说学’的讲义呢?”(注二)他讥讽鲁迅：“黄棘氏!你这样留神于报章的广告，几使我疑你和黄自平是同一人。假如我猜错了，那真是双黄前后相辉映啊!老实告诉黄棘氏，我不在《萌芽》上读到你的这篇名文，我还不知道《申报》有过这个消息的报告呢。敬谢黄棘氏，这样关心于我的起居啊。”

 

　　张资平怒斥鲁迅：“现在要正告黄棘氏，不要不读书而尽去‘援中国的老例’。假如英文教师同时对外国史有研究，当然可以教外国史;国文先生对伦理学有素养，也未尝不可以担任伦理学。‘二重的反革命者’，‘封建的余孽’，‘不得志的fascist’(见麦克昂氏的《批判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尚可以转化为革命文学的先锋!这就是唯物论的辩证法!黄棘氏知道否?”黄棘氏被张资平剥去假名，验明正身，痛加驳斥。鲁迅为自己的卑劣行为大丢脸面。张氏引用郭沫若(麦克昂、杜荃)一年前批鲁时下的断语“封建余孽”和“不得志的法西斯蒂”，为鲁迅忽然变成革命文学先锋而深感滑稽。张资平说，鲁迅这种“轻浮态度”和“故意歪曲”，“实在没有资格”投稿。他把讥刺还给鲁迅：“‘拔步飞跑’，从‘北新书局’跑出来，又跑向‘光华书局’里面去了!”鲁迅骂人小文招来叱骂，显见恶劣文风把笔斗引向下流。

　　鲁迅一九三零年一月发表的《流氓的变迁》已讥刺过张资平：“由现状再降下去，大概这一流人将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学家’张资平‘氏’的近作。”批评作家作品，需要态度正派、立论有据、说出道理，不能没有根据、阴阳怪气、徒有讥骂，那不是文学批评。

　　一九二八年创造社提倡革命文学之际，张资平翻译过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这也被鲁迅骂，似乎这东西只能鲁迅译，别人译不得。他谩骂张善于投机和变化：“至于张公，则伎俩高出万辈，即使加以猛烈之攻击，也决不会倒，他方法甚多，变化如意，近四年中，忽而普罗，忽而民主，忽而民族，尚在人记忆中，然此反复，于彼何损。文章的战斗，大家用笔，始有胜负可分，倘一面另用阴谋，即不成为战斗，而况专持粪帚乎?然此公实已道尽途穷，此后非带些叭命。”

　　一九三六年九月，死前一个月，鲁迅以化名晓角凑成《“立此存照”》之五，这篇五百字小文，引文二百字，从一张报纸上搜寻到一条关于张资平的小消息《张资平在女学生心中》，抄下来，发一段议论：“原意大约是要写他的‘颇为精明方正的’，但恰恰画出了开乐群书店赚钱时代的张资平老板面孔。最妙的是‘一手里经常夹着一个大皮包’，但其中‘只有恋爱小说的原稿与大学里讲义’：都是可以赚钱的货色，至于‘没有支票账册’，就活画了他用不着记账，和开支票付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