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前文提到的曾国藩被咸丰痛斥“好名”，老曾的情绪就在当年九月写给四个弟弟的家书中宣泄了出来，他是这样写的：“人之好名，谁不如我?”大家都好名，谁都跟我一样，明明就是针对咸丰的批评而写的，倾诉心中委屈。但总不能在家书中抱怨万岁爷吧?于是自我解释宽慰一番：“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

　　皇上骂老曾“好名”，老曾心里难堪，但从辩证的角度一想，老曾我有了美名，必定有人因此承受骂名，原因很简单，你的能耐显示了别人的无能，相比之下，人家比我老曾更难为情。老曾在家书里，这么一比较，心里也就释然了。接着，老曾上升到人格修养的程度：“兄惟谨慎谦虚，时时省惕而已。”以后一定谨慎谦虚，把尾巴藏得更深。紧跟着又化为对以后工作的憧憬：“能速将江面肃清，荡平此贼。”能将长江水面的太平军肃清，平定这场兵乱。心中的不确定感消除了，也就是不怕了。

　　本来被皇上骂了一通，心里发虚，可这么一写，怨气散了，办法找到了，自己给自己壮胆，不怕了。可见老曾的家书功能很大，既能化解闷气，又能提升品质。

　　你烦恼什么，就写出来，把它文字化、物质化，置放在你的眼前，成为一个可以客观观察的对象，也就是说将主体客体化，从“只在此山中”到“旁观者清”，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曾国藩在江西，饱受同僚欺凌，他带的兵也是受气包，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家信中，老曾哀叹自己的团队“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但自己毕竟是大哥，在向弟弟们倾诉烦恼时，总得给弟弟们一个好榜样，于是清醒地指明自己应有的态度：“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军事之万有一济。”对待侮辱，只有忍着不吱声，把业务干漂亮才是王道。

　　利用家书也可以帮自己传达愧疚和抑郁。老曾一生最不痛快的是在江西，咸丰七年(1857年)他给弟弟的信就提到：“余在外数年，吃亏受气实亦不少，他无所惭，独惭对江西绅士。”老曾在江西受困，正在煎熬关头，他老爸的死帮了他的忙，他借着奔丧守孝一溜烟走了。好几年后，老曾这块心病难去，便借着向正在江西当官的弟弟写信，表明自己的内疚。得罪一个省的精英，心里肯定发虚，有这封家书传达，也算是给内疚的自己壮一下胆。

　　曾国藩的家书，其实是将自己的恐惧、烦恼和压力文字化、物质化，在训导子弟的同时，也训导了自己。所以，曾国藩的家书，也是写给自己看的。