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闾瑛(1916—)，张学良 和于凤至 之女，其丈夫是毕业于东北大学的中美联谊会会长陶鹏飞，通晓七国语言。

于凤至苦等张学良

从1940年赴美就医到1990年辞世，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凭着“救汉卿，我要奋斗到最后一息”的信念，战病魔、炒股票、投资地产，成为一位杰出的事业家，在美国苦等了张学良50年。于凤至女士至死也没能再见张学良一面，这成了她一生之中最大的遗憾。1990年1月30日，于凤至在睡梦中安然逝去。

1940年春天，陪伴张学良过了4年颠沛流离的羁押生活，于凤至被确诊得了乳腺癌。无奈之下，张学良夫妇求助于宋美龄，在宋美龄的协调帮助下，于凤至来到美国治病。张学良在北京时的老朋友，前美国驻北京公使詹森·肯尼迪和夫人莉娜，帮助于凤至安排好住处并联系好医院。

哈克尼斯教会医院著名的肿瘤专家温斯顿·比尔为于凤至进行治疗，比尔先后为于凤至做了三次难度较大的肿瘤摘除手术，顺利摘除了左乳内三枚卵石大小的肿瘤。虽然三次手术过于麻烦，却可减少乳房外的创口。

然而，由于癌细胞的病变转移，一年后，比尔不得不提出摘除整个左乳的治疗方案。于凤至起初为保留左乳固执地僵持了几个月，后来在詹森·肯尼迪夫妇的极力劝说下，终于妥协，同意摘除左乳。

术后的化疗缓慢而痛苦，于凤至的头发几乎掉光了，人也变得愈加憔悴、虚弱，一向瘦弱的身体几乎成了皮包骨，体重不足45公斤，所幸的是性命终于保住了。

出院后，于凤至暂住在女儿张闾瑛家里，在女儿、女婿的精心照料下，她的身体逐渐康复。张闾瑛还聘请了家庭教师为她补习英文，她很快掌握了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

康复后，于凤至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她发现丈夫获释遥遥无期、在美国生活需要钱、孩子上学需要钱、治病需要钱，于凤至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钱对自己如此重要。

刚来美国时，热心的莉娜曾经带她去过华尔街股票交易大厅。莉娜告诉她，这是一个疯狂的地方，有的人可以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有的人可以一眨眼间成为穷光蛋。四处寻求生机时，于凤至第一个就想到了这个股票大厅。就这样，于凤至闯进了股海。凭着过人的胆识，她很快在股市里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于凤至张学良为什么离婚

据于凤至晚年回忆：

1939年末，我们又被押解到贵州省修文市。第二年春天我患了乳癌，汉卿沉痛地说：“你要找宋美龄了，要求她帮助送你去美国做手术。你会康复的，一旦病好了，也不要回来。不只是需要安排子女留在国外，而且要把“西安事变”的真相告诉世人。蒋介石背弃诺言，他是要千方百计伪造这不能见人的历史，你尽量帮我完成这个心愿吧。”

生离死别将临，多少夜二人不能成眠，边谈边泣，商议两人如何面对未来。议及我有可能不治，我要抓紧时间安置好子女在外省的生活，不要回到蒋统治区。汉卿应允我，任何情况下决不自杀，还特别明确指出：永远不会认罪，因为自己没有罪，并且是尽了力报效国家了。汉卿说：“赵四要来了，她会照料我，但是戴笠让她来，就是说明戴能控制她，对这点我们要清醒。”

1940年6月我到了美国纽约，在医院做了手术，经治疗得以痊愈。宋美龄、孔祥熙到纽约时，都来看望我，问我有什么要求，要帮助我。孔祥熙特别嘱咐我，不要在纽约、旧金山安家，说这两地情况复杂。为了汉卿来美和家人团聚，找一个其他城市的安静社区住。他语重情长，心意感人。在纽约，不止亲朋故友闻讯纷纷来相见，探询汉卿的情况以及要帮助我在美生活，更多的是不相识的侨胞知道是我后，都表示对汉卿为国牺牲的敬佩，并且都痛责蒋介石残害忠良。

孔祥熙请友人传话，说洛杉矶好莱坞市的山顶上有一小平房出售，山较高，道路窄小，社区的房屋少，很安静，所以想买下送给我。我到洛杉矶看房，如同他所介绍的，这房子的位置和它的幽静，来此居住很合适，我自己买下来，没有要孔祥熙赠送。对他的盛情心领。

在洛杉矶，我依靠我的经济知识买卖股票，每有盈余，就买近处房产出租，在美国安顿下来。孩子逐渐长大，成家立业了。因为在美国，以及我和宋美龄的关系，蒋介石一伙不便阻拦和汉卿联系，但也只限报平安而已，每知他安康，我唯有痛哭。

一年一年过去了。1964年，台湾市面上传出了汉卿在几年前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一个杂志发表了，遂即被查封。这是汉卿和我早就预料到的，只是想不到以这种形式出现。这是为了将蒋一伙被赶出大陆失败的责任推给汉卿，用以欺骗世人的手段。汉卿绝不承认有罪，何况他根本没有这个文学水准，赵四在学校没念过什么书，并没有如此文笔。

1964年，蒋介石策划了一个离婚、结婚的自欺欺人的丑剧，用所谓教会要求一妻的借口来堵住汉卿来美国和家人团聚、取得自由的路。

为了此事，某某(张家某远亲)突然由台湾来美国找我，这位一直没什么联系的人，竟开门见山说是为了汉卿办离婚的事来的。我问他是否是政府派来的，是台湾什么机关?他说：他是政府的公务人员，但不是奉政府之命而是为了汉卿的处境安危而来的。我问他：是汉卿委托你来?他犹豫了，回答说：不是，说是汉卿经过多年教育，已经认罪和守法了，愿意和赵四在台湾终老，所以才要办离婚的。并说：这是他到汉卿家里和汉卿、赵四三个人说这事，赵四说的。

我和汉卿电话中说此事，他说：“我们永远是我们，这事由你决定如何应付，我还是每天唱《四郎探母》。”

为了保护汉卿的安全，我给这个独裁者签字，但我也要向世人说明，我不承认强加给我的、非法的所谓离婚、结婚。汉卿的话“我们永远是我们”，够了，我们两人不承认它。宋美龄每年和我都互寄圣诞、新年贺卡。这年，她信封上仍然是写张夫人收。以后每年都如此。

赵四不顾当年的誓言，说永远感激我对她的恩德，说一辈子做汉卿的秘书，决不要任何名分等，今天如此，我不怪她。但是，她明知这是堵塞了汉卿可以得到自由的路，这是无可原谅的。

岁月如流，时光无情，儿子们都先我而去。我是在苦苦地等待汉卿啊!我只有在看到孙女、孙子们成长时，才略感到一点安慰。汉卿的这一嘱托，我办到了。(1989年2月1日)

台湾当局在接到于凤至亲笔签字的“解除婚姻协议”以后，1964年7月，张学良和赵四得以在台北杭州南路美国友人伊雅格的寓所里秘密举行了婚礼。当时参加婚礼的12个人中，就有宋美龄和张群，也只有他们二人知悉于凤至同意离婚的全部真相。

张学良沾花惹草于凤至为什么不管

辽源州的商务会长，就是我后来的岳父，他跟我父亲非常好，他看中了我父亲（的前途）。人们常说慧眼识真金，他说，我父亲这人可不是个平常人，他将来一定会有作为，就这样，我岳父和我父亲就给我和我的夫人（于凤至）订了亲家。

我太太比我大三岁，我们那时候，（结婚之前）都要先订亲，可我根本就不知道她长的什么样子，所以，我后来跟我太太就不太和气（和谐），我不喜欢我的太太，因为我们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我跟我太太说，你嫁错了人，你是贤妻良母呀，可是张学良恰好不要贤妻良母。

为什么？因为我是个上战场的人，打起仗来，真不知道谁能回来、谁回不来。我太太她对我很好，怎么好？为什么好？我给你说说个中道理。你们大概都不知道，我太太生我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得了很重的病，差不多就是不治之症了。

那时候，她的母亲还在，我的父亲也很喜欢我的这个太太，那会儿，她病得已经差不多快死了，中外医生都来诊治，束手无策了，都说她一定要死了，那就意味着， 她要给我扔下四个小孩子。于是，我岳母和我的母亲，她们就商量，说我的太太有一个侄女，就要我立刻娶她的这个侄女，以便日后能照料我们的四个小孩子。

我反对。我跟她们说，我太太她现在病得这么重，你们真的要我现在就娶她的侄女，那不是我这边结婚，那边催她死吗？那叫她心里多难过呀？我说，这样吧，我答 应你们，如果她真的死了，我一定娶她的侄女，你可以当面告诉她，她自己要愿意，愿意她侄女将来给她带孩子、管孩子。但是结婚，暂时先不要结。就这样，大家 都放心了。

后来，我太太的这个病，好了，没死。她就为这件事，很感动，所以，从那以后，她对我也就很放纵了，不再管我了，对于我在外面拈花惹草的，一概不管。或许她也知道，我和她不大合适。

（再后来）我太太随我到南京，又到上海，我的太太，后来拜了宋太太（宋家三姐妹的母亲）为干娘，那时候，都兴认干亲，我太太就是宋老太太的干女儿。

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太太。她就是这样子。当年我到浙江溪口（1937年1月）时，蒋夫人不让她跟着我，觉得她（四小姐）像个姨太太一样，蒋先生也觉得（她 跟着我）不是很方便。可是到了北投（张学良在台北的寓所），到了这个地方以后，蒋夫人开始变了，变得非常喜欢她。

我后来跟她结婚，差不多就是蒋夫人的力量。我们结婚的时候，蒋公没去，蒋夫人去了，我可以这样说：我和四小姐能够结婚，有蒋夫人一半的力量。因为蒋夫人非常喜欢她，当年不喜欢她，后来非常喜欢。

我做事情，向来是有分寸的。我也知道我自己，我给自己下个考语：“平生无缺憾，唯一好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