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与曾国藩

　　骆秉章在湖南任职的一段时间，和曾国藩私谊颇差，屡有磨擦。曾国藩建湘军之初，湖南提督鲍超极其怀恨，曾鼓动士兵武装围攻曾国藩住处，骆秉章近在咫尺却佯装不知。又如左宗棠为女婿捐军饷之事与曾闹翻，形成仇隙，骆秉章站在左宗棠一边，甚至不愿与曾国藩见面。曾国藩停舟在长沙城外，骆秉章前往邻舟拜客，却对曾国藩“跬步不前”。但骆秉章作为湖南军事首脑，他识大体、顾大局，曾配合共同对付太平军还是占第一位。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的湘军正是在骆的羽翼之下组建成军。

　　据查，咸丰六年（1856年）曾国藩派湘军入浙江，而湖南省经骆秉章批核每月解银支援湘军达三十万两，一年为三百余万两之巨。曾国藩困守南昌，骆秉章物伤其类，急命刘长佑、江忠济等部急援江西。

　　为何说骆秉章是小人

　　他因处死投诚石达开及其亲信，遭后人诟病。

　　农历四月十二日（公历5月29日），清军劫取马鞍山，太平军粮道尽失，陷入死地。最后激战至农历六月十三到二十七日，骆秉章命人竖起投诚免死的大旗，石达开写信给骆秉章，表示以个人生死来换取部下生命安全。骆秉章乘机派杨应刚赴紫打地石达开大营游说，力劝石达开解甲归田。石达开见大势已去，被迫与骆秉章订盟。不料骆秉璋却背信弃义，将石达开抓住。其部下缴械投诚后，骆秉章发路票遣散四千余人，尚有二千人安置在大树堡寺庙，骆秉章在一晚上将他们全部剿灭。

　　骆秉章在杀害石达开后给清廷的奏报，是清朝方面关于石达开大渡河之役的官方报告。但恰恰就是这份正式文书，充满了掩饰和伪造。特别是关于石达开被俘的经过，骆秉章说：臣前以石逆或传其死，倘能设法生擒，辨认真确，俾就 显戮，庶可以释群疑。当经杨应刚等以该逆无路逃生，于洗 马姑竖立‘投诚免死’大旗，石逆果携其一子及伪宰辅曾仕和、伪中亟黄再忠、伪恩丞相韦普成等并余党至洗马姑乞降。

　　这里他完全没有提到石达开想救全残众的事，也完全没有提 到他的下属深入“贼垒”设计诱擒的事——而这一番深入“贼垒 的功劳，刘蓉的禀报中是几次提到的，并且说：“非王松林深入贼巢，则石逆毙于乱军之中，亦断不能生得。”杨应刚、王松 林的活动，对清朝统治者可说立了大功。但骆秉章的奏报却无一字提到王松林，无一字提到有人深入“贼巢”活动，把这番功劳全部抹熬。其所以如此，一方面他要把功劳归于自己，仿佛他早已指示要“设法生擒”，这才有杨应刚在洗马姑竖立免死大旗;

　　而更主要的，是他要掩盖石达开落入清营的真正情由，因为这种情由不但不光彩，而且向朝廷报告也要多费口舌。骆秉章奏报中 完全略去杨应刚、王松林深入“贼巢”的事迹，可以反证杨应刚、 王松林的活动必有文章。掩盖了杨应刚、王松林的活动，石达开是怎样到清军之手的呢?于是相应地必须诬罔石达开：舍命全军的信和要求一概不提，只说他见了免死旗就自动来降。

　　由于把石达开“乞降”说成这样一件单纯的事，所以他也需 要掩饰6月14日派刘蓉去大渡河的原意。如前所引述，骆秉章是 在得知石达开被俘前“虑其伪降以缓我师，乘懈而逸，又虑诸将之不能善其后”而派去刘蓉的，这透露出他收到或知道了石达开 信件的消息。但后来他在奏报中却说：臣前于四月二十八日(6月14日)得报后，虑其余党歼除 不尽，札饬藩司刘蓉驰往大渡河，会同唐友耕等委办善后 事宜。

　　然而我们过去看到的骆秉章抄呈清廷的石达开供词，这句话却写作：“达开正欲投河自尽，因想真心投诚，或可侥幸免死，达开想救众人，俱令弃械投诚。”显然，骆秉章在这里加了半句，以致使文词、意思都显得不通。

　　骆秉章这篇奏报是石达开贪生乞降说的根据，但是，看来这个根据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