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个饱受非议的一个历史人物，肯定商鞅的人，比如王安石就认为：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近代的毛泽东对商鞅评价也很高，说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 理想主义者“。

　　但是有褒就有贬，对他的批评似乎盖过了赞扬。史学大师司马迁，在《史记商君传》中没有对商鞅死因进行认真梳理总结，只对商鞅做出六个字的 负面评价：”天资刻薄少恩“。对商鞅其人的评价，其实不光是他，而是任何历史人物，不主张过分带有道德色彩或者感情色彩的评价。政治就是 政治，政治上的是非，岂是一个”对“字，一个”错“字能够评判的?正因为商鞅的传奇性一生，才引得无数人对他人格的分析和研究，而商鞅作 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身份远非一个改革者、政治家就能概括的。

　　公元前339年，即秦惠文王元年，主导商鞅变法的商鞅因谋反罪被秦王车裂。消息一出，秦国有人欢喜有人忧，商鞅变法如此成功，为什么却不被 时人所挂记，他是个怎样的人?我们又该怎样评价他极其他的变法?

　　作为一个改革者、政治家，商鞅对秦国的强大，可谓功不可没。在秦国主持进行了两次大的变法改革，内容涉及广泛，从政治、军事一直到经济 ，整个秦国都沉浸在一种翻天覆地的改革浪潮中。与其他各国变法相比，商鞅在秦国实施的变法是最为全面、最为彻底也最为成功。商鞅标榜”法 家“，以严刑峻法治国，看似公平，实则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压制贵族势力，表面上看是”法治“，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人治“，商鞅的”法 治“则更多是压制贵族，他的改革变法触动了秦国宗室贵族集团的利益。司马迁也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族多怨望者。“，其客观结果就是 使得整体不可避免地向君主专制迈进。

　　变法之前，旧贵族的爵位和俸禄是世袭的，享受很多特权，改革后旧贵族没有立功的统统从宗室贵族名单上除名，无功不受禄，论功行赏，无功 去爵。相反，只要是有功劳即使是平民也有机会进入宗室贵族的名列，大大削弱了宗室贵族的权力，强化了王权，这一点可以说严重地扼制了世家 贵族的扩大，而解放的劳动力、土地大量地收归国家或进行再分配，是一种国家主义的实践。

　　在商鞅变法之前，当时各国的官爵都是世袭官制，这当然保证了贵族参政，同时也固化了阶层流动性。而商鞅激进的军功爵制，直接使得平民或者 奴隶有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而贵族则可能出局。在这种制度下，贵族根本就失去了人事权。商鞅变法还有一点就是法令的严格执行。”民无信不以 立“，商鞅通过太子赢驷的例子，告诉天下人法治的规则，首开连坐，五家为伍，十户为什，相互监视，检举揭发，一旦犯法刑罚甚是严重。虽然 社会风气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弄得人心惶惶，变法实行一年，受到官民强烈抵制，百姓纷纷到国都”上访“反对新法。

　　对商鞅的评价，还是要从导致的后果来看，非道德化的评价实际上非常难，对商鞅这类的历史人物或是历史事件，没有特定的答案，也没有不变的 真理。商鞅改革迎合了时代的潮流，他的法令也许看起来有些博弈性质，赚取政治资本，排挤政敌，商鞅亦如此。只是冷酷而坚定的商鞅做得有些 绝了，把自己的后路给断了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这跟他”天资刻薄少恩“固然有关系，他太不懂权术，必然难以善终。

　　树倒猢狲散，商鞅的宿命也是自古改革者特别是法家改革者的宿命，触动、牺牲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必然会受到他们的抱负。”在中国，变法都是 要死人的!“千百年后的改革家谭嗣同用自己的经历完美诠释了商鞅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